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行医50年、一家子出了9位医生的老教授沿着成功、辉煌一路走到晚年时，突然有一天，他得知自己患了喉癌。生活发生了改变。
命运突然把他扔到了病人的位置，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他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到：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体检马虎了事、被别的医生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他自己也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病人所面临的问题，可能竟是他成为病人的那一天。
老罗医生描述，在他做医生时，他习惯自己做出攸关病人生死的决定，习惯拥有权力的自豪和荣耀：“我向来习惯发号施令，可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没有指挥权。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有好几年必须听命于人，以我来说，就花了14年：4年在医学院念书，5年住院医师的训练，5年在军中服役。14年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断说：”是，长官；不是，长官；您说得对，长官。‘倏忽间，训练结束了，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必须自己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决定。刚开始会觉得害怕，可是你逐渐习惯权力的滋味、被人捧上天的荣耀，你喜欢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能容忍别人不同的意见。“
可在他不是医生而是病人的时候，这些权力感消失无踪：“历经五周治疗，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几个月前我还是有权有位的名医，那时她一定会对我彬彬有礼，而现在我只是个病人，再过不了多久，她恐怕就要省掉‘先生’两字，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我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在医疗体系里，我们通常对病人直呼其名。我们自己保有‘医生’或‘护士’的头衔，而病人却连头衔也得不到尊重。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对病人呢？没错，经常如此。”
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像所有病人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我也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没有抱怨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hzyben制作sjshu/？a=hzyben因为50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花25元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可是我也了解医生的处境，当医生一天要看20~30个病人，日复一日，久了就变成例行公事。所以，医生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新的问题，可是病人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伟大的医师听了会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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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在病床边，到躺在病床上（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理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的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用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对这种情形，也许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一点点同理心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生病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我的病情被两位医师朋友给耽误了，当我把健康交给他们的时候，却没有运用自己的判断，可是，病人不就应该这样信任医师吗？我不也向来这样要求病人，要病人信赖我的专业判断吗？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最好的医师为我治疗。”
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自己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控告过，但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像他说的：“眼前每一次痛苦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的序言中如此作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凑巧的是，一位儿科医生在叙述自己患白血病的经历时，也起名叫《我自己的药方》（My Own Medicine）。这是位专门研究囊肿性纤维化的儿童肺科医生，还是位受过专业训练的100英里长跑选手。在42岁时，他突然被诊断为多毛细胞白血病—一种少见的慢性白血病，存活率很低。“我曾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病人的生命。”这位儿科医生，当他自己面对死亡、承受恐惧和痛苦时，仿佛真正进入了他那些年轻的病人们的世界。
1991年，一部叫做《再生之旅》（The Doctor）的电影，由迪斯尼工作室发行。电影根据罗森邦医生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改编而成。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这位医生曾经面对面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次，他又通过书和电影感动了上百万人。
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亲眼看见一个平凡人突然被置身于充满张力的环境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刹那间暴露了出来，引发着主人公一连串关于医学、医生、医院的思考，也触动了观众自己的一连串思考。虽然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人们起码发现，当成为病人置身于巨大的生理危险时，原先是医生的主人公的精神和心理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痊愈。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同理心主题的电影。”我们眼见10年后，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里，这部电影被选为医学生的必看电影，供他们形象地学习“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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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当病人成为医生《再生之旅》上演7年之后，1998年，由喜剧明星罗宾。威廉斯主演的《心灵点滴》（Patch Adams）在圣诞节档期推出。在美国上映仅三天，票房就接近3000万美元，不仅如此，它还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在平日的采访里，我们看到的罗宾。威廉斯似乎每分每秒都表现得有趣搞笑。但在这部电影里，他除了搞笑以外，还展现了一系列的情绪：严肃、震惊、悲痛、内疚、挫折和愤怒。和他以往的角色不一样，和7年前的《再生之旅》也不一样—这回，喜剧明星演的是从一个病人开始，立志成为医生的艰苦过程。
