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经朋友介绍，他谋到了米谷纳入协会苗栗出张所主任这一差事。米谷纳入协会是米谷局的外围机构，主要业务是从事米谷的预备检查。吴浊流部下有十多个职员，工作也相当清闲。他利用这种闲暇，写了一组大陆之行见闻的《南京杂感》，投寄《台湾艺术》杂志，《台湾艺术》分十个月连载，反响颇佳。
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物资匮乏更加严重。为了彻底地榨取殖民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日本当局在台湾变本加厉地推行皇民化运动。当局利用甘愿充当走狗的御用绅士、商人和投机分子，配合警察的力量，一方面强行征粮，将台湾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一方面从台湾人征兵调到南洋作战。南部的高雄还发生了迫害台湾人的“大不逞阴谋事件”。事件中的疑犯达数百人，被检举者五十八人，其中五人死亡。
在此日本统治者垂死挣扎的非常时期，吴浊流不时告诫自己要沉默、寡言、少管闲事，这是活下去的惟一途径。在此期间，他的五女儿生下不满两个月即死亡，使他本已十分压抑的心头又添了巨大的哀痛。
他本想一直在苗栗呆下去，但一年后（1943年）由于米谷协会的人事变动，他被调到新竹。顾虑到新竹有空军基地，有被盟军空袭的危险，所以他把家安顿在竹北这一年10月，盟军飞机果然袭击了新竹空军基地。吴浊流觉得竹北也不保险，又急忙将家人疏散到新埔。进而他又想到，如果自己在新竹被炸死，那就太冤哉枉也，还是离开此地为妙。苗栗虽然较为安全，但没有适合自己的职业。于是他决定去台北。
在寻找新职的间隙，吴浊流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胡太明》（即《亚细亚的孤儿》）。
由于《南京杂感》被连载的缘故，他结识了该杂志的一个编辑。而这个编辑又是《台湾日日新报》的主笔。通过这位主笔的介绍，吴浊流于1944年初进入《台湾日日新报》，再次体验记者生涯。吴浊流心里明白这种时候的报纸是不可能说什么真话的，所以为了远离是非，他专写与战争无关的报道，一天天地混日子。日本已濒临战败边缘，资源即将耗尽，日本当局推出“企业整备”之举措。报界也不能幸免，吴浊流复任记者不到一年，台湾全岛六家报纸被合并为一家，成立《台湾新报》。当局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调来七八名高级职员，趁火打劫地将六家报社的财产掠夺过去。被合并的六家报纸包括惟一由台湾人主办的《兴南新闻》，其余五家则是日本人所办。对当局的强盗措施，六家报社都只能忍气吞声。吴浊流得以留用，任《台湾新报》的文化部记者。
《台湾新报》文化部起初只有两个人员，部长是林献堂之子林云龙。该报的“文化栏”就由林云龙和吴浊流负责编辑。吴浊流常请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中的反战及厌战者为报纸撰稿。一方面这些教授的文章能反映出一些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授们都收听外国广播，有的比报社还消息灵通，吴浊流觉得跟他们接触很有收获。
与战局的紧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人和其他知识分子无事可做，十分清闲。议论时事又有危险，还是谈文学最安全。于是，在这烽火连天的时刻，台北的各种文学座谈会、文学演讲会反而多了起来。吴浊流作为报社文化部记者，又是兴趣所在，所以一有此类会议必定参加。
台北帝大的工藤教授每月15日都定期邀请文人学者到其住宅座谈文学。常与会者有王白渊、龙瑛宗、吕赫若、张文环以及画家立石、日本教授中村等。吴浊流每次都参加。有一次他有意在座谈会上批评写御用文学的台湾作家，促使那些人自我反省，但考虑到如果直接提出来，大家可能会回避，所以他绕了个弯子说：“真正从事文学，还是玩票性质的方式才好，当做专业来干，反倒容易走离正路，不能到达文学的真正境地。”结果工藤与他展开了一番舌战。后来，工藤意识到吴浊流另有所指，便寓褒于贬地说他连业余都不是，而是外行，所以有外行人的优点，反而富于真实性云云。
