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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公共服务部门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种官员心态与多数派阶级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关。即使在多数人不靠国家的静脉滴液维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样）的社会里，安全和有条不紊的升迁、可靠又不太紧张的职业工作和一种可预计的公事公办的统治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变成为人们在很多生活领域里的优先的期望。这里嘲讽又是不合适的。公共服务的生活可能不太会令人激动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兴奋不已，它可能没有为革新和不寻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然而，它是一种能满足很多要求的、相当重要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有关现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个例子。马克斯·韦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棱两可特性，充分阐明了这类矛盾。理性地实行统治，可克服从前的统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极端发展，它也构成顺从依附的外壳的威胁，在这个外壳里，一切首创精神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窒息。这个抽象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关联，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话。它首先证明，什么东西被描写为善良意图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昂贵的。福利国家体现着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为了达到一种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标，正式的应得权利、收入转移支付、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教育计划，等等，都是必要的。这样产生的一揽子计划是必须花钱支付的，必须进行管理的。这本身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者成问题。但是，社会国家的机器破坏社会国家的意图的时刻就来临了。
在开支方面，社会政策计划要求几乎无限制的义务。教育或保健医疗福利永远是没有够的时候。医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昂贵，人口和社会的因素导致更高的需求，这个时候，保健医疗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现实的费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着不再进一步提高国家开支的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外，也有种种问题。如果退休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养教育的时间变长，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现有的就业人员和企业的征税，必然会超过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时会超过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见的荒谬出现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而他们的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长。它们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而是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所期望的供给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很多人发现，他们从国家拿回来的，实际上与他们先前交纳的一样多；税收作为应得权利又返回它们原来从中掏出来的腰包里。
这是一些不充分的陈述。人们还可以补充：至少得补充这个过程的行政管理费用。还有应得权利款项流通的摩擦损耗费用，它们的名称就叫做“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社会国家的最大的矛盾。它意味着，那些应该关怀他人的人，如教师和护士，俺没在行政工作中。此外，它还意味着，接受服务的人不能要求简单的和明白易懂的权利，而是不得不经受忍辱屈尊，他们必须填写表格，公开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排长蛇阵等待，才能在某些机关办公室商议和讨价还价，到底国家哪个部门应该负责为他们提供一份大锅饭。作为一种起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可能确定如此的官僚体制化的结果，个人的问题被普遍化、格式化了，并被归入档案卷宗或计算机磁带，变成为非个人的事例了。这种结果是不恰当的，并导致不快和恼火。很多人没有行使他们的应得权利；整个程序令他们厌烦，或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他们不想知道，因为它会令人厌烦。一种公正的体制变成为一种不公正的现实。
无疑，这是一些夸张说法，不得误解它们，不得把它们看做是在要求要给社会国家的拆台。然而，在这里，我们借助它们应该能够强调70年代的发现：事物不能简单地再像以往那样继续发展。这个发现甚至也不局限在政治权利方面。当约汉诺·施特拉舍尔（Johano Strasser）撰写他的著作《社会国家的极限吗？》之时，他对他自己的问号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主张更多一些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更少一些。人们熟悉的社会国家借以界定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他这样立论道），实际上制造着新的社会难题。贫困化的老人，社会边缘化的客籍工人，年轻的吸毒者，“文明病”患者包括心理障碍患者，事故受害者，他们都生活在窘迫困顿之中，然而却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施特拉舍尔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左派对善意的国家的信仰，不过，他在寻找增进人的“自决权和负责任的参与”的精神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更多的自助，强化社会福利网，一种新的团结互助。
这类解决办法固然可以讨论，然而困难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70年代的危机之一是国家的危机。社会国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民主的共同体里产生过分强大的国家的例子。国家公共开支的发展情况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占有份额在70年代增长到50％，甚至更多。官员情结的根基不仅在于就业结构，而且也在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或者不管它叫其他什么名字，征服了世界。各国政府到处、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求让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也是它们所期待的。这既适用于经济不景气，也适用于自然灾害，从最小的村庄，直至整个世界，皆无不如此。
一方面期望在上升，想一步登天，另一方面，失望虎视眈眈，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着人们。70年代也是一个“民主处于危机之中”（这里借用1975年致由欧美日首脑们组成的三边委员会的一篇报告的标题）的时代。倘若要在参加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经济学家之后，再加上一个长长的政治学家名单，这并不难，这些政治学家们在70年代对关于政府能否执政的辩论作出了贡献。此外，两种争论的链条至少在一个方面相互衔接。如果民主对于多数派阶级来说，成为政治的企业家们争取选票的一种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的成就则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至少提供若干许诺过的物品，那么，供给的增长也是这种博奕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正在变成一种正数和博奕，倘若经济数字相加不再能够正好得出正数和，这种博奔就有危险。
