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 第15部分

　　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涅克拉索夫以更高的热情写下了几部叙事长诗，即：《祖父》（1870）、《俄罗斯妇女》（1872—1873）、《同时代的人们》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等。《俄罗斯妇女》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赞扬了一群“俄罗斯妇女”献身正义事业、追求崇高理想的高贵品德。长篇讽刺诗《同时代的人们》揭示了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各种丑陋习俗的可怕画面。

　　涅克拉索夫一生都在以创作和革命活动为时代服务、为人民呐喊。直到临终，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将“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谁如果要为这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

　　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斗争，那他就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1878年1月8日，涅克拉索夫逝世。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是一部以农民为中心位置的史诗。它耗去涅克拉索夫十四年的时间，倾注了涅克拉索夫的全部情感和心血，包容了俄国社会整个的生活真实，是一部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篇。

　　长诗以七个农民在路上相遇、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开始。为寻求答案，他们厌弃工作，饮食无味，甚至”背井离乡”地去漫游全国，寻找“过好日子”的人。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通过七个农民的所见所闻，尖锐地揭穿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实质，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民所受到的新的剥削，表现了农民的觉醒。

　　诗人在诗中表现了农民所受的屈辱。七个寻找真理的农家汉子要去寻找的幸福之地只是“不挨鞭子省，不受压榨乡，不饿肚子村”。而现实却给他们以否定的回答，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处境，他们仍然处处忍饥挨饿，挨打受气。过去他们受地主的剥削，现在他们还要受到资本家、商人的剥削。在揭示俄国农民所处的悲惨境遇的同时，涅克拉索夫还表现了农民心中对剥削者的仇恨，预言了他们的愤怒总有一天会爆发：

　　每个庄稼汉的心，是黑乎乎的一片乌云，多少怒火，多少恨！

　　本应当雷火往下劈，本应当血雨往下淋。

　　在涅克拉索夫的这首长诗中，还有正在觉醒的农民的形象，如萨威里、阿嘎普等，在他们的身上，作者使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和智慧，感受到了他们愤怒的激情和正在觉醒的反抗意识。

　　叶密尔·吉铃、玛特辽娜·吉莫菲芙娜是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塑造的两个优秀妇女形象，她们善良、勤劳、对统治阶级充满深深的仇恨。玛特辽娜忍受着繁重的劳动、生活的贫困和丧子之痛，仍然顽强地同命运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在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杜勃罗斯克诺夫身上，涅克拉索夫看到了解放运动胜利的希望。在格利沙编写的歌词《俄罗斯》中，涅克拉索夫表达了要过“好日子”，只有用斗争去争取的思想：

　　为了被压迫的人，去斗争，去劳动，站在他们一起，走向被侮辱的，走向被欺凌的，——

　　那里需要。

　　这首歌词充分反映了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战斗精神和自觉投身革命的强烈意识。这首长诗也成了比以往的文学作品更贴近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

　　长诗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风格，它运用了民歌的形式，民间口头文学对人物的设计方法，语言生动鲜明，充满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朴实、幽默、机智和诗意的气息，在艺术形式上反映了作者试图贴近人民群众的创作思想，保持了内容的一致性，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涅克拉索夫的诗一改过去的书卷气，在形式、题材、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开一代诗风，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将俄国的诗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章　十九世纪后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十九世纪七十年至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形成的时代。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不仅出现在反资本主义制度、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行列，也出现在作家队伍中。他们的出现，标明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开始。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但这场不彻底的改革也在俄国留下了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农民们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产业工人们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断进行自发的斗争。这一时期，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的事件接连不断，一场有农民参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七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以“到民间去！”为口号的民粹派运动。他们站在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沙皇专制和地主的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堕落和倒退，并认为，只有回到俄国农村的“村社”，才能使农民既摆脱贫困，又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侵害。他们幻想走俄国的村社道路，避开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且必将取而代之。1874年，大批进步青年满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穿上农民的衣服，深入到农村宣传反抗沙皇专制和地主剥削的主张。后来，很多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年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他们提出把土地平分给农民以及实现“村社”的完全自立等要求。后来他们又分化为两个独立的组织，即“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民意党人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采取个人恐怖行动。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种个别的恐怖活动根本无助于解决俄国社会的矛盾。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统治，俄国历史上又一个“停滞”时期开始。

　　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相当复杂。有主张坐山观望的，也有宣传“道德自我完善”的。就在这时，民粹派中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薇·伊·扎苏里奇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1883年，他们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1895年，列宁领导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七十、八十年代，批判现卖主义仍是俄国文学的主流。除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这些老作家仍在继续着自己的创作，文坛上还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即“七十年代小说家”，如纳乌莫夫、扎索季母斯基、兹拉托夫拉茨基等。柯罗连科和契诃夫也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文坛。

