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不遗余力地渲染“盛世”。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叫“盛世”。印象中的“盛世”总是和封建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如所谓的“三代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对应的就是“圣人出、黄河清”，“圣人”与“盛世”的关系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当然这都是史书的说法，而中国的史书，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我对史书上标榜的“盛世”一直是心存疑虑的——既然史书不是老百姓的史书，“盛世”恐怕和老百姓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古人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说了真话。我们无数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目的说小点是人民当家做主，说大点是实现共产主义，好像没有什么纲领是为了重现或新建什么“盛世”——这应该是一个和新时代格格不入的陈腐名词。放眼世界，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迄今三百多年没有内乱；美国自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结束后，基本上太平了近一个半世纪，好像英美两国的人民并没有大肆讴歌“盛世”。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仅仅步入正轨不到三十年，就让“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为和平崛起、为欣逢盛世而感恩而欢呼而情不自禁——张颐武教授和一些制造“盛世”大联欢的媒体文化人一道，在自我陶醉的过度移情作用下，实在低估了广大底层中国老百姓的智力。
我一厢情愿地设想，什么时候我们的电视上少了皇帝和宫廷，少了江湖和侠客，少了清官和冤案，少了白领和豪宅……多了工人和农民，多了家长和里短，多了矿井和农田，多了青山和绿水——现代士子能够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整个民族能多一点“忧患意识”，那么，“盛世情怀”没有也罢。
市井陋俗之传统
？ 曲彦斌
近日，浏览了几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外学者游历当时中国所见所闻和感受的著作，心情很不好受，有一种“跨世纪的滑稽感及沉重感”。在此，且就手头儿上正读的一本《中国风情》略发一点感慨。这本书的原名，直译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关于一次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静的旅行》，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著名英国旅行家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于1894年作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通讯记者撰写的游记作品。莫理循不仅是著名的旅行家，还是曾经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读他这本游记时，我不禁由其中所写道的“注水肉”与“到此一游”，引发了心底的一种“跨世纪的沉重感”。
虽说笔者已逾“知天命之年”，但生来也晚，也仅仅是经历了刚刚成为历史的那个二十世纪的半个世纪。在我的印象中，关于风景名胜旅游场所“到此一游”之类的乱涂乱划现象，还是三十多年前“大串联”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并感到愤恨的事。而“注水肉”，则是最近二十来年才亲眼所见，也是媒体经常“声讨”的不法商贩们的恶劣行径。读了莫理循此书，方知原来这“注水肉”和“到此一游”也都渊源有自，也都是“悠久历史”、“三十晚上没月亮——盖有年矣”。
1894年3月，莫理循在游历重庆附近乡村时写道，“猪肉一般都注射了水——用注射器从大静脉里把水注射进去，这样，猪肉显得很重：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注水肉’”。这年的4月12日，莫理循一行数人又来到了距昆明不远的一个名为杨林镇的地方。他写道：“太阳下山前，我们到达了繁荣的市镇杨林，我住进镇上一家设备较好旅店的楼上一间干净的房间里。这间客房的墙上潦草地写着：‘×××到此一游’几个汉字。有人告诉我说，这几个汉字是中国游客写的，滑稽地向他人表明他们曾经旅行到过此地。”
