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先后跻身唐代钦定的儒学“九经”和宋代钦定的儒学“十三经”，唐玄宗甚至亲自捉刀为之做注。然而历代大儒深知这部被帝王视若珍宝的儒学伪经毫无价值，因此《孝经》成了“十三经”里注家最少、引用率最低的儒经。国学大师吕思勉仅用“《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八字，就把它打发了。
这部宣扬“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儒学伪经，其根本要义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这种既无尊严更无个性的谨小慎微的“孝子”，正是孔子痛恨的“乡愿”，孟子怒斥的“德之贼”。《孝经》不仅是不“必读”的儒学伪经，而且是根本不“必读”的中华文化糟粕。
三、糟粕领衔的御用儒学
既然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经”如此鱼目混珠，对儒学糟粕《孝经》珍若拱璧，那么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纬”由儒学糟粕《春秋繁露》领其衔就毫不足怪了。
继曾参学派的《孝经》导致了儒学的乡愿化以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导致了儒学的巫术化，而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导致了儒学的御用化。从曾参到董仲舒，先秦儒学的发展方向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变了：打着“孔孟之道”旗号的儒学，已经彻底丧失了“君子儒”的真精神，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人儒”（孔子）。曾参和董仲舒不仅是先秦的“君子儒”劣变为秦以后的“小人儒”的儒门罪人，更是皇权专制在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华罪人。
当然，历代儒生中始终存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君子儒”，比如宋儒就开出“诚”、“敬”等新的关键词，试图使一再劣变的儒学重新优化，然而在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理论支持下，中华皇权专制愈演愈烈，因此宋儒的卓绝努力和良苦用心终于未能有效扭转儒学乡愿化、巫术化、御用化的堕落趋势，连宋儒的新儒学也被再次御用化，朱熹选编的《四书》成了八股取士的钦定教科书。因此古典中国最终没能走上“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哲学时代”的进步之路，而是走上了“哲学时代→宗教时代→巫术时代”的衰退之路。先秦时代与其他优秀民族不相上下、各擅胜场的中华文化，在御用儒学的主宰之下，两千年来日渐蒙昧，日趋衰退。
读经论者爱说儒学属于中华文化之“正统”，更爱说儒学在中华教育史上最为“权威”，然而儒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并非凭借精深学理、通过百家争鸣才脱颖而出，而是投靠专制皇权、通过压制异端才独霸天下。倘若读经论者稍有儒门祖师所说的“知耻近乎勇”，这种以强权为后盾的“正统”和“权威”怎么还好意思提起？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进呈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条陈以后，御用儒学确曾独霸中华思想的“正统”“权威”两千年，直到帝制灭亡，然而所有的“君子儒”无不以儒学的御用化为耻，羞言“正统”和“权威”，只有“小人儒”才会对使儒学“阔过”两千年的董仲舒顶礼膜拜，无限怀念那失去的好地狱。
两千年中国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为专制辩护的御用儒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糟粕，而《孝经》是儒经中的糟粕，《春秋繁露》是儒纬中的糟粕，因此由这两部糟粕中的糟粕领其衔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根本不值一读，因为它丝毫没有改变董仲舒以后的御用儒学依附于权力的帮忙、帮闲、帮凶性质，更找不到“日日新”的真儒精神，连最低限度的“与时俱进”也没做到。
看到蒋庆先生为《诵本》所做的广告：“不欲读者，也应购来沐浴焚化，权当烧纸烧，必有甚大法力。”我不禁大笑。看来董仲舒的巫术儒学，确实是一种源远流长、法力无边的发愣功。若非董仲舒阴魂附体，实难想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会有人说出如此搞笑的胡话。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发愣名言中，只有“焚化”二字最为可取。
“文化保守”原本无可厚非，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生于古典中国日渐远去的现代，我也有难以释怀的“文化保守”情结。长期以来，我对鲁迅的主张“不读中国书”颇有腹诽，对胡适的鼓吹“全盘西化”更不赞同。
