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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想起森田住院后，自己忙于教学，竟没有想到去看望他；而森田也没有跟学校联系。他想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尚不通人情世故；另一更大的原因，则是因为日本人和台湾人隔着一条鸿沟，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所以双方都缺乏交往的愿望。他内心自责而又感慨：这是殖民统治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又一活生生的例子呵！
森田死后，从湖口来了一个代用教员补缺，吴浊流则正式任分教场主任，并专教四、五年级课程。五年级生是和四年级生同时入学的，因成绩好而破格升级，实际上也只读了四年。五年级学生中，有只比吴浊流小一岁而有妻有子者。在专心教学的同时，吴浊流还热心为活跃家乡父老的文化生活服务。村人经常利用分教场进行文娱活动。而吴浊流在每次活动中都起着核心的作用。他除了演奏风琴，还要念教育“敕语”，一个人扮演二三个角色。那年秋天，还在分教场组织了村民参加的盛大的游艺会和运动会，父老们都感到很兴奋。
吴浊流在照门分教场任教时，正值台湾新文化运动发轫。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在俄国革命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鼓舞下，更主要是在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1920年1月11日，林献堂、蔡惠如等一批台湾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920年7月16日，“新民会”仿照大陆的《新青年》杂志创办的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开始出版发行。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说：“当此世界革新之运，人权运动发达之秋，凡我岛之有心青年，极宜抖擞精神，奋然猛省，专心毅力，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的卷头辞中有这样的话：
是空前而且可能是绝后的世界大战乱，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几千万的生灵，为了战乱而流血，为了战乱而为枯骨，何等惨绝！人类的不幸，还有比这种不幸来得更大吗？
从这种绝大的不幸当中，能得保全性命的全人类，业已由既往的惰眠觉醒了。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醒了摈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你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没有一项不是大觉醒所赐与的结果。台湾的青年呀！高砂岛的健儿呀，还可以不奋起吗？不理解这大运动的真义，不跟这大运动共鸣的人，这种人的做人的价值，简直等于零……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22、23页。
1920年10月，台湾留学生二百多人在东京举行了撤废“六三法”示威集会。“六三法”是指1896年日本政府公布第六十三号法律，该法赋予台湾总督委任立法权，使台湾总督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成为台湾一切恶法的来源。在撤废“六三法”的斗争中，“新民会”创会干部林呈禄提出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取代撤废“六三法”运动。此一运动一直持续了十五年。
《台湾青年》杂志也寄到了吴浊流所在的照门分教场来，使身处僻陋乡下的他得以了解时代的进步。《台湾青年》的不少文章引起了他的共鸣。他意识到了“六三法”对台湾人民的压制，对台湾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也爱读鼓吹自由平等的《改造》杂志，内心燃起对自由平等的热烈追求。
然而，在偏僻的照门分教场，受过中等教育的只有吴浊流一人，其他教师只读过公学校，根本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在思想上他是孤寂的。吴浊流只好向书籍寻求出路，他除了阅读森田留下的书，还买了一些哲学和理论书籍，埋头钻研了一阵。然而，书读得越多，烦恼也越多。人生的种种疑问和苦闷，一时间都向他涌来了。老庄哲学的怀疑主义和避世思想，这时更得到他的认同。
