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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瞪住我，我轻轻问她：“今晚如果你留下来，可以睡在我的床上，要不要？”
她很严肃的摇摇头：“你不是说只有七年吗？我们得当心，不要数错了一天才好。”
“那我送你回家，先把眼泪擦干呀！来，给我检查一下。”
我们默默的凝视了好一会儿，这才跑到门口去各自穿上鞋子，拉着手，往甘蒂家的方向走去。
那个孤零零的晚上，为着一个金发的小女孩，我仰望天空，把那些星月和云，都弄湿了。
是的，我们要当心，不要弄错了日子。
神说——还有两天了。
银行的那扇门——经理室的，在我又进去的时候被我顺手带上了。坐在米盖的对面，缴在桌上的是两张平平的美金本票，而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现金。
“你怎么变的？”米盖笑了起来。
也不讲，轻轻叹了口气。
“请你把这两张支票再换成西币。”我说。
“什么？”
“想了一下，觉得，留下来也好，台湾那边不带去了。”“换来换去已经损失了好多，现在再换回来，凭空亏了一笔，为什么？”
“三年前，我们不是有个约定吗？你忘了亲爱的朋友。”我轻轻说。
“约定，也不过是两个人一生中的七天。”米盖苦笑了一下。
“而且在十年之后。”我笑着笑着，取了他烟盒里一支烟，说：“一九九三年，夏天，瑞士。”
米盖把头一仰，笑着伤感：“你看我头发都白了。”“那时候，如果不死，我也老了。”我说。
“没关系，echo，没关系，我们不是看这些的，我——”
我把左手向他一伸，那几颗小钻镶成的一圈戒指，就戴在手上，我说：“戴到一九九三年，夏天过后，还给你，就永别了。”
“在这之前，你还回来吗？”
我叹了口气，说：“先弄清这些支票，再拿个存摺吧！去弄。”
外面的朋友，银行的，很快替我弄清了一切，签了字，门又被他们识相的带上了。
“我走了。”我站起来，米盖走到我身边，我不等他有什么举动，把那扇门打开了。
“我要跟他们告别，别送了。”我向他笑一笑，深深的再看了这人一眼，重重的握了一下手，还是忍不住轻轻拥抱了一下。
银行的朋友，一个一个上来，有的握手，有的紧紧的抱住我，我始终笑着笑着。
“快回来喔，我们当心管好你的钱。”
我点点头，不敢再逗留，甩一下头发，没有回头的大步走出去。背后还有人在喊，是那胖子安东尼奥的声音——“echo，快去快回——”
第二天清晨，起了个早，开着车子，一家花店又一家花店的去找，找不到想要的大盆景，那种吊起来快要拖到地的凤尾蕨。
最后，在港口区大菜场的花摊上，找到了一根长长头发披着，好大一盆吊形植物。西班牙文俗称“钱”的盆景。也算浪漫了，可是比不上蕨类的美。
我将这盆植物当心的放在车厢里怕它受闷，快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氈、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重建家园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