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相爱。混格洛夫顺水推舟把柳邦加嫁给了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克鲁齐菲尔斯基的同学、田庄领主别里托夫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别里托夫与柳邦加暗中产生了强烈的恋情，这使他们三人都异常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别里托夫再次远游，但他的离去并没能使克鲁齐菲尔斯基和柳邦加之间的爱情重新恢复，柳邦加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鲁克齐菲尔斯基只能在酗酒中消磨时光。这三个好人为什么同样遭受了这种不幸和痛苦，作者通过展现三个人物的性格，提出并回答了“谁之罪”的问题，把矛头对准了造成三个青年不幸命运的农奴制社会。克鲁齐菲尔斯基是个穷医生的儿子，贫穷屈辱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软弱忧郁的性格，他“天性温顺，不但不想与现实进行斗争，反而因它的压力而退缩”，他的软弱使他在别里托夫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渺小和缺乏光彩。别里托夫是当时进步青年贵族的代表，他很聪明，又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激进的思想，正是他身上的光彩吸引了柳邦加，使后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别里托夫的出身与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勇于投身社会的有作为的人，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废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柳邦加被认为是“第一个以独立的人之姿态在俄国出现的女人”，她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她的身世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在那种环境中永远只能是个孤独的人，她与克鲁齐菲尔斯基的相爱正是她反抗周围环境的结果。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有“宏伟抱负”的别里托夫，她爱别里托夫，那是她理想追求的一部分。为理想而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特征。但柳邦加所追求的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在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中，赫尔岑为我们挖掘出了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即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这三个人本来都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周围人们的庸俗无知、死气沉沉，贵族们的专横残暴和农民们的悲惨处境，使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在这里生存，这里有的只是令人窒息、毫无生机的气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们的生活只能以消沉和失意而告终。赫尔岑通过三个人物的命运控诉了俄国社会对人才的扼杀和给生活带来的灾害，在赫尔岑的笔下，任何恶的品性都能追根溯源到其最后的元凶，这就是俄国的农奴制。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此，要消除人们生活中的悲剧，就必须铲除农奴制制度。
赫尔岑一生追求，试图为祖国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之路，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使他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已达到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作为革命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第四节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创作跨越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漫长的岁月，他以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被人们称为“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一生创作颇丰，他的许多作品以其精湛的艺术美被奉为俄国文学的精典。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9月出生在奥勒尔市一位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位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个很有文化教养、但却相当严厉的女地主。作家的童年生活在母亲的庄园里度过。封建庄园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阴暗的记忆。
1827年，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居莫斯科，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1833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1837年，他大学毕业。
1838年，屠格涅夫去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文学。1841年回国，1842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1843年，他认识了别林斯基。与别林斯基的相识与交往对屠格涅夫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847年，他与别林斯基一起周游德国各地，在这一年，他还亲眼目睹了法国二月革命。他的现实主义重要作品《猎人笔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与母亲不和，屠格涅夫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的《食客》（1848）、《单身汉》（1849）和《乡村一月》（1850）等都是名篇，在这些剧本中，屠格涅夫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社会风习，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50年，屠格涅夫回到俄国。1852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而被捕，在拘禁中他写了著名的小说《木木》。一个月后，他被流放，其实，这次流放是沙皇对他写作《猎人笔记的》报复。1853年，屠格涅夫被解除流放，重回彼得堡。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罗亭》（1856）、《阿霞》（1858）、《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和《处女地》（1877）等。
六十年代初，屠格涅夫的《前夜》发表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触怒了屠格涅夫，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从根本上并没有站在民主主义者一边，所以，文章中就《前夜》联系俄国现实对革命的分析和预测，是不可能得到屠格涅夫赞同的。为此，他断然宣布同合作了十年的《现代人》杂志决裂。七十年代，屠格涅夫移居法国。《处女地》就是他在国外同“民粹派”人士接触的结果，也反映了屠格涅夫头脑中始终未得到解决的矛盾。
在1878年至1882年这几年间，屠格涅夫还创作了八十多篇散文诗，这些诗是他创作思想的体现，是他数十年对社会和人生思考的结果。这些诗中，有的感叹了人生的空虚、幸福的渺茫和自然的冷漠无情，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则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末来的信心。《门槛》便是其中的名篇。它塑造了一个原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女革命家的形象。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隽永优美，充满激情，语言锤炼精致有味，是俄国文学宝库中一块光彩夺目的魂宝。
1880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俄国，在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上，他曾表示了叶落归根的愿望，但两年多以后，他却因脊椎癌病客死法国。按照屠格涅夫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彼得堡，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他反农奴制立场的见证。它的第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发表在1847年的《现代人》杂志上，以后屠格涅夫又陆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二十来篇故事，1852年出单行本时，共有二十二个短篇（1880年定版的版本中增加了三篇，共二十五个短篇）。