吴浊流任教的翌年4月，照门分教场升格为公学校，当局派日本人中村生臣来做校长。学校增设了六年级，五、六年级是复式教学，因此全校是六个年级五个班。吴浊流教五、六年级。他将心力倾注于为家乡培养人才上，所教的班级成绩很优秀。这年的第二个学期，他所担任的六年级的级长被选为郡（区）的日语比赛代表；在全郡十六个学校六年级生的考试比赛中，规模最小的照门公学校获得日语第一名、算术第三名。此后，他的一位学生在新竹郡主办的国语演习会上独占鳌头；一位女生考上了第三高女。当时，台湾全岛只有一所女学校（女中），因此要考取并不容易。
正当吴浊流一心扑在乡间教育上的时候，以蒋渭水、林献堂为中心的台湾文化协会于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蒋渭水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目的，是“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磋道德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24、25页。实际上，台湾文化协会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日民族阵线。文化协会发行《台湾民报》，设置读报所，举办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进行巡回讲演，放映电影，开设书局，演出戏剧等。文化协会具有强烈的祖国色彩，其领导人蒋渭水即十分崇拜孙中山。许多文化协会的会员及其同路人，不但从事日人所禁忌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工作，甚至在对大众演讲时，亦提及令日本殖民当局难以容忍的“汉族”、“中国”、“祖国”等词。故台湾总督府批判台湾文化协会“怀慕中国之情甚高，与中国人日益亲善，期待国权回复”。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46页。文化协会发起的启蒙运动席卷台湾全岛，会员后来达到一千三百二十人。
为了阻止台湾文化协会的运动波及到乡村，日本当局采取对策，笼络乡村知识分子。新埔镇成立了青叶会，由新埔分室（警察分局）的主任和公学校校长担任顾问，中等学校毕业的及公学校教员中的本岛人都是会员。吴浊流和所在学校的其他四名教员也入了会。青叶会每月开两次座谈会，讨论各种问题。由于吴浊流每次在座谈会上都发表让“稳健分子”胆寒的意见，所以青叶会将入会规则修改为以新埔街为单位，原来的分教场的教员全部被排除在外。吴浊流思想又变得落寞了，空闲时除了读书没有别的事情。
吴浊流没有加入正在全岛知识分子中掀起热潮的台湾文化协会，除了因为身居僻远乡下，也因为从小受祖父教育所形成的怯懦性格和老庄哲学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他更多地仍是采取一切顺其自然的消极的为人处世方式。而且，尽管他内心也渴望自由平等，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的想法实际上也是颇为“稳健”的。他主张通过诉诸理性，促使日本当局反省；同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基于人道主义，应予以台湾人自由与平等。他仅是幼稚地从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观念出发来思考台湾的问题，尚未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性。他认为对日本人进行抵抗就会丧命，并对此一后果“禁不住战栗”。唤起民众的自觉，共同一致对抗日本殖民者——当时的吴浊流并未臻此思想境界。
暑假，新埔公学校召开同学会，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就民主主义等问题高谈阔论。吴浊流也上台发表见解。他没想到，随随便便的一次发言，竟引来了女学生的爱慕。四五天后，吴浊流在上街途中，碰到两三个女生。其中一位高年级的女生向他行了个礼，交给他一封信，然后垂下头逃跑似地溜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吴浊流目瞪口呆，一直到女生离去，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女生给他的是一封情书，归来后吴浊流心怦怦跳着看了一遍又一遍。当时的台湾社会，男女不能自由交往，在剧场里，男女的座位是分开的。生在男人和女人秘密交谈就被视为通奸的时代，吴浊流在男女问题上是很戒惧和保守的。这位女生的大胆示爱让他激动，更让他害怕。他给对方回了一封信，但当女生再给他来信时，他已没有勇气再写信了。他之所以不敢接受女生的爱情，是因为他当时认为，恋爱是和结婚连在一起的，恋爱了就有结婚的义务，然而对方还是学生，什么时候能结婚还不可知。有了这样的顾虑，所以就很畏缩。