古典中国博大精深，不朽经典汗牛充栋。文化保守主义者理应保守本国文化之精华，而非保守本国文化之糟粕。倘若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学识荒陋之辈、不辨香臭之徒，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就会令中华文化蒙羞，甚至会使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浩劫后正在日渐康复的当代中国，重新走上衰退的老路。
“堆泥游戏”何时休
？ 王文元
“学术”本来是“学性”与“术性”的总称，合在一起用来表示创新的思想性或创新的旁证价值。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本文只论人文学科，不涉及自然学科。
就人文学科而言，自从学问问世以还，逐渐走入两途：一条路径是创造性地做学问，把本没有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或把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以飨社会——是为“学性”；另一条路径是做学问的“学问”，将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学问添枝加叶，让宗派之下生出更细微更具体的宗派（间或揭示前人成果中未被发现的新价值）——是为“术性”。毫无疑问，“学”在前“术”在后，“学”是根本，“术”是枝叶，只有“学”的基础牢固才能让“学术”之树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从而使“学”与“术”相得益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学”比作生产粮食，将“术”比作加工粮食（将粮食做成各种可口食品）。固然两个工序缺一不可，然而不可否定，“粮食”比“粮食加工”更基本，更本源。只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才谈得上加工成各类精细美味的食品。
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走的是“加工粮食”的路径，对“生产粮食”则漠不关心。加工技术甚精，从事者甚众，然而“粮食”却严重地匮乏。这是至圣先师孔子立下的规矩（“述而不作”），是破不得的。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其实孔子自己不仅“作”，而且作得相当好。一部《论语》，创造性浸透始终，闪光点俯拾皆是。他的思想表述兼备文史，不拘一格，时而深远闲淡，时而激昂奋厉；内容则参差变动，无迹可寻，追溯文武，钩深索引，雕刻物情，细致入微。无论以何为议题，孔子都是心平气和，中庸不偏。孔子做学问，既无旁征博引以壮声势之举，亦无拘文牵义琐碎考证之功。至深至难的问题在孔子那里都能化繁为简，让读者茅塞顿开。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表达的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使用的却是生活化句式，未露“做学问”之窠臼。
如果孔子的后人皆效法孔子的治学精神，则中国成为创新大国、学问之邦庶几有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后人趋之若鹜地选择了“加工”的途径，他们以孔学为原材料，阐释孔学，借助于孔子之学“露才扬己”，却鲜见继承孔子治学精神者。中国绝大多数朝代都尊孔子为圣人，今人提及孔子仍仰而视之，以为他是中国教化之滥觞，学问之典范，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尽管中国人颂扬孔子功德人品，却并不效法孔子的“真心治学”（权以“真心治学”概括孔学特征）。特别是当孔学演绎到三代（荀子）之后，情况骤变，孔门的学习路径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孔子的后人开创了一条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治学之路。简言之，这条路就是阐释、归纳与评述，以权威不可动摇为前提，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前人学问的基盘之上，绝无另起炉灶之“野心”。换一个比喻，如果说孔子之学是思想创造的话，孔子之后，人们争相做的不过是往孔子这尊泥塑上面再多堆些泥，将其做得更宏大而已，形成了千万人一起做“堆泥游戏”的蔚为大观的奇特场面。绝少有人在声势浩大的“堆泥游戏”面前却步旋踵，另立旗幡。
治学有治学的规则，堆泥有堆泥的规矩。
在一个时期里，两套规则是各自为政的，以王通为代表的学问家坚持“治学规则”，做出了极富创新精神的学问，然而国人至今知王通者甚少。王通的治学很快被做“堆泥游戏”的衮衮诸公的喧嚣声吞没，迅速形成“堆泥规则”一统学苑的局面。在这种喧嚣的推波助澜之下，“学问＝堆泥”成为不可更移的公式。连极具独立思考意识的李贽，做学问时也不由自主坠入自己所诟病的话语体系，不能自拔。
