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来，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让…达尼埃尔最后说：
“我们明天去。她之所以好斗是因为戒酒。她痛苦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我们。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对她来说，这是个机会。她坐在她那张大桌子后面，稳稳地把前臂放在桌上，开始说话，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她讲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记得她右边的脸被灯光照得一片金黄，孩子般的手抚摸着扔在桌上的织物。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没有停下来过。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样。
她东拉西扯，说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顽皮而迷人，对情人可能就这样。她让人忘了时间，忘了一切。那种“天方夜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以后也没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听到过。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这种新生的举止和仁慈。
女友杜拉斯（44）
1983年刚刚开始，就需离开巴黎。远离她。无论去哪，但走自己的路。当我觉得自己迷路时，我就变本加厉。走得远远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这回，我得找一个国家，经受我和她一起经受过的那种考验。我曾在战火中的莫桑比克做过一次艰难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发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现在，我觉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动乱突然使我忘记了美国医院。我在贝宁有个合作伙伴，她可以让我住在她家里。
在非洲，冒险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间，邻近的尼日利亚正在驱赶必须经过贝宁返回家园的多哥移民，可怜的难民们流离失所，一队队来到科托努和波多诺伏。我害怕强盗，怕他们的刀。再说，那些在电视里差不多已屡见不鲜的画面，谁见了不害怕？在那里，我尽量不看尘士飞扬的路边的尸体，但我看见男人们跳进水中，想抓住开动的船只的缆绳，我看见他们淹死。我看着他们淹死。路上，没饿死的人继续拥向多哥，他们将烂死在露营地或衰竭而亡。他们在毒热的太阳下发抖，就像今天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一样。
我没法打开箱子。我颤栗，发抖。发烧。也许得了疟疾？也许是非洲的苦难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后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里，躺在“我”的床上了。
玛格丽特对我的发烧很感兴趣，她描述了疟疾的症状，她母亲在印度支那发作过，但没有阿米巴痢疾那么严重。她极为温柔，最后羞答答地说：“今年冬天，你五颜六色都见过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们怕失去她而有过的恐惧。她补充说：“这是那些东西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万，他决定一切。”
接着，她还是那么激动：“我无法忍受你在那儿看到的东西。你给《解放报》写文章了吗？”
我没想到，没想到给《解放报》写文章，也没想到给另外的报纸写文章。她是天生的记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竖起耳朵。