1922年3月底，吴浊流突然接到通知，调往四湖公学校任教。四湖在什么地方？吴浊流自己、学校的同事和村里受过教育的人都不知道。经再三查询，原来在苗栗郡交通最不便的地方。四湖和大溪郡的八结、大湖郡的狮潭，同为新竹州三大贬谪之地。吴浊流一直自视是个优秀教员，如今不知何故竟遭左迁，他百思不得其解。过后，他打听到了大概的内情。原来，是去年新竹州教育课征集论文，自己应征的那篇论文《论学校教育与自治》，被殖民当局认为观念过激。警察自此开始监视他，并趁他不在家时，进入他的书房，从他不明底细的父亲手里“借”走了《台湾青年》和《改造》杂志，虽然两三天后还回来了，但或许已经作为向上报告的材料。在殖民当局的眼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劣等教员”，贬谪，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怜的他一直毫无察觉。
吴浊流的那篇论文到底写了什么，竟成为招灾惹祸的根由？吴浊流只记得以下这么一段：
联队长在有一天早晨，因故和太太吵嘴起来。怀着一肚子气上班去。毫无理由地把大队长骂了一顿。无缘无故挨了骂的大队长，一气而骂了中队长。中队长斥责小队长，小队长斥责伍长，伍长骂一等兵，一等兵骂二等兵。没有人可迁怒的二等兵就打了马。同样的，视学（督学）或其他的长官，来到学校，只参观了一个小时或两小时，就严厉地指摘，训示一顿，这自然是会影响到无辜的儿童，从自由教育的立场看来，甚为不当。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50页。
吴浊流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文字也会被视为“过激”，招来警察的监视，使自己的前途变得黯淡。
第五节 在贬谪地
四湖，即今苗栗县西湖乡。四湖地名的由来，是因为自哪叭溪（今名西湖溪）曲流形成的沿岸河谷平原特多，于是从下游至上游依次命名为头湖、二湖、三湖、四湖和五湖。四湖，意即第四个盆地。
1922年4月14日，吴浊流动身前往四湖公学校。行前母亲花一个多星期时间为他做了蚊帐和被子。他不知道文官服务规定中有接到调令必须五日内赴任这一条，所以在家悠哉游哉地过了十来天。直到四湖公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来问他到底去不去就职，他这才觉得不妙，慌忙收拾行李上路。
吴浊流只在公学校六年级毕业旅行时在火车上匆匆浏览过一次苗栗的景色，四湖在什么地方他则一无所知。行前他打听到，先乘火车到铜锣丫下车，然后搭制糖会社的台车即能到达。然而他在铜锣火车站下车后，却没有看到像台车站那样的地方。问火车站的职员四湖公学校在何处，没人能答得上来。他又到派出所问，才得知四湖公学校在鸭母坑，原来叫鸭母坑公学校，后改为今名。因交通不便，一般是从苗栗徒步翻山两个小时可到达。一年前还可以搭乘制糖会社的台车，如今由于糖业不景气，台车已经暂时停驶了。吴浊流随身带着大件行李，想在车站上找个苦力帮他挑东西。无奈四湖实在太远，且路途艰难，没人愿意跟他去。派出所值班的台湾警察给他出了主意，让他找制糖会社的驻在员想办法。他于是找到车站附近的制糖会社驻在所请求帮助，驻在所的日人主任乐意帮忙，表示找辆台车送他去。然而找不到推车的人。日人主任费了一番周折，给他找到了一个不曾推过台车的苦力。在生锈了的铁轨上由一个生手推车，恐怕有危险。然而舍此别无它法，吴浊流只好听天由命地上路了。
台车在因久已停用而锈蚀厉害的铁轨上缓缓滚动，涩重的声音打破周围的寂静。台车时而经过山麓，时而穿越田野，时而顺着溪谷……开始吴浊流还因沿途景色的变化而有些兴奋，但最终神经还是抵抗不住台车隆隆的声响，他转而焦躁不安起来。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台车到达了四湖的店仔街。车尚未进站，他就望见了一大群人在站台上列队等候。原来是制糖会社的主任打电话告诉了学校，学校便组织师生到车站迎接他。
店仔街名副其实，只有几间店仔，看去有点街的样子。学校在街的后面。教室是木结构，只是后头还有一间茅顶的临时教室，显得简陋不堪。学校有六个年级，学生三百二十余名，包括吴浊流在内教师六人，校长和教导主任是日本人，其余是台湾人。吴浊流在这里又恢复了自炊的生活。店仔街没有米店，也没有面店，托校工到苗栗买，来回得要一天，种种不便可想而知。在此艰苦落后之地，吴浊流比在照门公学校时期更加孤独。他时常陷入沉思，内心翻腾着对个人遭遇和对台湾人所受到的政治压迫和歧视的愤怒。然而，在天高地远，生活缺少刺激的四湖，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寂寞。不过，每日和天真烂漫的学生在一起倒也减少了一些内心的压抑。
苦闷中的吴浊流，也曾有过留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