对的，应该绝对信仰，不能违抗；如果领导人的思想不对，而要人们一定都服从他，这就要丧邦了。
“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连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地举了过去的历史，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的风暴中，所亲身体会的经验，希望大家对这一节能有更深的体会。
画龙点睛
下面另外提到一个人叶公，他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用我们的口头语讲起来是一个小皇帝。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叶公好龙”，就是有关于他的典故。前面曾经提到过，此人在宫廷中墙上、梁上、柱上，到处画的、雕的都是龙。因之感动了真龙来，他却又吓死了。后人对于好讲道德，而真要他行德时又不干了；又如好交朋友，而朋友有困难时又不帮助了，这一类事故，便引用叶公的故事，说此人讲德道、好交友，如“叶公之好龙”。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春秋时，人口少，土地辽阔，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说，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在领导人来说，跟随的人，不愿离开；在外面的人都想回来；别处的人都想来投效，这就成功了。相反的，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在外面的人没有向心力，这就有问题。孔子这两句话，后世更引伸到外交上，能够与邻近的国家，相处得敦睦；而距离远的国家，也愿意来交往，这就做得很成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他来见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做地方官的为政大原则。这就是前面提到过，要有远大的眼光，百年大计。做一个地方首长，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的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接着，“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两句名言，大家都懂得，不须多说了。
下面举的一个例子，是法治思想与法理的重点，同时也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有关。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这个社会里，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诈。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的儿子会挺身而出，作证人。我们这个社会风气有多好！叶公这个话，我们要注意。无论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制度的，研究政治的，尽管只看到这么几句话，要领会出，对于社会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关系。
孔子听了他这几句话，答复说，我们那边社会的情形，与你们这里就这不同了。如果儿子做错事，当然父亲为了亲情，会为儿子隐瞒一点；父亲做错了事，儿子也当然替父亲隐瞒一番，这是人情之常。也许你看来这样不够诚实，不够直爽，可是所谓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这就是中国后世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假如讲法治的道理，父亲偷了东西，儿子告密，并没有错，在法律的观点上看，是合理的行为。从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这一对父子之间，早就有问题存在了。人与
人之间，不要说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间，也不免有这一点感情。如果人没有这点感情，而认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这个问题很大。所以这一段，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贯串了。
接着转了一个气势，上面是谈为政有关的问题，下面则谈学问修养方面。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讲到这里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整体思想都在谈仁，究竟对“仁”下的定义是什么？千余年来，对于孔子的仁，敢下一个定义的很少。《里仁》全篇讲仁，那都是讲仁的用，仁的行为，《颜渊》这一篇，孔子讲到仁，他下一个定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仁的体。颜渊再问方法，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修养到仁的方法。
现在《论语》已讲了一半，如果明辨一下，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我的感想，只可引佛学上一句话：“众盲摸角，各执一端。”从《论语》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都是讲仁的用。如勉强抓住其中那一点，就认为是仁的全体，就等于“众盲摸象，各执一端。”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从形而上的本体，到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用，都归到仁。
现在樊迟问仁，孔子讲的是对个人修养的仁，他说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诚恳，做事尽心负责任，对长官、朋友、部下，对任何人无有不尽心的。恭、敬、忠，
这三个要点具备了的人，即使到了毫无文化的野蛮地区，也是了不起的。这是仁的
用，他希望学生们在内圣外王的修养，都能做到这个重点。
是不是——士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上面曾经讲过“士”的观念，从一般的习惯，认为古代所讲的“士”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话实际上很笼统。古代的士，必须内在的道德，外在的学识，两方面都很好，才能称作士。子贡这里请教孔子，怎么样才叫士。
孔子说，第一是“行己有耻”。“有耻”包括了很多意义，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没有污点，这是对于自己的要求。我们每人几十年交来了许多朋友，其中的确有些人非常有耻，怕做错了事，怕难为情，自己没面子，不好意思。
真正爱好面子这一点心思，培养起来，就是最高的道德。
然后“使于四方”。“使于四方”，也可作社会关系来解释。强调一点来说，这里可以认为是偏重于外交。孔子有许多国民外交的工作，乃至代表政府的外交工作，都是子贡去做。所以狭义来说，做外交要“行己有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外交官以外的人，一样用得到。如果“行己有耻”，当外交官到外国去，对于职责、任务都能胜任愉快，这就叫士。孔子为什么作偏重外交的答复？我们要了解，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非常混乱，并不统一，各国诸侯，各自为政，处处用得到外
交，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我常说，读《春秋左传》，就可以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现在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放大。
讲到这一点，又涉及历史哲学了，曾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认为历史绝对不会重演的。这就成了历史哲学上的争论。而事实上历史会不会重演呢？我们可先读唐代窦巩的一首诗“伤心莫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这首诗全部都是哲学思想。东流的江水是一去不回的，但江水永远在东流，历史的原则是不会变，所以也可以说历史是反复的。因此认为要了解今日的国际大势，要读历史，尤其要读《春秋左传》，大原则不会错的，不过要自己去领悟。