我已经试图指出，民主的经济理论哪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严重的缺点，不过，尤其是在大多数的政治文化里，它是不能应用的。然而，经济状况对于政府能否执政的问题、甚至是合法性的问题，有着显然的影响。英国作者詹姆斯·阿尔特（JamesAlt）观察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民意测验数据。他发现，人们认为虽然人们对直接和遥远的东西有着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完全有可能在一起生活，并且会相信，他们本身虽然情况很好，但是他们的国家却在经历着一个毋宁说是很坏的时期。虽然个人是满意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很有趣的。不过在70年代，这种正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们骤然发现了在他们个人的舒适和他们国家的舒适之间的一种相互联系，而且两种舒适似乎同时在减少。当时，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软弱无力的最明显的象征。如果我们附和阿尔特的看法，结果“并不是一种抗议的政策，而是一种令幻想悄悄破灭的政策”。人们不再对政府期望很多。他们压低自己的期望。庞大的国家不是被拆毁，而是被它的公民们所离弃。
在一些乐于使用分量更加重的词汇的文化里，这类观察导致这样的论断，即认为各种民主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或者现代的）社会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压抑的和投人以把柄的表述，因此我避免使用它，不过也由于内容的原因，我避免使用它。合法性危机描写的是一种对各种政治机构的怀疑使得这些机构本身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情势。在3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里有过一次合法性危机。在50年代末期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许也经历过一种这样的危机，虽然法国危机的确切本质提出的问题，比1959年建立第五共和国令人揣想的问题还要多。在70年代，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在美国导致人们对总统职位设置的广泛怀疑，但是，宪法危机很快就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里会发生类似戏剧性的事件。因此，如果像罗马俱乐部预告那种未作具体说明的灾难那样来谈论合法性危机，这同样也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有新的问题，也会有变化。在90年代的执政意味着有些不同于80年代的执政，后者又不同于70年代的执政。本过，这些变化的特征，毋宁说，是不动声响、悄然而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难于给所描写的各种进程命名的一个原因。于尔根·哈伯马斯急中生智，干脆称这种现象是新的漫无头绪；至少在这一节里，我在这一点上附和他的观点。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面对扩大公民权利的要求失灵了。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彻底的国家，至少在德国不曾有过。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拉萨尔怀着论战的意图，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国家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任务，新任务要求愈来愈高的税收和愈来愈多的官员，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守夜人守护着法律和秩序，公民——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则睡安稳觉，毋宁说，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为施主。施主没有一时一刻不把眼睛盯住他的公民——或者他们最终是臣仆？这就导致了被米歇尔·克罗齐（Mishel Crozier）和其他一些人称作为国家职能“超负荷”的状态。这种庞大国家能否完成它所承担的一切任务，这永远不是十分可能的，更不用说，既要让它完成这些任务，又要它维护自由的宪法了。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尽管有社团主义和附属于社团主义的一切东西，完成这件事情比所能预见的还好一些。然而，后来它发现自己身陷于我们这章里所探讨的种种问题的泥潭里。一种恶劣的世界气候与对经济增长的怀疑、动荡的社会国家和公民参与的种种矛盾相互结合在一起了。
对于好些人来说，对这一切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就是：少一些国家干预。然而，即使这种趋势转折的追随者们，当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未曾去实践这种转变。例如，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主义的方案，特别是如果系统地支持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也属于该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话，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军事项目。另外那些把约翰诺·施特拉舍尔的建议推崇到作为一种替代性生活变迁高度的人，同样也没有多少贡献；在作用方面，他们听任统治的权力去发挥，也就是说，听命于多数派的利益和生存机会。因此，漫无头绪起初曾经是（而且也许现在还是）日常的主题。庞大国家还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伴随我们一阵子，虽然公民社会及其固有的人的活动的中心可能日益重要，使国家的任务重新减缩为定定基调和作为仲裁法官发挥作用。在国家充当守夜人和施主之后，要给国家取一个名字并非轻而易举。它将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位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感觉的鼓动者？成为一位假装控制一切、不过人们偶尔也能甩掉他的导游？或者也许是一位运动员的教练，他同时是比赛的一部分，又负责分配角色和关照运动队的情绪？
4．后工业社会？
在这本书里，我一直优先注重分析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而不是去推测诸如各种价值之类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决定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在价值的世界里，几乎一切东西都是适用的，很容易作出一些论断，同样也很难赋予它以实质，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反驳了。我们越来越接近直接面对的当前，当然就越不容易回避要去研究人们能有什么意见、什么感觉、因此能做些什么。很多结构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一种从前的物态中观察它们。“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这种无定形的状态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状态并非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就业结构的某些变化就已经很大。在整个战后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起初还在不断上升，随后就达到和超过了顶点；扩张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情况的发展在70年代具有一种还要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凡是在还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国），从事农业的人数再次明显地下降，到1980年前后，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农业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国家里，在5％以下。同时，工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下降十分明显，从占就业人数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说，现代的服务业在进一步扩展。1980年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整个从业人员的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应该承认，服务行业职业这个范畴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既不是在第一行业里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业里工作。这种趋势又继续发展了。
这种趋势只能在技术的意义上，为“后工业社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