老实说，乍一发现这事儿时，对于一向有寻根探源“考据癖”这样的“职业病”的我来讲，第一时间所想到的，当然首先觉得是一种“新的发现”了。不曾想，如此细微、不为人所看重的事物，竟然也能在一百年前外国人的文字记载中见到，岂不令人惊叹。不过，继而则不禁为一种“跨世纪的滑稽感和沉重感”所震骇，心情立时沉痛起来。
其实，国人的“注水肉”与“到此一游”陋俗的历史，远比莫理循一行所见早得多。
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载：“（杭人）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自宋时已然，载于《癸辛杂识》者可考也。”《癸辛杂识》著者周密，系宋末元初人，曾久居杭州并卒于此，著有《武林旧事》等有关杭州历史风情的著述。《癸辛杂识》书名之“癸辛”，即因宋末他所寓居的杭州癸辛街而得名。可知，作为南宋京城的杭州，远在八百多年前的当时就早已经有了诸如“注水肉”之类的奸商技巧了。而且，酒、鸡、鹅、羊、鱼，甚至丝帛，各有各的造假作伪谋利之道。陋俗由来已久矣。
如果再往前溯，还会有新的发现。且以五代时的“铁胎银”故事为例。据《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载：“（镇宁军节度使）彦超为人多智诈而好聚敛，在镇，尝置库质钱。有奸民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质以偿之，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已而得质伪银者，置之深室，使数十余人日夜为之，皆铁为质而包以银，号‘铁胎银’。”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慕容彦超为人不仅十分聪明、富有计谋，还好聚敛钱财。在谋反之后在兖州据守的时候，曾经经营着一个质库。一次，有个奸民，拿了一些外表用银皮包裹而里面却是铁块的“铁胎银”前来质库质钱。当时，并没被识破，过了一段时间，质库才发觉受骗上当。怎么办？慕容彦超不动声色，暗地里指使主吏在夜间把质库的墙挖个洞，把库中收当的金帛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公开向慕容彦超报告，说是质库失盗。同时，对外发布这个消息，促使人们纷纷前来赎取质押物品。结果，从赎当的人当中发现了用“铁胎银”前来质钱的那个人。然后，慕容彦超把他安置到密室里，要他教所组织的十多个人日夜制造这种“铁胎银”。原来，慕容彦超之所以设计找出那个骗当的骗子，目的在于要他为自己制造“铁胎银”。不曾想，也正是他因此而害了自己。不久，当他驻守的兖州城池被朝廷所派平叛官兵围困之际，他声称可用数千铤银子奖赏守城的兵士。然而，知道底细的守城兵士都私下里议论说，“你那些个铁胎银子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次年五月，周太祖率军亲征，攻下了慕容彦超的守城兖州，慕容彦超夫妇双双投井自尽，他的儿子慕容继勋率五百亲兵外逃也被擒获，结果被灭了九族。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怕的“铁胎银”啊！凡此可知，如此作伪谋利比南宋还要早许多，迄今可达一千多年。
说起来，与“注水肉”这类奸巧牟利伎俩相似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这样在量器上做手脚的功夫。而且，也已早就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著名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那部《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法律和构成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与习惯的那些原则的关系》第二十节《为中国人的一种矛盾现象进一解》里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就是不讲诚信啊。如此“夸赞”实在是国人的耻辱，是推脱不掉的一个无奈的耻辱。据孟德斯鸠的原注得知，这个事情，他根据的是一位叫郎治的人1711年和1722年所写的《日记》，刊载在一部名为《北方旅行记》书的第八卷。也就是说，“轻重两秤”这种俗话所谓在“秤头儿”上做手脚的奸商技巧，至迟在清初的康熙五十年（1711）时就已经存在于国人的商业活动中了，而且还被外国旅行家记录了下来。
再说“到此一游”陋俗。事实上，“到此一游”陋俗，可推溯到古来文人墨客喜好到处题壁的“雅兴”。苏东坡有首名诗即《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老夫子为一代名人，其诗词书画也都是千秋有数的高手哇。如此题在名山、名寺上的名人名诗，只会给名山、名寺增色千古，岂是那些“到此一游”之类涂鸦所能比拟的呢！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唐代诗人卢仝的儿子幼时喜欢用笔墨涂抹诗书，他作了一首名叫《示添丁》的诗形容说，“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于是，后来的文人往往借此典故来自谦。尽管苏东坡也会将那首《题西林壁》自谦为“涂鸦”，事实上，古往今来能有多少这样的“涂鸦”天才呢？说起来，兴致勃勃地到处涂抹“到此一游”者，几乎全无以“涂鸦”自谦的资格。