《猎人笔记》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国农村生活。反对农奴制度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在这部书中，屠格涅夫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地主形象，并把他们的生活加以对照。首先，作家在对比农民和地主的精神世界时，赞扬了农民道德品质的崇高和丰富。
《霍尔卡里内奇》塑造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农民形象。霍尔是个聪明、能干、善于理财持家的人，他生活得很实际，而长里内奇却正好相反，他富于幻想，热情而浪漫，是个理想型的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却有很高的天赋的创造能力，如果没有农奴制条件的限制，他们会更有作为。《歌手》中的天才农民歌手、《孤狼》中的看林人等普通农民身上，都有着朴实、善良、勤劳、正直这些美好品德。对农民所受到的摧残和侮辱，屠格涅夫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屠格涅夫的同情是在农民一边的。
但屠格涅夫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并没有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没落、罪恶的整体来看，相反，他塑造了一些善良的地主形象。对农民的处境，他并没有希望用暴力推翻压迫农民的国家机器，而是希望用改良的办法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些都妨碍了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展露了其描写风景的非凡才华，俄罗斯的森林、天空、田野和草原在他廖廖数笔的勾勒下顿时显得生动鲜明，令人神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创作代表了屠格涅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屠格涅夫在五十一七十年代间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这便是他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 《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反映了三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启蒙宜传活动，六十年代前后废除农奴制的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民粹派”运动，塑造了一系列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聪明热情、才华横溢，对未来充满热烈的向往，却又脱离人民，所以最后只能一事无成，成为一个“多余人”。他象一个“无根的浮萍”，永远也没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括中的位置。比起普希金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罗亭具有更强和更自觉的批判意识，他所进行的反农奴制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这是五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大进步。
《贵族之家》也是描写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悲剧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同样是一位热情但又缺乏具体行动目标的人。在他经过对爱情的失望后，是纯洁而美丽的丽莎重新点燃了他的爱情之火。但当他的妻子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茫然失措，无所作为，任真正的幸福离他而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目渐缩小，而变成了一个懒惰的、令人惋惜的阶层。
《前夜》被称为俄罗斯文学史中最早歌颂“新人”的作品之一。贵族姑娘叶莲娜不顾家庭的反对而远离故乡，嫁给了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革命青年英沙诺夫。当英沙诺夫去世后，她毅然继续奔赴保加利亚，投身到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叶莲娜是个比以住小说中的女性更具有革命觉悟的妇女形象。她的出现，已预示了俄国社会中新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长篇小说《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在与《现代人》杂志决裂以后发表的重要作品。作者通过反映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父与子”的相互关系，表现自由主义贵族同平民知识分子的较量。
小说的情节在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他的同学阿尔卡基和阿尔卡基的伯父巴维尔之间展开。巴扎罗天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崇尚唯物论，充满强烈的否定精神。认为“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对改变现实是毫无用处的，他所遵从的原则，就是行动。他代表了 60年代最进步的思想。巴维尔·基尔沙诺夫是“父”辈的代表，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维护者，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虽竭力反对巴扎罗夫的各种主张，但总是敌不过对方，最后在与巴扎罗夫的决斗受伤，从此一蹶不振。巴维尔的弟弟尼古拉是个善良温和的地主，他沉湎于空想而在现实中一无所为，他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巴扎罗夫较量。巴扎罗夫的同学阿尔卡基是个天真的青年贵族，他有时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但实际上却离他的父亲和伯父更近一些，在思想感情上，他更倾向于他们，最后他继承了父辈的庄园，成了“父”辈中的一员。
《父与子》发表后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并对此展开了争论。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屠格涅夫，他不可能完全站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一边，在巴扎罗夫的身上，充满了许多矛盾。他既是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却又没有行动；他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又时时感到同人民的隔阂。这个矛盾的性格，充分反映出作者自身的思想矛盾。所以，当时进步的文学批评界并没有将马扎罗夫视为真正的革命民主主战士。尽管如此，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在当时的确有着进步意义。
屠格涅夫的小说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它们内容丰富，但篇幅并不长，其中的人物深刻，常常具有典型意义，但人物并不繁杂。整个小说结构严谨而流畅，文笔抒情而充满诗意，尤其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体现着人们对俄国妇女的最高理想，充满着强大的艺术魅力。
第五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戏剧家，他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其丰厚的创作遗产，在俄国文学史，乃到世界的戏剧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以他的创作活动，继承并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他的出现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重现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于182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市民家庭，他的父亲在法院供职，母亲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生长在莫斯河南区，这里是商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他很小就十分熟悉商人的生活。1835年，他考入了省立中学，在这一时期萌生了对文学和戏剧的强烈兴趣。1840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缺乏兴趣而很快便退学了。
1843年及以后的数年，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直在莫斯科的多所法院中工作。这一时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深入地了解了商人、官吏和小市民的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面貌，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他在法院供职期间，但真正引起轰动的剧作，是他写于 1849年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这部戏是奥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