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地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促使他们走上建设独立工业体系之路的原因来自内外多个方面。
敌国强大的军事威胁
从大国的长期战略来看，只有建立一个强大、完整、通用化的重工业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才有可能为一支现代军队提供装备和人力。新政权的领导人大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一直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对重工业——军工水平之间关系的认识可谓刻骨铭心，一旦掌握政权，自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
客观条件的压力
自清朝以来，中国一直不能解决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到了1949年，土地开垦和前工业时代的单产都已经接近极限，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无法通过卖资源、粗放经营耕地等方式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等现象看来，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马尔萨斯式的动荡时期。正如1949年艾奇逊指出的：“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世界上，无论是援助还是贸易都无法解决中国人未来的吃饭问题。
领导人的直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什么清晰的理论给新中国的领导人指出工业化的道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当然，马克思主义提倡计划经济，但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能从技术层面将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规律阐述清楚，更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即便是已经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苏联人，也没有理性、量化地认识到自己现存体制的优点和缺点，还在半盲目地用试错法摸索经济规律。同时，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多数出身农民或旧官僚，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力量只有很模糊的间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高层领导居然选择了基本正确的工业化路线，高效率地利用了仅有的少数既有资源和援助物资，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使残破不堪的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原因外，我们也许可以将最终动机归结为领导人的直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自20年代以来经历了无数次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与内外敌友周旋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接手国家政权，虽然事出仓促，在细节上不免出错，但当他们面对不熟悉的工业时代时，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却出奇地准确。
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他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的情况下就全面开放了市场，使民族重工业体系在全球自由贸易中处于劣势。而日本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是“重工沉没日本沉没”。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二部分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第六节 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旧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和外资利润流失掉了，要么被战乱和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
在一个由少数工业化国家统治的世界上，落后民族积累知识和技术的道路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日本素有侵略传统，又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安抚百姓，依然用了接近一百年才成为发达工业国家。中国的工业积累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数亿人民默默奉献，构筑民族腾飞的翅膀。1964年原子弹实验成功，1967年氢弹实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已经有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部门。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1974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成，1975年第二汽车厂投产，标志着在苏联专家撤离以后，中国已经拥有了独立规划、施工、设计、管理各种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成为了先进国家。
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单片机、数控机床、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修理山炮的农业国家一跃成为具有独立、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在新一代人中基本扫除了文盲，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这时，作为过去25年的工业成果，一系列将直接改善平民生活水平的大型项目已经投产，或正在开工建设，如生产纺织品的仪征石化、生产工业用棉布替代品的平顶山锦纶厂，烟台合成皮革厂，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等等。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67岁，44％的学龄人口可以进入中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第六节 突进消费社会
从1955年到1978年，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源，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但随后这种高积累体制迅速转换，又恰逢一大批能直接提高生活水平的项目投产，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
由于积累减少，工业化已充分展开，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平民收入都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中国一夜之间转入了消费社会，平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基干产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资源用于消费，政府没有能力再向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要求肩负长期工业化使命的企业自负盈亏，追求眼前利润。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聚上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老本吃尽，效益越来越低下。
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化时没有像日本一样，坚持用市场对外敲诈技术，用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而是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成熟技术，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本工业物资都依靠进口。
中国现在的GDP增长率的确很高，但作为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因为缺乏独立的大工业，大量的资源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
第三部分东南亚诸国的水际制造业
东南亚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即外资依存、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出口增长率低下，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地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间蒸发干净。
这就是“东亚神话”的全过程。
第一节 东南亚诸国的水际制造业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诸国，然后是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诸国开始工业化，进入90年代，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南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东南亚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者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东南亚诸国工业化的模式。
“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到后进国家。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第三部分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第二节 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东南亚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即外资依存、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东南亚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
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东南亚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东南亚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的收支恶化。
第三部分“东亚神话”破灭的内在规律
第三节 “东亚神话”破灭的内在规律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19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东南亚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东南亚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东南亚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第四节 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技术立国”的思想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经济学家们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
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分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