创造性治学以表达思想为惟一旨归，经纬时空，游神万古。孔子就是这样，不拘一格，随心所欲，引控天地，错综古今，凝思遐想，与天冥通，表达形式看似萧散，意却周全深刻。孔子所论涉及伦理道德、玄学妙思、物理人情、为人处世，学科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玄学、伦理学、养生学、教育学、军事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然而按照堆泥规矩，孔子的成果根本就没有“学术性”，登不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孔子为其后无数人提供了做学问的素材，自己却落得个“没有学术性”。如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堆泥治学”者往往反孔子治学之道而行之，拘泥于某一狭隘领域或琐碎问题，穷追不舍，甘做经典之卫道士与鼓吹手。不问创造性，只求篇幅长。按照“堆泥治学”的规矩，“学术成果”之最高形式乃“专著”。“专著”被尊为最高成果是因为它具有三大优势：一曰篇幅长，它睥睨论文，动辄数十万字；二曰“圈圈”（注释）多，言必有据意必人出，所有观点皆以他人言论为依据，如此方显自己博学；三曰结构繁，部下有篇，篇下有章，章下有节，节下有甲乙丙丁、ABCD，颇似扑朔迷离的八卦阵，让人难以厘清全貌。然而仔细阅读，不过尔尔。名曰研究哲学的“专著”，其实是研究哲学史的，说的都是“某某哲学家云”之类，自己的观点千呼万唤不出来。一部经济学专著往往就是某一学派的集大成，自己的思想观点绝无仅有。学问果如是乎？吾常疑之。真正的写家，握管而牵万物，挥毫而扫千里，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绝不套袭“专著”笔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得何等精彩，然而从形式上看，倒像文学作品，像诗，像思想随笔，全没有“研究尼采的权威”的那种八股气。按照“堆泥规矩”，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全没有“学术性”，研究尼采的权威才有“学术性”，正如孔子“不亦说乎”之类没有“学术性”，而阐孔释孔的堆垛之词才有“学术性”。
荒唐到了极点。
“学术性”像一条棍子，在“堆泥”大师们手中挥舞，见到自立山头者就是当头一棒，将其打倒。久而久之，“学术性”就成为“堆泥性”的同义语，学术即堆泥，堆泥即学术，再难分开。谁能对某一学问体系条分缕析，了如指掌，谁就是学问家。也难怪，中国的八股文考试就是以“四书”、“五经”为基准，将“四书”、“五经”熟稔于胸者可以顺利过关，入仕为官。如果偏离“四书”、“五经”，就算自己的观点再有新意，再言之成理，也要名落孙山。我不否认“八股文”是极好的考试思路，但考试仅仅以几部经典为依据实在是害人不浅。这种做法把中国人的创造性泯灭了。
创造性泯灭之后，种种偏见于焉而生，成为国民性的组成部分。这些偏见积之也久，纠之也难。
第一个偏见就是把有新意的思想打成“异端邪说”，大力排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1818～1891）极有见地，著有《养知书屋通集》。他以亲身考察与体验揭示了西方强大、中国孱弱的原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弃陈规陋习，结果不为世人所容，反遭嫉妒与迫害，难以自善其终。试想，如若郭嵩焘的主张被国人接受，不说中国可以取代日本执亚洲之牛耳，至少可以免遭甲午海战之辱。郭嵩焘道出了真理，却得不到认同。喜欢“堆泥”的士大夫们听不进他的新颖言论。
第二个偏见是“专家”高于“学者”。这是“堆泥”高于创新、“术性”高于“学性”的翻版。这不仅表现在“专家、学者”的称呼排位上，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在成果评奖中尤为明显。评奖不能不填表，表格中重要一项就是有“成果所属学科”，学科越纯被评上的可能性越大。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为了职称，必须写出有“学术性”的文字。每年为“学术性”而奔忙的何止百万！戳穿了，“学术性”指的就是“画圈”，指的就是言出有据（变相抄袭），指的就是理论体系的完整。其实，真正有“学性”的成果是没有明确与之对应的学科的（如孔子之《论语》、卢梭之《忏悔录》、尼采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治学的鼓励机制（奖励“术性”，奖励纯学科研究）背离治学的客观规律（未知真理往往存在于多种学科的边缘交叉地带），成为中国治学最大的阻力。现在，人文学科领域确实弥漫着这样一种不良风气：不接纳有创造性但无明确学科可以挂靠的研究成果，草率地将其认定为没有“学术性”。他们哪里知道，在人文科学领域，创造性治学往往不拘具体学科，在诸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地带行走，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忽而行天忽而走地，围绕“问题”展开，而非围绕前人某项成果展开，更不遵循某种套式，只有如此方能取得成果。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任何一个纯学科，它的未知资源都是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