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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台湾》分为十一个部分：“前言”、“台湾青年应走的路”、“奴化教育与对台湾教育的管见”、“与新时代一起前进”、“为我论与衙门理论”、“宣传的副作用与反效果”、“愚蠢的习惯”、“台湾要怎样才会好？”、“民主政治与政治人材”、“台湾文化一瞥”、“附录：对废止日文的管见与日文文化的使命”。全书的十个正式的章节其实还可以压缩，比如“台湾青年应走的路”和“与新时代一起前进”这两章其实论述的问题相似，可以合为一章。
将《黎明前的台湾》作一个大致的归纳，它主要提出了这些观点：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青年们，要学习掌握科学技术，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台湾人也是汉民族，决不会被日本奴化；而在接受科学教育方面，台湾青年比外省青年还有一日之长。台湾人要克服狭隘的地域观念，抛弃只谋一己之利的“为我论”，而要着眼于建设新中国的大目标。政府宣传要讲究技巧，否则将会产生副作用或反效果。光复后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官僚受一些愚蠢的习惯支配，办事手续繁琐，工作效率低下。全面废止日文，是当局的一项愚蠢举措。台湾人民期望的是有诚意的政治。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台湾人民是汉民族中最富于反抗性，最不服异族统治的。他们魄力宏大、意志坚强和富于进取精神，但台湾文化也因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地的性格。台湾省人和外省人应团结起来，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建设一个令人身心舒畅的自由的台湾。
《黎明前的台湾》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恢弘的视野和理性的思考。它将台湾的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的格局里，又将中国的问题置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讨论。在作者的笔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台湾青年应走的路，就是刻苦学习科学文化本领，将建设新中国视为己任，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在阐述这一点时，作者使用的是全书其余部分少有的激情洋溢的抒情笔调：
今后的中国不仅靠军人或政治家，更需要的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尤其在近代文明落伍的中国，如何需要科学是用不着说的。我国地广物博，许多资源正待开发，中国的再建非从科学开始不可，而如果没有科学人材，侈谈中国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已。
青年诸君起来吧！你们去做技师，去做矿工，去做技工、建筑家、学者……要担当新中国建设重任的青年们，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千万不要被现实所迷惑，满足于眼前的小利，至少须想十年或二十年后而选自己要念的书。……
要开拓广大的我中国处女地，有多少人材都不够的。如果要本省青年动员，只能集中全人口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六、七十万罢了。再根据个人志愿的话，连一半也很难迁移到大陆上去的。这三、四十万人的青年纵令全部都是技术人员，也不够建设中国。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青年们的前途是如何悠远，只要我们有一种技术就好。
…………
啊，广大无边的我国呵，北有东北的工业地带，西部长江上游一带——青海、新疆、西藏等有千古未开的宝藏，南有天赐的宝库，而南洋的经济权握在我同胞手里，亚洲何处没有我同胞的地方？青年朋友们，你们何必悲观，我们的前途既远且大。话虽如此，但青年们如果没有志气，只为名利而你抢我夺的话，中国是永远不能得救的。青年朋友们，你们该怀大志，为科学建设而贡献一生，各自成为专家、技师、技术人员，为国家民族活跃，中国的前途才会有光明的。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0—73页。