只有带感情的新闻才是文学。我有时想，这样有倾向性、敢谴责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它又恢复了愚昧状态，让人怀疑起对事件的说法来。
得了双重肺炎，这将是我此后持久的肺部麻烦的根源。
“像我一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有肺气肿。作家窒息而死，这是很常见的事。
此刻，她抢先了。医生说她的肺气肿是她自己臆想的——这个词应该使她感到高兴——但在她生命结束的时候，她的喉咙被管子穿了一个洞，肺不借助供氧设备便无法呼吸。这时我再次想起了她的预感，她的预言。
当我身体转好的时候，玛格丽特建议我跟她一起去蓬皮杜中心看伊夫·克莱因的画展。除了酒吧和剧院，我第一次和她出现在公共场合。大家认出了她，害羞地递信给她。直到现在，我还只看到过演员口袋里装有这么多信。每个作家都有他应有的读者。她的读者都是些脾气好的人：“请您看看这张便条好吗？”他们小心谨慎地走开，趋前：“我不想打扰您，但您写的东西实在太美了。”有位女士也走近来：“您就是……”玛格丽特正准备回答“是”时，这位女士又接着说：“安基昂夫人？”玛格丽特笑了。人们尽管不认识她，也把她当做一个人物。
走进头一个厅，她就发现一位似乎深思熟虑的先生。她问他话，像在商店或咖啡店里一样跟他聊起来。这位先生刚好是克莱因昔日的挚友。“他临死前的那天晚上，我整夜跟他在一起。”
“他是自杀死的？”
“不，心脏停搏。”
玛格丽特有点失望。她欣赏克莱因，因为他曾尝试过虚空、虚无的东西，他的画独一无二。她说：“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哪天还需要做出解释。”她停下来休息，“没有比坐在博物馆里更好的了。”
我常常想起这同样的事情。短短的几句话使友谊更巩固。
我们一直走到隔壁的展厅：乔治奥·德·契里柯1。和克莱因相反，他的画画面很满。作画，幽默，活泼。在一幅极欢快的油画前，玛格丽特说：“我好像听见有人在笑。”但看过两个厅后，她指出：“现在，我看出怎么回事了。克莱因也许更了不起。契里科的东西，家里都可以有，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不碍事。”
“不碍事？！”
女友杜拉斯（45）
“不碍事，深度无限，贝利尼呢2，太尖利了。”
“就像巴赫一样？”
“没错，那天，我听见一个乐队指挥在说，有的乐曲，刚演奏几个音符，人们就知道要去中心教堂了……中心教堂……我也听见鲁宾斯坦3在电视上说：‘莫扎特，就像个亡灵，人们永远也抓不到他。’音乐家们说了些……
春天，马居斯和我去特鲁维尔看她。我们睡在她的一处房产里：她在黑岩公寓外庭另一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里有个套间，我们就住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玛格丽特一赚了点钱，就喜欢买些小房间。她买下了这个像车库一样的没有窗的房间，让客人或乌塔的朋友住。她出自内心地向我们夸奖房间的安静和舒适，就像她以为她的那套公寓面对大海，而事实上它大部分朝着大海对面的马路，要在阳台一端探出身子，才能看到芒什海峡的一角。问题不大，她的目光可以从她家的阳台一直看到暹罗湾。
我想劝她好好理财。也许把钱交给一个生意人或一个行家。不行，别人会偷了它。然而，靠这些房间和那点微薄的租金，她可以守住自己的财产。她以为如果自己不拿版税，大部分都留给她的出版商们，她就可以不交税了。甚至乌塔也赞同。母子俩都很节约。他们有着同样的经济观，事实上，这是对财富的一种拒绝，可以说是对金钱的一种恐惧。
乌塔和母亲同时呆在特鲁维尔的那个小套间里，他打扰了她，却辩解道：“是你挤在这儿。你走开就是了，因为你不洗澡。”玛格丽特很高兴乌塔顶撞她，并让我们做证：“啊，乌塔真像我。我没养好儿子，我太惯他了，我太怕失去他了。孩子们，但愿你们知道大家是多么希望你们幸福。好像这可能似的……从孩子出娘胎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永远有了孩子。从浅薄、世俗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生活就被搞糟了，但太好了……”
她又说：“我从来不敢写乌塔。那是我唯一忌讳的话题。”
乌塔开心地笑了。他又去了巴黎。
她把我们带到她喜欢散步的地方，塞纳河湾上方或勒阿弗尔边的那些码头，凝视着躺在那里的异国大树，那些“森林的尸体”。
“我是在那些森林中长大的。”
我抚摸着它们。对砍伐它们的行径义愤填膺。我的无动于衷使她非常生气。
