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新的，堪称国粹的——除去可以束之高阁的小件古董——早已被毁坏过千百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最纯的现代化国度。
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我们真是难以寻找到现代人与古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哪怕一个小小的侧面。古人生活中的信仰、敬畏、反省与自责（本来中国人这方面就欠缺）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古人的饮食、着装、出行、居住、聚会、结社、交往中所蕴含的合理与永恒的东西也早已被浮躁的现代人一笔勾销了，以至于要想拿出一套代表“中国人”的服饰来，不得不权且以满人的服饰——旗袍——代替，以消除什么都拿不出来的尴尬；要想拿出来一件古老传统艺术，不得不用只有二百年历史（与五千年文明史相比实在微不足道）的京剧充数；要想在饮食上证明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只能以北京烤鸭搪塞，而北京烤鸭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北京烤鸭诞生于1855年）。看一看二十世纪中国服装有多么大的变化，就知道中国人在形文化上是多么喜欢变了：世纪初有世纪初的服装，三四十年代有三四十年代的服装，五六十年代有五六十年代的服装，八九十年代有八九十年代的服装，现在有现在的服装，各个时期的服装各不搭界。文化生活也一样，以一二十年为周期，各个时期的文化生活完全不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话剧等现在已经不再受到青睐了。秧歌虽然复活，也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了。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不断改易着，以至于现代中国人很难感受到自己所在国度的悠久历史，很难感受到清晰可辨的历史脉搏。现在，不用说不知道祖先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爷爷奶奶姓名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功利化了。很少有人愿意为非功利的目的付出。“文革”时期，古人历千年而形成的本就少得可怜的规则、契约与承诺，于瞬间土崩瓦解了。全体都按照某些人的意志生活，“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意大利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深刻地指出，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一具木偶，表情呆滞，着一样的装，说一样的话，跳一样的舞，唱一样的歌，由别人牵动着绳索。总之，几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变换到了极点，无法更糟糕了。当时流行“革命化”的口号。革命化是“变”的最好注脚。革命化就是革一切的命，就是改变尚未改变的。它不是被动的回击，而是主动的出击。凡想得到的都是它的目标。
有什么必要保留古人生活的习惯呢？这个问题与“有什么必要丢弃古人的生活习惯呢”一样昭然。生活是个硕大无比的包容器，其中包含一部分人类共同的东西（既包括纵向的古人、今人，也包括横向的中国人、外国人），这部分东西是抽象的、永恒的，谁也没有毁坏它的权力。保留这些东西有利于防止生活被强大的外力异化，有利于防止自我的迷失，有利于延长文明的寿命（人类文明随时有被人类自己毁灭的可能，这绝非危言耸听）。生活有其自身的美学追求，保守那些永恒的价值就是保守生活原本的价值，说白了，就是保守人类自己。遗憾的是中国人缺乏这种保守意识，他们只是在有古董的场合看重年轮的价值，在其他场合则把年轮抛在一边，刻意追求外表万花筒般的变换。
诗歌艺术
中国不乏关于诗歌艺术的变论，归结起来有“推陈出新”、“翻陈出新”、“去陈出新”、“吐故纳新”、“标新立异”、“别树一帜”等。其中有内容求变的一面，也含有形式求变的急躁的一面。形式求变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诗经》、楚辞是以偶言（四言、六言）为主的杂言体，汉代发生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四六言句式被纳入到赋体之中，而诗歌渐渐走上了奇言（五言、七言）的历程。经历唐朝鼎盛时期，诗歌渐趋式微，宋朝时兴词，元朝时兴曲，明清时兴小说，二十世纪之后自由体新诗占据了诗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变，本身未可厚非，顾炎武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变论：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在关于内容需变的经典论述中，很难找到出其右者。可惜，顾炎武没有发现中国人所喜欢的变是改变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总结文体始盛终衰现象：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段论述被许多学者视为经典，用以说明中国诗歌文体“始盛终衰”的原因。内容上无法超越前人，遂打起了改变体裁的主意，终究改变体裁要比改变内容容易得多。无疑这是“始盛终衰”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求变的强烈欲望，不仅是诗歌，其他艺术形式也无不处于剧烈变易之中，而且很少出现“吃回头草”的现象，像苏东坡《前赤壁赋》那样脍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在苏东坡之后再也见不到了。此外跟诗歌紧密相连的“乐”也激烈地变动着。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雅乐，“诗三百”孔子都曾“弦歌之”。可见，那时诗歌与风、雅、颂进行了成功的合作，称之为“雅乐”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习惯性归纳。楚辞则是与楚乐结合。汉魏六朝，清商乐取代了雅乐，产生了所谓的乐府诗，曹丕的“援琴鸣弦拨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燕歌行》）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雅乐到唐代完全失传，清乐失传年代不详，但唐代盛行宴乐，可以判断，清商的寿命不会比雅乐长。现在，诗歌与音乐早已彻底分家了。
二十世纪初叶，新诗取代了旧体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尖新峭别，自成一体，轰动一时，曾被视为新诗之代表作。“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然而郭诗仅仅“阅”了一代人，还没有“阅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神州大地曾掀起过全民写诗的热潮，诗歌变为随意的宣泄与解嘲。至“文革”，诗歌变为诸如“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诗贵虚灵，不贵滞实”的基本原则。九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大行其道，乃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再往后就是一片喑哑了，诗坛应了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谶语。
不妨横向看一看世界诸国。当年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十四行诗至今仍是流行的诗体，美国惠特曼当年如何写诗，现代人还是那样写诗。日本的俳句、短歌丝毫未动，仍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玩物……在他们那里，诗歌形式几乎是永恒的，变换着的是诗歌内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内容不变，形式却走马灯似的变个没完。变到最后——诗歌彻底消失了。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日久生厌，就此思彼，弃良就莠，弃巧就拙，这一切都是几千年前种下的宿因所致。对于文化遗产，玩够了就扔掉——这是几千年来先人留下的积习，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