在这本随笔的各个章节中，作者不时重复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要建设中国，一要科学，二要科学，三要科学，四要科学……十七、十八还是要科学。”“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安贫乐道而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探究真理的大学教授，和充满信念而为中国工业生产贡献心力的青年。”“青年诸君不能以大陆的科学水准来钻研科学，而应以世界水准为努力目标，台湾青年尤其要为中国科学与工业生产完成自己应尽的使命。”“我们应舍弃短视的想法，希望现在起就在学校埋头研究，十年、二十年后就能成为背负中国建设重任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台湾教育如果不养成技术人材，对祖国便不会有什么用处。不仅如此，台湾本身也将不会有前途。”“台湾人口倘再增加，势非移民到外面不可。青年们如果不向祖国或南洋发展的话，在台湾会窒息。不过，仅凭赤手空拳到海外去也不行。如果只靠口齿伶俐，这种人材祖国已太多了，因此还是带技术去才行。”“祖国太广大了，广袤四百余州，教育虽然没有普遍，但人口太多了，达到世界知识水准的也不少，只凭自我满意是无法被祖国承认的。”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2、75、77、86、87、88、93页。
《黎明前的台湾》的各个章节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建设新中国这一主题而进行。作者反驳了台湾光复后出现的有关台湾因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因此台湾人受的是奴化教育的言论。因为这种意见包含着某种排斥台湾同胞对重建台湾和全中国的政治权利的潜话语。吴浊流认为，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教育台湾人拥护、协助殖民政策是事实，但日本当局的教育并没有成功，台湾不断发生的抗日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台湾人也是汉民族，决不会被奴化的。日本在精神教育方面，不仅在台湾，而且在其国内确实推行一种使受教育者妄信甚至盲从的“奴化教育”；但在科学教育方面，却是相当成功，因此今天的台湾青年的科学思想不仅不比大陆青年差，大体来说还胜一筹。中国的教育传统是天才教育，而且是作文教育。天才教育可以使有天分的人充分发挥，但缺乏天分的人就变成一无可取。作文教育与以实验实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学教育相比，可谓“跛脚教育”。某些外省人在台湾人看来只能讲漂亮话而不能做事，与这种作文教育有关。
作者也客观地分析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不良现象及其根源。他指出，日本战时在台湾实施强盗式的统制，台湾经济遭受根本的破坏，赤贫的状况已暴露无遗，台湾人所“剩下的只有山河罢了”，但许多台湾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认为，台湾过去确实存在一种以日本为标准的“台湾殖民式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日本殖民者压迫下产生的，可以说是“傀儡式的文化”，比如日据时期的“报国文学会”、“皇民奉公会”宣扬的皇民文学、皇民文化就是如此。傀儡式的文化会产生傀儡式的青年；在这种傀儡式文化之下，六百多万同胞过了宿命的五十年。因此今天如果不对此好好检讨一番，台湾文化就会被世界文化抛在后面。台湾青年的另一个毛病是不知不觉中会陷入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愿意离开故乡向外发展。作者认为，在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不但要与人为的环境作斗争，还要与台风、水灾和地震等大自然的压迫作斗争，因而斗争心、竞争心特强，有如虹的魄力，意志坚固而富于进取性，但被日本的锁岛政治所幽闭，致使见闻少，“想雄飞的勇气变成愚痴的感情”。他认为，台湾青年如果要适应新环境，就要吸取世界文化。要将自己的知识水准与世界水平相比较，从而“抛弃既往台湾地域性的想法”。作者还郑重指出，台湾社会流行一种“为我论”。所谓“为我论”，即“大凡忘记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谋一己之利，这就是属于为我论，其行为则都是为我行为。”那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本土主义，也属于作者所说的“为我论”范畴：
“台湾人团结”这一句话也值得注意，里面包含团结而拥护“我”的意思。此外还叫人误会：团结做什么？因没给人明确的意识，会使青年误入歧途，而在不知不觉中种植了对抗意识，如果为迈进建设之途而团结的话，还像点话，光叫团结的政客，会使人上当的。
有一时期把台语的重要性做夸张的宣传，这也是为我论，这种为我论最会使台湾青年窒息而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语的通用范围仅次于英语。凡是中国人，应以不知国语为耻辱才是。到大陆去，有不少外国人——英、美、德国人都会把国语讲得很流畅。光复后，居住台湾的日本人也起劲地学我们的国语。你尽管把台湾话讲得如何好，一旦到祖国去，便知只是个井底蛙而已。
