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宠臣》可以说是雷列耶夫的成名作。这首发表于《涅瓦河观察家》杂志上的讽刺诗，其批判锋芒直接对准了沙皇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这个“粗鲁狂妄的暴君，十足的恶棍”。1821年起，雷列耶夫开始创作一组题为“沉思”的诗，诗中借古喻今，以顿斯科依、瓦季姆等人的形象表现争取自由的思想。《伊万·苏萨宁》是其中的名篇。起义前夕，雷列耶夫创作了政治抒情诗《公民》，在这首诗中，雷列耶夫表达了自己献身祖国、效法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战斗的信念，并号召“公民”们投身到斗争中去的。他写道：
在暴君和奴隶之间
不可能有调和与妥协
这里用不着墨水，只需要鲜血，我们应当用宝剑来行动！
《沃伊纳罗夫斯基》是他唯一的一首浪漫主义长诗，该诗歌颂了一个爱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一个勇敢的女性形象，受到普希金很高的评价。《纳里瓦伊科》是雷列耶夫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它表现了十六世纪末乌克兰人反对波兰贵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诗中，雷列耶夫借主人公纳里瓦伊科之口，说出了十二月党人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谁敢首先站出来反抗
那些压迫人民的豺狼，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死亡。
对此我早就了如指掌。
可是，你说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曾见过，不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就能换来自由的欢乐？
雷列耶夫的政治抒情诗和民歌民谣形式的诗很巧妙地把十二月党人的思想贯于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由于它描写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在人民、特别是士兵中间广为流传，颇受欢迎。他的名言：“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充分表明了他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个战士。在雷列耶夫身上，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家与革命诗人这两种身份很紧密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结合，成了俄国文学史上革命与文学自觉相结合这一革命传统的开端。
十二月党人运动及其文学活动，虽然离人民群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用勇敢的行动和悲壮的牺牲，以大胆的批判精神和热情正直的呼唤，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他们的精神培养出赫尔岑等一代贵族革命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拉季舍夫的传统，同时也进一步在文学与革命的自觉结合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是俄国文学注重公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开端。
第三节 普希金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作家，他们共同装点着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使俄罗斯文学一跃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前列。而普希金正是站在这一列作家前面的开路人，因此，他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地位特别而又贡献卓绝的人。
普希金在俄国解放运动中成长，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贵族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他的创作，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反映，被人们称为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既是俄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5月2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曾是禁卫军军官，叔父是卡拉姆辛派诗人，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等当时有名的诗人都是他家的常客，这对普希金文学趣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有着农奴身份的奶娘经常给他讲民间故事、传说，使他从丰富的民间文学中吸取不少营养，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诗人们的聚会、丰富的书籍、神奇的民间故事，这成了普希金成长的良好条件。
十二岁时，普希金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在这所自由、开明的贵族子弟学校中，普希金经历了卫国战争时期，接受了一些进步教师的自由主义观点，阅读了拉季舍夫的唯物主义哲学论文，在祖国传统文学中，从冯维辛、克雷洛夫的创作中吸取了如何靠近人民的艺术观点，茹科夫斯基的新式诗也曾是他一度模仿效法的对象。1815年，他那题为《皇村回忆》的诗篇以其艺术才华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使杰尔查文惊叹不已。
19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开始在外交部供职，在这以后，普希金与当时十二月党人来往更加密切，而且参加了他们的外围组织、秘密文学团体“绿灯社”。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下，普希金的诗渐渐露出了反专制农奴制度、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向，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7），《乡村》（1819）等。这些诗爱憎分明，抨击暴政，歌颂自由，矛头直指亚历山大一世，充分发扬了拉季舍夫的反专制传统，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信仰，成了十二党人思想的体现者，在十二月党人和进步思想界广为流传。1920年，普希金创作了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部作品一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呆板和感伤，全诗充满清新的活力，是一首有民族特色的浪漫主义长诗，其中采用了很多民间素材和民间语言，在当时的文坛和普希金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普希金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钦佩的敬重，也给他带来了厄运，沙皇政府因此开始对普希金的公开迫害，1820年5月，普希金被调到南俄任职，开始了他的南方流放生活。
1820年，诗人随1812年战争英雄尼·尼·拉耶夫斯基一家出游高加索和克里木等地。草原、群山、海洋这些自然风光和山民朴实的民风给诗人以无限的灵感和想象，与“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的进一步接近，使普希金这一时期的诗作更直接地反映了压抑人们自由的社会现实同主人公渴望自由的激情之间的矛盾。1821年，普希金创作了诗歌《短剑》，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暴君，推翻暴君的统治。此后，他创作了一组名为南方长诗的浪漫主义诗篇，如： 《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巴奇萨拉的泪泉》（1823）、《茨冈》（1824），著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构思创作 （该作品至 1831年完成）。
普希金曾十分推崇英国诗人拜伦那种反叛现实、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诗作 《高加索的俘虏》就是用拜伦体写作的，这在俄国还是首创，但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却没有了过分浪漫化的人物，而加进了诗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以及诗人对贵族青年身上个人主义习气的批判。这种冷静的描写和客观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了普希金后来的创作中。