无论是义乌的茅盾故居，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是沈阳的福陵，我每到一地游览，总会注意选拍几副“到此一游”之类涂鸦的照片作为“留念”。但不久前借讲学之便回蓬莱故里，游蓬莱阁时，却没发现“到此一游”之迹，想是加大了管理力度的成效。因为，许多年前来游时，曾经有过“满目疮痍”的感叹。这次来游，我还联想到一个建议，杜绝此陋俗公害，除要辨风正俗、严加管理惩处之外，就是干脆在各旅游景点都专门设立供游人题字签名留念的处所，可分为收费的和不收费的两种，供有此好的诸君选用，一展身手，岂不快哉。此可谓“疏导”之法也，大概不妨一试。
尽管，当时作为制造“注水肉”工具的注射器，未必像当今这般精巧、先进；那涂划“×××到此一游”的笔，当然还是老式的“写管”——毛笔，但却显现了鲁迅当年猛烈抨击的“国民劣根性”的事物远非“一日之寒”矣。更令人困惑也更为可怕的是，一百多年之后，当人们欣喜进入新世纪之际，“注水肉”仍然屡禁不绝，非但猪肉，连牛肉、鸡肉也在注水之列；至于“到此一游”之类的“旅游污染”，依然是旅游景区迄今难以禁绝的一种“公害”。
尘元（陈原）先生在一篇题为《拍马屁和马屁精》（见《万象》2001年第3期）的随笔里写道，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在游览名胜古迹时，每每看到有人或写或刻的“某某到此一游”，气愤地写过一首打油诗，“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就此，尘元先生赞曰“绝妙”。接着，又写道：“因而报上有人提出，不如在名胜古迹的某处修建一堵墙，名之曰‘屁墙’，让所有过往骚人雅士都留下他的大屁，岂不两全其美？或如现今所谓，岂不‘双赢’哉？”当年，在莫理循看来“滑稽地向他人表明他们曾经旅行到过此地”的“滑稽”，仍在“滑稽”着啊！按照莫理循所见所闻的时间，那“注水肉”和“到此一游”还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事实上，至今已经跨过了三个世纪了。难道这些还将留作新世纪里外国游记中的“中国风情”话题吗！
唐李商隐《义山杂纂·煞风景》列举了十多种煞风景的现象，什么“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裤子）”等等。其实，“注水肉”和“到此一游”陋俗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煞风景之事。其共同的渊源正是置社会公德于不顾的流氓意识，亦即鲁迅抨击过的“国民劣根性”。
“鱼烂”的金题玉躞
？ 赵 刚
晚清官场，混乱腐败。朝廷虽屡有明喻，臣工亦时时条陈，但由于吏治不清，簠簋不饬，积重难返，贪污受贿、因循守旧、上下欺瞒、粉饰太平的丑陋比比皆是，以至于上述弊端，行者不讳，闻者不惊。在此状态下，清王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官文化”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官员为自己树碑立传。
就拿民国年间撰修出版的《清史稿》来说，中华书局校注本共有四十八册，五百二十九卷，列传占三百一十六卷，其中官员列传就为二百九十卷。与此同时出版的《清史列传》八十卷中，包括官员竟达三千余人。例如《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左文襄公全集》、《李文忠公全集》……文正、文襄、文忠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死后朝廷所赐谥号，即所谓易名之典。如此众多的官员参与其中，其目的不外是为了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光宗耀祖，福荫子孙。
即使如此，这些人生前是万万不能著书立说的，都是死后由门人、子弟、故旧等着手收集编辑出版。因为这种歌功颂德之事，乃皇上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普天之下，唯皇权独尊，这些官吏生前只有称颂皇恩浩荡的份，岂有喧宾夺主的道理。
要说起来，这些官员的文集，算不上什么名品佳作，多数文章是一些奏稿、函牍、电报、书信、日记等行政公文，鲜有专门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文章。记载的也大多是官场中的是是非非。据《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清朝官员大多科举出身，笔墨之事当属本色，因此，许多清朝官员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像林则徐、曾国藩以及晚清重臣军机大臣荣庆，皆是数十年如一日将日记作为日常功课，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由于清朝不允许私人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