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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对吴浊流的评价中，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认为吴浊流的小说有浓厚的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多少也损害了小说应有的艺术性”；而且“吴浊流的写实是粗犷的，缺乏现代的气息”。叶石涛：《吴浊流论》，《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第122页。这种评价有所根据，但并不全面。所谓“社会性”，当是指吴浊流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耿耿于怀和执著描写。然而，这样并不见得就一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也很推崇技巧，曾批评托尔斯泰（Tolstoy，Leo）和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Fyodor）的作品缺乏结构，但也说过这样的话：“你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感觉，你不会写成一部好小说”；“一个人按自己的趣味讲话，才能讲得最好，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实（具体记叙的坚实性）的气息，在我看来，似乎是小说的最高德性”；小说的一切其他优点“都不能不俯首贴耳地依存于这一个优点。如果这个优点不存在，其他优点都等于零”。［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杨烈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512、513页。应该说，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正是吴浊流“自己的趣味”所在。诚然，他的小说在艺术上并非已臻完美之境界，但其不足也并非在于“社会性”，而是在描写外部现实的同时，没有更细微地挖掘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与外部现实一样甚至更波澜壮阔、更纷杂迷乱和更大喜大悲的人的灵魂的生死搏斗。美国符号主义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K。Langer）说：“与必须为一部作品赋予‘真实的气息’相比较，对于文学来说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使它保持虚构性。”“不仅要把事情纳入经验的模式，而且要从本质上保证它们的文学形式。”苏珊·朗格认为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转述事件，这种方法可以成功地保证故事中虚构世界的某种方向。因为通过一个人的头脑来过滤事件，可以保证它们与人的情感和遭遇相符合，并为整个作品——动作、背景、对话和其他所有方面——赋予一种自然和统一的看法。［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译本（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第339、340页。其实，虚构性的获得和文学形式的保证，除了苏珊·朗格所推崇的这种“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转述事件”，还有它种方法，比如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人的心理活动固然也是一种真实的活动，但是，它毕竟不具备如同生活的外部现实那样的可供摹仿的“外表”，而只能是一种想象性或抽象性的描述，因此，对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的描写，无论多么“真实”，它仍然显示着比对外部世界的再现更强的虚构性。不过，我们也不可以这样的标准对吴浊流的小说一概而论。在有的小说中，注重外部现实表现是小说具体的风格所规定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论及。而且，吴浊流中短篇小说中“粗犷的写实”、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忽略或粗率处理，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从而一举攀上了长篇小说艺术的高峰。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分析。
二
吴浊流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其辛辣的讽刺。作者偏爱讽刺，他对这一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较为娴熟高妙之境地，有的作品堪称讽刺的杰作。
吴浊流写有一些讽刺诗。如七绝《恋栈》：“官场善舞制人先，自我宣传巧十全。宦海老人新学说，素餐八十谓青年。”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106页。《自由》：“光复以来倡自由，自由今古实难求。人间那及空中鸟，日日何妨任意啾。”同①，第123页。然而讽刺诗在其诗歌中所占比重很小。他对讽刺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中。
吴浊流小说的讽刺对象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中间人物，一种是反面人物。
在小说处女作《水月》中，就已包含讽刺的因素。小说的主题虽然是批判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但主人公仁吉对殖民者的本质缺乏认识，无视残酷的现实，心比天高，沉浸在留学日本和出人头地的幻想中而不知醒悟，仁吉身上表现出的殖民地部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也是吴浊流在小说中所讥讽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的自嘲）。不过，这种讽刺是隐蔽和温和的。毕竟，是罪恶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因此，作者这样写下小说的结尾：
“我的先生，你结婚以来抱着的美梦还没有醒吗？你想，坚儿今年念六年级，不久就要上中学，你还在梦想去东京留学。你想，你的孩子，你自己的学费……。”
仁吉也不敢再自讨没趣，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而已。可是他的少年时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丽的梦，纵然已经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是那样美丽地荡漾在心头。
啊！像初恋的美梦，甜蜜和艳丽。
藕虽断而丝仍连，啊！仍然像初恋一样的心情，永远不会忘掉，他的梦想象水里的月亮一样，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吴浊流：《水月》，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页。
如此结尾，既有讽刺，也有同情。仁吉的形象，是相当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作者的影子，因为仁吉遭受的殖民统治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也正是作者所经历的现实和遭遇。因此，作者心中交叉着复杂的情感，而非一种单纯的思绪。