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就早已铸就了，简单概括就是在变动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易经》者“变经”也。卦就是一种变术。通过卦象可以窥视无涘无涯的世界。《易经》廓清混沌，为中国人提供认识世界的武器，功莫大焉，然而也存在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问题：《易经》讲变有余而讲不变不足。中国有关于“变”的经典，而没有关于“不变”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缺陷。中国人只掌握了半个认识论，并以这半个认识论对付整个世界，问题于焉而生。
总的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于不变中求变，换言之，是以变换求稳定，以小变维持大不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它。过去流行过所谓“让步政策”说，其实就是以小变求得大不变的具体表现。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皇权专制，始终没有发生过大变，就是因为变的冲动还未蓄积起来就已经耗散在小变之中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改革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兴皇帝也都是改革家，就是末代皇帝也大多是改革家。明末崇祯皇帝实施了多项改革，但是用这些改革之水去扑灭全国各地的暴动之火，无异于杯水车薪。清末西太后虽被讥为保守派代表，实则是个改革者。她的改革事项极多，甚至还制定出了实行宪政的方案——可惜，她手中挥动着一把尺子，凡出了格的大变，格杀勿论！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诸如明治维新那样真正的社会变革。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事半功倍的思维方式应该恰恰相反，是将剧烈变化寓于不变之中，尽量保持文化的形式，进行实质性变革。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硝烟弥漫，但其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杀得天昏地暗，哀鸿遍野，社会却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步。
中国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儒法道释的著述中。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重特殊而轻一般，重内敛而轻外释，重文字文化而轻脱文字文化，重实绩而轻精神，重感性而轻理性……这一共同特性派生出许多性质相近的价值观。比如由“法先王”派生出了对人格示范价值的推崇。历代帝王都要树立人格范式，以供全体效法。有意思的是，效法对象是不断变换的，而且周期极短，但人格示范的做法却悠长得让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尚变而又保守，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无关紧要的“变”给了事关重大的“不变”以最巧妙的掩饰。“文革”十年，天翻地覆地变，但醒过来一看，世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倒退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该变的东西纹丝未动。
当然，中国也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变，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如1905年废除科举就是罕见的一例。科举本无罪，罪在科举中的腐败，剜除了腐败，科举照样还是好东西，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不，非要把科举连根铲除，非要恢复大官孵化小官、老官孵化新官的“乱点鸳鸯谱”的旧制不可，结果只是使我们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无缘。
变与不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律背反，它像头顶上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拨开乌云的第一步是了解。
古人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任何国度，启蒙都是文明的首要步骤。对于中国来说，最该启蒙的莫过于厘清由变与不变搅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的谜团了。作为中国人太应该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了。中国人的第一特性就是喜欢变，第二特性就是喜欢固守不变。了解了这一点，才算真正了解了中国人。频繁的“变”引起怀旧；持恒的“不变”引起躁动。当今普遍弥漫的怀旧与躁动情愫就是变与不变的反拨，表现出人们对于变与不变的一种渴求。
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
“变”把作为民族聚合体的中国人弄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我们无法描述由古而今的“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许多人怀疑：究竟存在不存在由古而今的“中华民族”；“不变”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起来，使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世界格格不入。
到了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旷日无雨，赤地千里，最需要的是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最需要的是阳光。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解除关于变与不变的咒符，解构该变的（质文化），保守不该变的（形文化），以使我们中国社会真正成熟起来、进步起来，做到既传统又现代，既守旧又革新，既谦卑又高傲，既淳朴又文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廓清几千年的文明遗产，抛弃那些消极的质文化，继承那些积极的形文化。在质文化方面，我们要向世界靠拢，和最先进的国度保持同步；在形文化方面，我们要保守住国粹，虽千金而不易，像张扬个性那样张扬这些优秀的民族魂。
走出变与不变的怪圈，让历史与现代共舞。
注释：
〔1〕参见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的讲话。
〔2〕参见《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千秋不死的魂魄
千秋不死的灵魂
——绝句之旅
？ 李元洛
湘东北万山丛中的名城浏阳，我去朝拜已经不知多少回了，这不是因为那里有大围山与浏阳河等山水。以自然景观而言，中国超出它们的名山胜水不知还有多少；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名闻遐迩的烟花爆竹，烟花亮丽，爆竹喧阗，但毕竟只是光耀刹那或响亮一时。我去朝拜浏阳，或二三友人结伴偕行，或一人孤身独往，除了那里是胡耀邦同志的故里，还因为在一百多年前那风雨如晦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新旧世纪交接的时刻，那里的群山峻岭推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梁启超语）谭嗣同。
谭嗣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男子，中华民族的伟丈夫。烈火狂飙，是他的名字；松魂桂魄，是他的名字；银汉星斗，是他的名字；不废江河，是他的名字。浏阳北正街他的故居，才常路他的纪念馆，城外牛石乡山上他的墓地，我多次徘徊凭吊，多少回高歌低咏他的诗章，顶礼伟大的英烈，扼腕造化的弄人，感喟人世的多艰与沧桑。
一
早生于谭嗣同一百余载，而享年和谭嗣同竟然相同的黄仲则，是清王朝所谓“乾嘉盛世”诗国天空的一颗彗星。他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