与此同时，吴浊流继续写小说。《陈大人》《先生妈》即是在进入《台湾日日新报》和《台湾新报》的同一年创作完成。为了安全起见，他写了也不发表，先留下来等待将来的机会。而他知道，机会的到来不会太远了。他还决心尽快地完成《亚细亚的孤儿》。这时空袭频仍，每天躲警报，进防空壕，让人终日栖栖惶惶。各种可怕的谣言和预测也在暗地里传播。有的说美军一旦登陆，向来受当局注意的“不逞分子”将被日本人抢先杀掉，或者驱使他们上战场，让他们抵挡美军的枪弹。还有的说上了黑名单者多达五六百人，这些人在美军登陆之际，必遭日本当局处决，全岛各地的警察和特务都被分配了这方面的任务……这些漫天飞舞的谣言使台湾知识分子陷入更大的恐怖之中。但吴浊流一方面觉得对此时局个人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一方面判断台湾多高山大河，适于日军进行游击战，故美军不会在台湾登陆，而是进攻日本本土决一死战。他不为谣言所左右，极力使自己镇定，每天写几页稿纸。当时他住的房子，前面不远就是台北警察署的高等刑事宿舍，其中也有二三认识他的刑警。这部小说的第四和第五篇含反日内容，如果被警察发现，定会以叛逆或反战论罪，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作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他内心多少有些畏缩感。他继而又想到“灯台下照不到亮光”这个道理，越是危险的中心，反而可能越安全，也就没有迁居。为了预防万一，他每次写好后就藏在厨房的炭笼下面，积多了一些手稿就拿回乡下的老家去。
吴浊流觉得工藤教授是一位正直的日本人，所以将《胡太明》的前三篇请他过目，得到工藤的激赏。工藤预感日本战败在即，遂举家离台回国。临别前夕，他邀请吴浊流共酌。工藤分析日本和台湾明年这个时候必将改换天地，他反复鼓励吴浊流完成《胡太明》。工藤回国后，吴浊流在战争结束前六个月终于写完了这部长篇。
美军飞机加强了对台北的空袭。吴浊流每逢周末，一定回新埔乡下的家休息，星期一才回台北，以尽量避免空袭的危险。殖民当局命令台湾老百姓“供出”各种粮食和副食品，还强迫他们进行各种义务劳动。吴浊流应对的办法是，如果花钱能解决的事，那就尽可能花钱。花钱解决不了的，如义务劳动，他就星期天回来承担。如采集相思树皮，当局下令每户缴纳若干斤，吴浊流明知是“国策公司”假借军方的名义剥削台湾人，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和村中父老们一起去采集，依令“供出”。
美军飞机在台北投下的第一颗炸弹，打中了马偕医院，造成八死二伤。吴浊流的宿舍就在医院附近。他原来一直以为此处远离总督府、火车站、机场等可能的打击目标较远，且又是普通民房，所以应该相对安全。谁知头一颗炸弹就击中医院。他想到台北不宜呆下去了。于是在美军登陆琉球的前一天，他装病向报社告假，然后回到新埔老家。
老家也是一片混乱。军队大批开来，强行征占民用物资。因粮食严重不足，各种疾病随之滋生。吴浊流最小的儿子因缺乏维他命A，眼睛忽然看不见，差不多瞎了。吴浊流天天到新埔镇上给他买鸡肝吃，过了一个月才恢复。接着三女儿的臀部长了个脓疮，不能走路，人也变得没有生气。家里只杀了一只还不到一斤的小鸡给她补充营养。当局实行的配给米和供出米这一套，造成了饥荒，大家庭都只好分家，各奔前程，许多父子、兄弟、亲戚间的亲情都被冲淡了。吴浊流每天四处跑腿，找门路弄粮食，买黑货，然而常常是两手空空归来。在此极端艰难困窘之时，从前他在照门教过的一个学生的家长，特地带了一斗米来看望他。吴浊流欢喜感动得“就好像在地狱里遇到佛祖”。
他离开报社转眼已过了三个月。到底还回不回台北上班？考虑再三，他觉得还是远离空袭危险为妙，所以干脆提出辞呈。
吴浊流没想到的是，在乡下也不见得没有危险。空袭定期来，人们每天也要到后山去躲避。一天，一架飞机追击从他屋前经过的一辆卡车。一家人还来不及逃进防空壕，流弹已落到屋前。吴浊流无处可躲，只好抱起最小的女儿缩在屋角。所幸只有卡车的轮胎被打中，村里无其他损失。
1945年8月15日傍晚，吴浊流以前的一个同事和一个镇公所的职员来到他家，说当日中午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但声音沙哑，而且噪音太多，听不清楚讲了什么。镇长好像偷偷地和郡、州方面联系，镇上的日本人都聚集在镇长宿舍，在商议着什么事情，似乎是发生了某种重大变故。两人说明了这些情况后，请吴浊流分析。当时，因为殖民当局封锁消息，台湾人还不知道此前的8月6日、9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吴浊流仅凭自己的思考，判断日本不是宣布投降，就是美军在日本本岛登陆，二者必居其一。不管如何，明天必会见分晓。他告诫两位朋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谨慎，大家言行务必小心。两人离去后，吴浊流又沉思一番，断定是日本投降。于是他立即收拾行装，并带上《胡太明》和《陈大人》手稿，天一亮就往台北出发。到了竹北车站，号外已经出来，果然是日本投降。车站上的警察依然目光炯炯注视着路人，人们还不敢喧嚷这一特大的喜讯，但台湾人的脸上，都无可掩饰地流露出某种喜悦和期待。
第十节 山河复旦泪依然
日本投降翌日，吴浊流赶到台北。《台湾新报》内部对形势的反应很迅速，日本人已主动将领导权交给原《兴南新闻》社的班子。报纸准备发行中文版，急需翻译人手，新社长让吴浊流返回报社。于是吴浊流复职，在编译部工作。