这种讽刺与同情混杂的情形，在《功狗》中也有体现。主人公洪宏东为推行殖民当局的教育政策立下汗马功劳，对这种为殖民者效忠的奴才思想和行为，作者是持讽刺态度的。然而，洪宏东以健康为代价的卖命并没能换来殖民当局的丝毫垂怜，当他病倒床上生死难卜之际，接到的是当局毫不留情的一纸辞退书，一家老小陷入生计无着之境地，洪宏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不知不觉又滴下眼泪，不知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只是泪水一滴一滴涌出，忽然呜呜地再抑不住胸中悲伤放声大哭了，哭了好像心中的痛苦就可以轻松一点，于是哭！再哭！哭得心中所有的不平和愤恨都哭尽为止！吴浊流：《功狗》，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7页。
《功狗》的这一结尾仍具有一定的讽刺性，但讽刺之意味已很微弱了，作者实际上也在为主人公一洒同情之泪。小说之所以安排这样的结局，与作者此时尚未能解决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困惑有关。30年代的吴浊流对日本殖民当局仍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对当局歧视台湾人的政策，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怨恨。《功狗》所表现的悲情远大于愤怒与冷嘲。
《幕后的支配者》也存在讽刺的因素，而且是多重的讽刺。一是针对光复后二十年间台湾的基督教会。二是针对基督教的假信徒。三是针对女主人公阿九嫂的先生阿九哥。作者讽刺基督教会，因为它不是靠教义而是靠所谓配给奶粉、面粉之类物质诱惑吸引民众。而对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吴浊流始终是崇仰的。他在游记《谈西说东》里记述参观耶稣诞生地时说过“耶稣一生的奋斗及遭害一一映在眼前，觉他伟大”。他之所以对基督教会不抱好感，是因为“很多人利用他来吃饭或享受，令人讨厌”。在吴浊流心目中，耶稣精神如今早已荡然无存，如《看长崎原子爆弹迹》一诗中，就有“基督精神死，问谁代申冤”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179页。句。《幕后的支配者》借上海姥之口嘲讽了基督教会，也为上海姥这类假信徒画出了一幅漫画：
世间总是骗来骗去，我们假做信徒来骗神，食神明饭的人依靠我们去挂名、劝募、救济来骗钱，骗得钱来建教堂，禄在其中，食有余穿有余。其剩下的钱，买些配给品来配给我们，若论有罪，我们骗神是小事情，他们骗人罪恶更大，因为要骗人，连神都被他骗了。……你要知道基督教徒，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纯真，博爱也是口头禅而已。我举一个例给你听，上帝博爱反对战争，可是它的信徒却没有人遵守这条教理，一旦利害相反时，就不择手段，用最残酷的方法来解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教徒拿一颗原子弹去炸长崎，长崎是东方基督教发祥地，在德川时代曾有出过二十六个殉教圣人，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可是这颗原子弹偏偏落在这里，可怜大浦岗上，曾夸东洋第一的教堂，一瞬之间被炸得瓦飞墙倒，牺牲了六万余人。……若是我们大家不来领配给品呢，他们的教堂也怕不能存在，神父也无对象可以传教吧。所以我们依靠神恩，神依靠神父，神父是依靠我们的，这不是一个三角循环的道理吗？神父拿我们来做资料报告本国的慈善家说：我们怎么可怜，怎么凄惨，报告越坏越有人怜惜、越有人救济。这样堂皇的教堂统统是由我们为资本建造的。所以说来领牛奶面粉不是骗神的。
美援也好，日援也好，神援也好，拿得到就是横财，一跃变为绅士，变为太太，也有酒，也有肉，也有车，也有马，任你逍遥自在，所以人人都乐于这样。……所以基督教堂耸立云霄，不论深山僻地都有了，比银行更多了，若是没有牛奶面粉的话，我想，也像孔子庙一样，无人烧香吧！吴浊流：《幕后的支配者》，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14、215、211页。
小说讽刺阿九嫂的先生阿九哥，是因为他一方面很清高，坚决反对阿九嫂去教堂装信徒领配给，一方面又无任何实际行动和能力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作品通过阿九哥醉后的酒话让人物自嘲和反省：
今天碰到阿清伯，他说：“看人面不如看泥面，前几年我曾劝你，你没有耕过田，不晓得营谋，你的田是看天田，是依靠池塘的，你的池塘灌溉两甲余的土地是不够的，不如留一半来种水稻就足够，一半来种水果，那时候你说：种柑要七八年，种荔枝也是一样须要好几年，种葡萄你说无经验，也很麻烦，最后我劝你种枺ё校笔蹦慊雇馕业囊饧Ｈ羰悄阒謻＇仔的话，老早出产了。可是你没有实行力，……同①，第221页。
阿九哥的这番自白，实际上是作者对人物的一种讽刺。但采取的是一种委婉迂回的方式。
讽刺与笑具有内在的联系。20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认为，古希腊罗马的讽刺文学与民间节日笑谑、辱骂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而且在其后的进一步发展中，这种讽刺也没有断绝自己同当时的民间节庆的笑谑形式的联系。讽刺作品的形式结构与形象都是由笑谑组织起来的，虽然表面上笑并没有出声。［俄］巴赫金：《讽刺》（苗澍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21、23、24、25、31页。既然讽刺就是一种无声的讥笑，而吴浊流将仁吉、洪宏东、阿九哥这类贫贱弱小的人物也加以讽刺或者说取笑——尽管是温和的，是否对讽刺的误用或滥用？这不仅是一个修辞问题，还是一个价值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弱者和小人物身上也是存在可笑的因素的，他们并不因为阶级身份而天生与可笑绝缘。然而，他们如果可笑也决非因为其阶级身份。英国文学家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说过：“贫穷是从来不可笑的；除非贫穷而想装得上流（而那是无望的），或者妄想比阔气，比排场（而那是愚蠢的），企图用自己的褴褛掩饰起自己的一无所有，那时它才显得可笑。”［英］梅瑞狄斯：《喜剧的观念及喜剧精神的效用》（周煦良译）；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86页。吴浊流将讽刺的矛头对准小人物，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关怀的观照之下进行的。在吴浊流的笔下，《水月》里的仁吉、《功狗》里的洪宏东和《幕后的支配者》里的阿九哥有可笑的一面。他们之所以可笑不是因为他们的贫穷和卑微，乃是由于他们备受压迫身处受奴役之境而不知觉醒，或虽有认识而不知行动。作者在他们身上施以讽刺是符合讽刺艺术的内在规律的。
讽刺除了笑谑因素，还混杂着多种情感成分，具有多种功能。同时，由于对象的不同，还存在分寸的把握、强度的区别等问题。巴赫金在分析古希腊和罗马的讽刺时指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已经是相当成熟有力的社会政治性讽刺；而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讽刺的特点，是对当代现实的敏感，当代现实在贺拉斯的讽刺作品中是自由讥讽的对象；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讽刺针对被否定的现实，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调——愤怒，愤怒仿佛取代了讽刺笑谑的位置。［俄］巴赫金：《讽刺》（苗澍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