关于这，我要提倡使台湾成为国语模范省，如果为政者在国语普及方面下功夫，在全省各地推行国语的话，台湾不知将变成如何明朗。……
懂得了国语以后，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膜也必除掉一半，青年由此明了祖国的情形，且会引起想在祖国发展鸿图的意志，发牢骚的闲情也必随之消失。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96、97页。
作者指出，包括以上所举的“为我论或为我行为是要建设新中国最要不得的事”。
作者对国民党当局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政府的公务员有玩弄诡辩的毛病；当局的宣传不注意讲究技巧；政府办事机构手续繁琐，效率低下，受“愚蠢的习惯”所支配。他还批评当局全面废止日文是“愚蠢”之举。他认为，政府机关报当然应废止日文，但其他的日文报刊，准许其存在也没有什么妨害。日本战败后，日文已解除了武装，恢复了正常的语言功能。尤其是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差不多已译成日文，因此只要了解日文就能接触到各国文化。另一个事实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用汉文写的很少。战前我国曾向日本派出许多留学生，花费的是宝贵的国币。而台湾光复，等于一下子有六百多万留日学生回到祖国来，带回来了宝贵的各国文化，而当局对此“不但不加培养，反而愚蠢地糟蹋它”。
作者意味深长地说，台湾是天惠丰裕的地方，理论上应是有前途的，但人们却常常失望。台湾人为什么失望，他们到底希望什么？他们需要有诚意的政治。他们需要有诚意的政治家。作者指出，政治家决不是政客，政客是靠政治吃饭，而政治家是以服务天下为己任。政治家不只是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才，实际上大凡民主政治并不必需杰出的政治人才。国民的水准还没有达到相当程度，因一二政治天才而遭殃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多。政治家最根本的是要真正有为天下服务和为民众牺牲的精神，否则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众也不会相信他。而真正的民主政治限于民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收复台湾。台湾人民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等同于祖国的形象。而对祖国的向往与建设新中国的激昂急切之情，使吴浊流对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无能给予了善意的理解：
过去我国为排除内忧外患，四亿民众同心协力参加救国的行列，尤其是有为的青年，有的从军，有的从政，为国家献出他们的心身。不但如此，科学家、文人、美术家也到前线参加战争的行列。换句话说，医生、技师、画家也为了救国不是做政治家，便是做军人。……这种现象继续了五十年，因而一旦进入建设时期时，技师发呆而不知所措，医生连显微镜也忘了怎么使用，拿了听诊器也不知道心脏在右边还是左边呢？像这样的错误随时都有，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宁可说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来台湾接收的技术人员或者学者说出种种不合逻辑的话也不足为怪，他们之中，一定有为国弃笔或以枪代替试管而从戎的。这是不得已的事。
大陆历史悠久，由历史而来的好处多，坏处也不少，并且由于现实是残酷的，所以没有梦。于是，感伤性而做甜蜜的梦的台湾青年碰见怀现实主义的大陆来台人士，惊诧之余，与外省人不容易肝胆相照。这也难怪，大陆的环境复杂，被因袭与传统压得疲惫不堪，哪里还会有谈梦的余裕！但一旦事关现实问题，他们便会认真起来。你不妨把赚钱的事提出来吧，他们一定会改变态度的。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0、115页。
上述最后一段所谓“赚钱的事”，即作者在书中所云“许多大陆来台人士为满足物欲色欲，在街头奔走竞争”中的“物欲”是也。这其实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性质所导致的一种丑恶风气的蔓延。而作者与许多孤苦飘零多年，乍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一样，将国民党当局及其接收人员，即所谓“大陆来台人士”，视为祖国的化身乃至“真身”，因此对当局和“大陆来台人士”所表现出的种种丑态陋习，或予以原谅，或进行温婉的讽劝。作者对当局的施政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说光复后当局投入了二十亿元振兴台湾糖业，但不种甘蔗的话，糖厂就无法动工，经济就无法恢复，政府如果将这些道理告诉台湾人，台湾人都会一致协力的。又说光复初期台湾的四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