《高加索的俘虏》讲述一个贵族青年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到朴实的山民中寻找自由的故事，与大自然相通的山民同贵族青年身上那种冷漠、颓废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然追求自由，但在这种追求中又有不少个人主义的成份。诗人的这种倾向在长诗《茨冈》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主人公阿尔哥也是一个逃离上流社会，反感城市生活的贵族青年，在流浪的茨冈人中找到了自由和爱情，但他并不懂得真正的自由，当他妻子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他就杀了她的情人。诗人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揭露了阿尔哥身上的个人主义本质，反映阿乐哥这个贵族阶级的社会产物同纯朴的人们是对立的。在这部长诗中，既有华美和充满异族情调的描写，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也有反映人物性格及其社会特征的充满现实主义因素的描写，因此，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为作者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里程碑。1824年，沙皇警视厅私拆了普希金的信件，以信中有“冒犯”上帝的言词为借口，将诗人革职，并押解到他父母在北方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林，实行幽禁。自此，普希金又开始了他生活中一个新的时期。
远离了革命中心，远离友人和政治文学讨论，使普希金失去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机会，但幽寂的乡村生活，却使他有时间悉心研究祖国的历史，研究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并从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等农民起义中吸取精神力量。他还侨装成农民，深入民间，体验社会的脉膊，学习人民所创造的文学和语言等精神财富。当时，俄国正展开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讨论，普希金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这场文学史上的变革，在此期间，普希金完成了几十首抒情诗，完成了叙事诗《茨冈》（1827），长诗《努林伯爵》（1825）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前六章，以及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经过痛苦思索的结果，是普希金对历史和现实、对祖国未来的一种认识。该剧的主人公鲍里斯·戈东诺夫借人民的力量，杀死了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受到大贵族们的支持，但他利用了人民希望结束统治者间的纷争、改变国家现状的愿望，变本加历地奴役人民。与德米特里同岁的僧人柯利戈里得知鲍里斯谋位杀兄的秘密，又利用人民对鲍里斯的仇恨，借波兰的武力打回俄国，推翻了鲍里斯的统治。在鲍里斯和柯利戈里夺位成功的过程中，普希金暗示了人民在此的力量，正如剧中人借远祖之口所说：“我们历害的是什么？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在人民识破了任何专制制度下沙皇都不可能给大家以幸福的时候，他们对新沙皇和贵族们报之以沉默，这表明了普希金对历史研究的结果，即：人民在创造和推动着历史，但他们与专制制度始终是对立的。民主思想在此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把历史的真实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全面揭示人物复杂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同时，又揭示出了这种丰富性格的社会本质，可以说这部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早的历史悲剧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之作；在作为诗人的同时，普希金也是历史学家，他看到了人民的真正力量，看到了人民在改变历史中的巨大力量，诗人的这种认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人，甚至超出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早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该剧，可以说已经预言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必然结局。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从被捕的起义党人嘴里知道普希金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了标榜自己的“宽容”和欺骗社会，他将普希金召回莫斯科，但这并没有使诗人在生活和创作上得到更多自由，在莫斯科，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普希金开始了他与沙皇专制制度制度面对面的最后抗争。
回到莫斯科，普希金曾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直言自己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态度，并说如果自己当时在彼得堡，“一定会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去”，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作为整体的贵族阶级已重新站到了沙皇一边，另一些人则沉默了，而普希金却不仅没有沉默，反而更加大胆和直接地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支持、对被捕的朋友们的同情，还以乐观的精神号召人们继续同专制制度斗争。
普希金于1827年写下了对十二月党人饱含兄弟般真挚情谊的诗篇《寄西伯利亚》，次年，诗人又以彼得一世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诗
《波尔塔瓦》，这首诗肯定了彼得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人民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对背弃祖国人民和自由事业的叛徒，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透露出诗人乐观向上的情绪，在当时起义失败的黑暗日子里，这篇长诗鼓舞着许多热爱自由、但对国家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的人们。
1830年9月，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订婚后去彼罗金诺办婚事，因瘟疫流行而被阻留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普希金以极其旺盛的写作热情，创作了一系列艺术完美而精湛的作品。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波罗金诺的秋天”。《别尔金小说集》展露了普希金在散方面同样出众的才华，《驿站长》是该小说集中的名篇，这篇小说还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写“小人物”的先河。除此，普希金还写了叙事诗《科隆那的小屋》、散文《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一系列童话诗、美学论文，特别是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
1831年，普希金与冈察洛娃结婚。反动势力和喧器的上流社会生活给诗人以很大的压力，冈察洛娃喜好浮华热闹的宫庭生活，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诗人带来巨大负担。1833年秋，诗人逃离都城，再次去往波罗金诺。在这里他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文学史家们称为“第二个波罗金诺的秋天”。童话诗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长诗《青铜骑士》、中篇小说《黑桃皇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1833年12月，尼古拉一世出于直接监视普希金和接近冈察洛娃的企图，授予普希金以“宫廷侍卫”的头衔，这对普希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这种时刻被监视、被歧视的屈辱地位，作品受到层层检查而得不到发表的境遇以及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处境，使诗人在精神上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忧郁，尽管如此，他仍没有向沙皇妥协。1835年，他因写讽刺诗而受到当权者的指责和警告，1836年底至1837年初，普希金夫妇不断受到流亡的法国贵族丹特士的侮辱和挑衅，这一事件是沙皇政府置诗人于死地所使用的最后、也是最恶毒的手段。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郁愤不堪的普希金于1月27日与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并负重伤，1月29日，诗人离开人世，走完了他那坎坷不平、备受迫害和屈辱的一生，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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