《心灵点滴》也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主人公一开始是个备受忧郁症困扰的家伙，他自愿把自己投进了精神病房。在病房里，他找着了自己日后生活的目标，他发现自己喜欢帮助其他病人，而眼前的那些医生们看上去却总是那么冷漠，与病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曾经是病人的主人公出院后，报考了弗吉尼亚医学院，以实现做个“温暖医生”的理想，希望自己能用更专业的方式帮助病人。等他进了医学院后发现，那里到处充满了冷漠的哲学，医生把病人的感情需求晾在一边，根本不关心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他固执地相信应该有更人性化的行医方式。
未能免俗的是，电影用了非常夸张的手法，以求取得喜剧效果，博得圣诞节人们的笑声。比如，为了给病人以精神上的放松，哄病人开心，他有时穿得像个大猩猩，有时用医院里的塑料用品做成大红鼻子，还在病房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最搞笑的一幕是，为了帮一个想“在面汤里游泳”的病人实现愿望，他居然在游泳池里放满面条，做成了可供游泳的面汤。自然，他的出格行为在学校里总是受到谴责：“你要想成为小丑，那就去马戏团吧。”
他的“幽默处方”，在刻板的医学院里显得那么离经叛道。他在治疗中加入幽默和人情味的主张，挑衅着无处不在的医学权威和规则。他的另类学习方法更让许多老师和系主任抓狂，虽然他有些功课在班上排名第一。
但这位固执的主人公之所以吸引美国人在圣诞节去电影院消磨时间，是因为人们多么期待碰上这样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确信，医生应该先治人，再治病。同情、幽默和同理心对医生来说，与灵丹妙药和先进技术同等重要。罗宾。威廉斯扮演的主人公就这样一路智斗，最后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成立了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可以真正实践用同情和幽默对待病人，算是彻底实践了自己的理念。
“我们应该治病也治人”，罗宾。威廉斯在电影中从头到尾都这么宣扬。一个最初的精神病病人，最后找到了行医帮助别人的快乐。电影结束，灯光亮起，人们起立鼓掌，希望这样的美好故事更多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在那些极端的体验中，总能看到普通的眼光触及不到的角落和深度。像罗森邦医生那样从医生变成病人的经历，让他更多地是反思一位医生该怎么去对待病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病人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世界中。而从一个病人变为医生，比如《心灵点滴》中的主人公，他实践自己作为病人时对医生的期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去做一个这样的医生。但一位美国女病人的真切经历比《心灵点滴》更为动人。
当我打开杰米。韦斯曼（Jamie Weisman）的介绍网站时，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跳出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广告。但在这里，我并不想探讨医疗保险的无孔不入，我想说的是杰米。韦斯曼这个一生兼具双重身份的女人—一位全职的病人，同时也是一位全职的医生。
这个有着文学天分的女人，在布朗大学修完英国文学学士后，去了纽约一家出版社工作。正当她做着日后的作家梦，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征。这病来得隐匿，渐渐加重，追溯起来，其实自她十几岁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病人这一身份如影随形。
她曾多次因为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带状疱疹、中耳炎、泪管堵塞、败血症、蜂窝组织炎、食道疱疹、严重唾液腺感染。她做过多次骨髓活检，医生一次又一次警告她，随时可能患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每一次检查，我都有可能被告知得了癌。”
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也曾苦苦哀求给个一死了之的机会。她这么描述作为病人的生活：“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了敌人，你的身体占了上风。”
杰米。韦斯曼坦白说她自己其实是被迫学医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更好地了解那具背叛了自己的身体，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权。还有一个原因就现实多了，因为如果选择当作家，肯定付不起昂贵的保险，而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巨大的天文数字。
两个原因放在一起，激发了一个面对疾病降临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她不无幽默地说：“去医学院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从柠檬挤柠檬汁。”保险业的“给谁治和花多少钱”理念听起来很抽象，但这种问题具体到每个病人身上，就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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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听说她要去上医学院，医生和家人都很惊讶。他们担心学习压力和暴露于感染环境，会对她的健康不利。而当她终于真正开始在医学院学习时，待在输液室里输抗体和干扰素，也成了她医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同时是病人和医学生。
渐渐地，她对医学的了解越来越多，开始说一些医生圈子里的行话，比如，其实“ICU代表‘加强看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和‘如果你可能死’（In Case U might die）”。1998年杰米。韦斯曼终于完成了学业，从医学院毕业，她选择的是皮肤科专业。
成为了医生的她怎么想？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因为她是病人，因为她生病时与不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让她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表达关心和爱护与医术一样重要。这点似乎和《心灵点滴》的主人公不谋而合。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她对这种“安慰”的作用，也许理解得比任何医生都深刻。她会在输液室里听到身边那些病人小心翼翼地用医学书以外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疾病，其实只是病人为了保存自己的一点尊严而已。
虽然医生屡屡警告她时刻会有得淋巴瘤的风险，她还是选择了去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病房实习。这段实习生活让她知道，即使一位病人没救时，待在他身边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让一位病人在离开时少一点寂寞，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她曾经诊断过一位肺癌患者，她对病人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或者家人有什么问题，下次就诊时可以一起来。”结果下次来就诊时，她数了数，病人总共带了—27个人，挤在她那狭窄的办公室里。但她知道，这就是病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刻。
人们称她是“彻底理解这一行的人”，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