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遇到了那么多的事。真不容易！不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我希望能看到你像往常那样开心，什么时候都充满信心的样子。”
“我现在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工作不如意，女朋友跟别人跑了，钱全部给造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明年签证也要到期了。你说，我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哥！告诉我你的真心话。你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后，是想继续留在日本呢？还是已经厌倦了想回国去？”
说实在的，我当然还留恋着日本。不，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留恋，而是根本不想、也离不开日本。我太热爱歌舞伎町这条街了，我已经成了它的一分子，离不开这里了。学业虽然结束了，但想在日本的时装设计行业找到称心的工作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尽管我对自己的专业充满自信，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一个来此不到五年的中国人，想就此跻身日本的时装界，能力还差得太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做自己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我说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干任何违法勾当的，当然包括超期滞留这样最常见的违法。
“我还想继续留在日本，但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我真想找一个日本女人结婚算了。可是……”
“那就结婚吧！”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结婚？谁结婚？你说我？哎！和谁结婚？”
久美子的表情非常认真，她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李哥！我一点也没有开玩笑，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等着久美子后面的话。
“如果李哥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我可以和你结婚。”
她的话让我非常意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说的不是假结婚，而是真结婚。我不希望作假，如果你愿意娶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们可以结婚。”
说到这，久美子才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这样虽然能帮我，不过，久美子，你找一个自己真心爱的人结婚岂不是更好？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怕委屈了你。”
“我们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不就行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浪漫吗？它能带给人激情，充满挑战。我不是那种只求安定的女人，我们结婚过着试试看，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的话，再离婚也可以啊？”
这话让我有点着急。
“不行！离婚不行！离了婚，签证就麻烦了。”
没想到久美子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起来。
真是幸运！这是我来日本后碰到的又一次幸运事件。就如同极度窘迫之时，突然有神人相助那般。
一个月后，我和久美子结婚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结婚，我们彼此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我却被久美子的真情和宽容深深地打动。我自信能跟久美子生活得美满。结了婚，签证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我的生活激情重又高涨起来。
幸运一桩接着一桩。这一年年底，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期间创作的服装设计图，获得了《读卖新闻》报评比的设计奖。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的1992年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从不幸到幸运，真应了那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1）
面临悠悠背叛、面临毕业后的签证等问题之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久美子居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可以说我对回国的念头已经几乎为零，更何况在歌舞伎町的事业经过奋斗和抗争，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它而回国的。
而且，回国后我能做什么呢？在国营体制下做一个小职员？被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嫂主妇们包围？总之，我一旦回国，肯定难以适应国内的环境，而终将一事无成。
生命之神始终向我显示着奇迹。久美子在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毅然同我结婚，不仅使我保住了合法居留权，而且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这是我至今，不，是永远要感谢她的。
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我的积蓄几乎为零），我也陪她回老家拜望了一下她的父母，之后，我们在中野的公寓中开始了跨国婚姻的新生活。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不出去工作了，她们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但是久美子是个懂事又有主见的女孩，她同我商量：“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知道你会认为能够养得起太太才是真男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积蓄，白天我在家里闲着也怪无聊的，这样吧，我还是在美容院打工，只不过每周只去三天，这样，既可以照顾好家务，又可以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更何况那些姐妹也都舍不得我辞掉。”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完全不提她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样一个现实。我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比别的日本女孩——哦，不，别的日本主妇更好的生活。
由于毕业后我取得了“日本人配偶”的身份，而我在歌舞伎町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因此白天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多出许多。有时，我中午起来，吃完了久美子上班前做好的日式饭菜，便复习一下服装学院的功课，然后思考如何在歌舞伎町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如果遇到久美子不去上班的日子，我们往往整个白天都赖在床上，体验新婚燕尔的甜蜜。
像久美子这样出生在60年代的日本女孩，对于中国的了解可谓微乎其微。她总是好奇地问我：你的家乡有竹林吗？你妈妈很漂亮吗？留学日本回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吗？不会被怀疑是间谍而被监视吗？
因此，往往是在我们激情过后，她趴在我身上，一面打开电视机或者音响，一面听我向她讲述我在中国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日本忙碌了这么久，如果不是久美子刻意地询问，我都忙得记不起来了。湖南的山水，母亲的笑容，还有我们一家坎坷的经历，那一切，就像一阵风一般，因为久美子的好奇，重又吹到了我的面前。
我母亲两岁时外公去世，外婆靠在长沙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中做女佣维持生计，把我妈妈拉扯大。在当时，女孩子是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的，但幸运的是，那个资本家出钱，送我妈妈到重庆师范学校念书，所以我妈妈成了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女人。
在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妈妈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他们的婚姻随着他的被镇压而结束，并留下了两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2）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 “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
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整天将心血都投注在“打倒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中，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弟。学校几乎全都处于停课状态，父亲和他的同伴每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3）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