　　这个时代，文学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短小精焊的特写、中短篇小说的兴起，而长篇小说的形式日益受到冷落而走向低潮。在七十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托尔斯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少年》、《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谢德林的《戈洛夫廖一家》等名著，这个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长篇小说繁荣的“最后十年”。中短篇小说是应时代需要文学快捷作出反映的要求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名篇有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列斯科夫的《左撇子》、　《巧妙的理发师》；谢德林的《童话集》。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也是该时期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斯科夫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和抒情气息，他以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情节曲折、语言简洁而生动、且富有幽默感著称，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以写神职人员的生活风貌填补了俄国文学中这一题材的空白。90年代，俄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新作家，如亚·谢·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维·维·魏列萨耶夫（1867—1945），亚·伊·库普林　（1870—1938）、伊·阿·布宁（1879—1953）等。无产阶级的大文豪高尔基的创作也始于此时，他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暴露了社会现实的丑恶黑暗，充满了为幸福和自由而斗争的浪漫主义激情。其代表作有：　《阿尔希帕老爷爷和廖恩卡》（1893）《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福玛·高尔杰耶夫》（1898—1899）、《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揭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贪婪和丑恶，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叛逆精神，歌颂敢于斗争、不畏牺牲的英雄性格。

　　高尔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学即将诞生。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他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他一生饱受贫穷、疾病和流放的痛苦折磨。在他的作品中，包容着他对社会深刻入微和观察和分析、充满着紧张的思想探索和激烈的内在矛盾。他的小说代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他也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心理刻画才能被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出身在莫斯科一位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军医，后来才获得贵族称号，他的母亲是一位商人的女儿。在思想保守的宗法式家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他的童年。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私立寄宿学校学习，阅读了普希金、果戈理、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183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因酷爱文学，他很快离职当了职业作家。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通过地位低微的公务员杰弗什金和举目无亲的孤女瓦莲卡的通信，表现了他们间真诚的爱情及其悲剧性的结局。杰弗什金是个软弱、安于天命的“小人物”，他对现实的不公平充满了愤懑，但又无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瓦莲卡不受伤害，最后只能在穷困和屈辱中度过一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被别林斯基称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双重人格》是继《穷人》以后的又一部作品，发表于1846年。小说运用幻觉想象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位性格怯懦、忧心忡忡的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性格分裂和病态心理。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小人物”既不甘于现实的处境，又无能力和勇气抗争的矛盾心理。继《双重人格》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发表了《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白夜》（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着力于对人物本性和心理矛盾变化的刻画，反映了不同性格的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去尊严、备受凌辱的痛苦和挣扎。在这些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杰出的心理分析才能已日渐展露出来。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别林斯基。这对他此时的创作思想颇有影响。四十年代末，他又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于1847年加入了反农奴制的秘密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个小组的成员一起被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犯之一，因在集会上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及筹办秘密印刷所被判处死刑，临刑时又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自1849年4月被捕至1859年底获准回到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苦役中度过整整十年。

　　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严重地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和健康。在这期间，由于长期脱离俄国革命中心，他开始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也动摇了他过去所持的恶非人之天性的信念，认为要克服人身上那种“刽子手的特性”，只有通过基督的理想才能实现。自此，宗教思想和感情便不断地渗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之中。

　　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哥哥米哈依尔创办了《当代》（186—1863）和《时代》（1864—1865）月刊，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认为俄国人民的“根基”是信奉上帝和沙皇，因此，应该由此出发使社会各阶级和解，在君主和教会的庇护下团结一致，而不应像西欧那样，用革命和暴力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他指责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中艺术应有进步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

　　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　《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和《地下室手记》（1864）五部小说。其中后三部较著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是一部再现“小人物”悲剧命运的长篇小说，但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堕落的主题。小说叙述了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凶狠的个人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破坏了工厂主史密斯和小地主伊赫曼耶夫两个家庭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娜塔莎和涅莉等“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的形象，向社会发出强烈的诅咒，但作者在他们身上又同时注入了逆来顺受、消极忍让的思想。《死屋手记》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写出的长篇小说，它以回忆，随笔、特写等手法，描绘出一幅俄国沙皇统治下阴森恐怖的牢狱之图。在这些处境可怕、身心备受摧残的苦役犯中，大部分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多数是善良、纯朴、虔诚的人，也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和最强有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的犯罪反映了人民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