这时，吴浊流的一位老同事告诉他，日军内部有人联合某几个御用绅士，策划台湾独立。吴浊流听了很愤慨。
吴浊流认识的一位日本主笔的千金劝他住进她的一位亲戚的房子，因为那个亲戚马上要回国。吴浊流回答她说现在日本人的房子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我不想要。
台北市开始欢腾了。消失了多年的花灯、花篮、绣彩又重现街头，人们大放鞭炮，欢呼中华民族的胜利和解放。随着日本的投降，台湾一时出现了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热切地等待祖国的接收。吴浊流在那些日子里也是激动得热血沸腾，“心情就像是小鸟飞出鸟笼一般”。他将台湾光复视为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好运”。当时的情景令他难忘：
头一次的好运就像从天上忽然降下来给我，不但我一个人感激流泪，连我一家人、一乡人，不，全台湾人都高兴到极点，而且大家如何的骄傲，如何的光荣啊！……
我在日据时代，事实没有梦想到还有真正的国民可做；一旦光复，我的喜跃，实非笔墨所能表现了。吴浊流：《我最景仰的伟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页。
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由于很久祖国没有来接收的关系，政治完全成为真空状态了；于是大家就自动地在各街庄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自动担当各地的治安工作。这种处在真空状态而能够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吧！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36页。
六百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国语和中文。懂得中国语和中文的人，主动地当中国语讲习所的义务讲师，无酬地给民众教授语言。吴浊流：《台湾连翘》，同②，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53页。
现在，完全解脱而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不是殖民地而是真正的祖国的人民了。于是六百万岛民都能自觉，把心团结一致起来，建设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原来，所谓的国家爱这个观念，往往成为亡国人民之后，才会炽烈起来，也就是由于失去祖国而令人更加憧憬向往。一旦沦为殖民地之后，不但有政治上的差别，还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机会的不平等，然而这些敢怒不敢言的种种辛酸却必须承受。
尝过这种痛苦经验的岛民，如今已从日本人手里解脱出来，而取回自由的关系，自动地想对祖国服务。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38页。
1945年10月10日，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典礼。全岛各地与会的代表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痛骂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吴浊流作为采访记者见证了盛会。他记起八个月前他曾被召集到这里来参加“俸给生活者一日强制劳动”会议。名为会议，实际上是威吓。他看到坐在他前面一排的五六个年轻人，因芝麻小事被日本军人辱打。他除了忍不住愤慨而握紧拳头外毫无办法。就是两个月前的这个地方，日本人也还在台上高唱大东亚圣战，呐喊着打倒中国，消灭美英，而台湾籍的御用绅士们则随声附和。然而，现在不同了。台湾已经从日本殖民者的手里解放出来了。被日本视学打头啦，贬谪到僻远地区啦，努力工作还是比日本人有六成的差别待遇啦等等这些事情都消失了。吴浊流情不自禁地胸口一阵发热，感激祖国的热泪簌簌地掉了下来。
10月17日，代表祖国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终于出现在台湾。第七十军进入台北时，台北市民万人空巷，男女老幼一齐涌上街头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10月24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抵达台北。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