因此我们读了这段书，知道孔子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认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达成任务，办得成功，是了不起的。子贡又问，这太高了，士也有各种各样的，其次又该怎样？孔子说，在宗族之间都称他为孝子，在邻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说他友爱，这也可称为士了。
子贡又问，再次一点该如何才是士？孔子说，到处要讲信用，要守信。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这一点要搞清楚，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些人要打倒它，实在不晓得活用。我们过去读书，总是问这个孩子读书读通了没有？不会问拿到文凭没有；学问要读“通”，要晓得活用的。孔子这里说的，一个人“言必信”，讲了的话一定要兑现。“行必果”，做事一定有结果，有始有终。这种人该不错吧！可是孔子说“小人哉！”这样是不错，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但并不一定可以处理国家大
事，这也可以叫作“士”。这是三种人才的分类。
子贡于是再问，现在一般从政的人，老师以为他们怎样？孔子说，那些都是为了领几斗米，拿点薪水的人，不必谈了。“斗筲之人”，这句话两个观念：一是只为了找个工作吃饭的人，哪里把国家天下事摆在心上，这种人算不了什么。一是可以解释为车载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不必谈。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上面讲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看法，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评语，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子认为这种人才还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赏两种人，就是狂、狷之士，这种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对交朋友而言，平常无所谓，到了真有困难时，能来帮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如何是狂？如何是狷？以前解说过，不必再重复了。
有恒为成功之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一路下来，都是讨论人的问题，以现代来说，包括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类别、人性的研究，这些都与为政有关系，到这里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春秋战国时的南方，像楚国，在长江以南，道家的思想比较发达。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如湖南、贵州、四川一直到西藏，现代所谓的神秘学都比较发达。印度也是这样，在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任何国家都是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北方的人个性坚强，行动果断；南方人比较优柔，也比较聪明。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这是什么道理？
扩大问题来研究，是因地质影响人的个性，前面提过，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各地人的性格，都有其地方性的特点。
古代把医和巫放在一起的巫术，包括了符咒，这些都是神秘学，涉及精神力量的问题。说到这里，问题又大了，这里巫医，是古代巫与医并称。古代的记载，巫为巫祝，后来医学有一科名“祝由科”，可也真灵。这些证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质，转变物质的，物质的根本在精神。如湖南辰洲派的符箓，怪事很多。
古代认为巫事虽是很浅薄的事，可是没有恒心，就学不会。孔子在这里引用南方人这个观念来说“善夫！”认为这话非常对，是真理。为什么？任何人做事没有决心，没有恒心，都做不成。常听人说中国功夫，什么是功夫？我说，方法加上时间，加上实验，就等于功夫。有方法没有用时间练习，怎么会有功夫？任何一种功夫都要有恒。下面孔子引用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经》上恒卦九三爻辞，卜卦用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修德行，如没有恒心，做做停停，终归没有结果，很难为情。这虽然是卜卦用的话，但真正懂了有恒的道理，用来处事，就不必去求神问卜，只有“自求多福”了。这和后来荀子解说的：“善于易者不卜。”是同一意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两句话用来解说前面所提到的“中行”的意义，是最恰当不过了。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小人就不一样了，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纵然影响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关头，意见冲突，相处就不会融洽，自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
乡愿之见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人，乡党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都欢喜他，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绝对认可。子贡又说，假如大家都说他坏，又怎么样？孔子说，也不可以如此随便附和。不如乡党中的好人喜欢他，乡党中的坏人讨厌他，才能断定他的好坏。
孔子这个道理，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现代说的“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很难判断。办地方选举或在司法上判案子，就要注意，有时候群众认为不对的，不一定真的不对；群众认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由此可见为政之难。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之人，与他共事，容易得很。因为君子人多半爱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处；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就很难了。从历史上看，许多好的大臣、好的领袖，都是这样，向一个好的主管提供一个意见，只要差不多，他就会接纳，准予酌情照办；但要想使他真的心里很高兴，就很难做到了。至于说不以光明正当的途径，而想讨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君子人对于部下，信任、体谅、因才起用。因此，作为一个主管的，对部下的建议，认为可行就采纳，不必
问这人本身的学识够与不够。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对部下的品德、才能、知识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则不易得。当主管的不必什么事都要自己计划，要量才而用，舍掉部下的缺点，用他的长处，下面一定能达成任务，这就是“使人也，器之。”
至于小人就很难共事。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兴了；乃至其他一下，他都高兴。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要求完备，样样要好，这做部下的就很难了。
孔子这些话，都是从政的经验，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