我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假期是在酒店里度过的，只有在博物馆里我才能长时间接近过大自然，在那里，我叔叔让我看印象派的画。对我来说，乡村就是网球场1里的莫罗…内塔龙2厅。我开始艰难地凝视诺弗勒果园里的果树。
玛格丽特不客气地盯着我：“男人们摧毁了他们的星球，只有你视而不见。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已被告知他们所遭受的危险。这就是进步！”
我当时对自然环境的漠然，她觉得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她说：智慧方面的一个不足之处）或者更糟：
“你的冷酷就是这样来的，你吃了树！我曾有森林、雨水，我有我的出发点。我扎根在越南的土地上。”
“你从来不想再去越南看看？”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它。”
“你写作时便回到了那里。”
“是这样。除了童年时代，一无所有。我以后所经历的一切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童年，永无尽头的童年。”
我无根的童年她很感兴趣。我们常去特里亚农宫3。对她来说也是，那个建筑给人以回忆。在两边都是玻璃的长长的通道里，她又看见了邮轮上“头等舱”客人散步的走廊。她说她喜欢特里亚农宫的白色。
“大理石的白，床单的白，漆画的白。白色，是富人的颜色。”
关于我爷爷的那些荒唐的故事，她百听不厌。
“跟扬讲讲战争爆发那天晚上的情形。”
我爷爷当时好像大吵大闹起来，因为在圣日耳曼浓汤里没有小块面包皮。对方辩解道：“可是，先生，这是战争期间。”他反驳说：“只要坦克没有开进凡尔赛宫，就应该有小块面包皮吃。”
女友杜拉斯（46）
我现在还听见她笑。每次都如此，同样的笑。她喜欢重复的东西，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她说：“在生活中，人们说的都是一些重复的话。”
“再讲讲那个记录你吃饭表现的护士。”
“我吃完‘整条’沙丁鱼，她给我打满分。有一天，她只给我八十分，因为，她说，那条沙丁鱼太小。”
玛格丽特笑道：“自由的童年，就是贫穷的童年。我曾生活在一个极穷的地方，那是我所去过的最快乐的地方。”
扬的《玛·杜》出书了。
他那些那么隐秘的记录都印刷成书了，我想出版我前一年夏天记下的东西的念头便更坚决了。我把另外一些段落加入其中，取了一个很简单的书名《短元音》。我问玛格丽特，想不想看看有关她的记录。
“不看，你不怕写作，这很好。大家都怕写作。”
她的信任使她至高无上，压倒了小小的怀疑和那些怀疑者。当时，我像我爱她那样尊敬她。
另一件事更使她惊讶。她调皮地问我：“在你的存书中，你将按哪个字母排列扬的书？”
她的问题使我发笑，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这样吧，按D……以后，当扬写了第二本书时，就按A·安德烈亚1。”
“我也是这样想的。”
她想到了一切。
《玛·杜》，这本宣告爱情、让人惊异的书并没有让玛格丽特放下心来，扬越来越沉默。她很忧伤。
她感到烦恼。她用缝纫机做了两件和服，一件给自己，一件给他，两件一样，都是用劣质腈纶做的。
“你看，我让扬感到厌烦了。我这个人不停地说，思考，说，他感到厌烦了。但假如他没有我，他又感到烦恼。”
她又重新读米什莱的《直至流泪》，以及德·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你看见她是怎样追溯王妃的故事吗？”
那年夏天，我在重新读卡夫卡的作品，她说：“卡夫卡，是的，很入时，但他顽固得不那么可爱。”
她给密特朗写了一封信。她向我概述了信的内容：“打倒哀伤。让金钱流通，因为它是动力。是的，当然，还有无产阶级，但金钱也……”
她那种因颠覆和破坏而产生的思想，使她自然而然地向众人发起挑衅：
“美国没有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既不是专家，也不是政治家。而在美国，只有这两类人。”
不过，她也驳斥众人的观点，说：“我的想法在任何方面都不从众，除了在社会不公正方面。”
她对她邀请的一个朋友很恼火：“他很丑陋，烦死我了，到处跟着我。”
她想再在《解放报》开专栏，但她说朱利在电话中再也不理她了。
她睡得不好。很久以来，我们就在一起谈论睡眠的神秘和反复无常。但愿能轻易入睡。头脑因担忧而沉重，因欲望而容易惊醒，这倒也罢了，但为什么早上三、四、五点钟突然醒来呢？那时，人们是多么希望继续睡觉啊！为什么这匕首当胸刺来？是哪个敌人刺的？很久以来，我就想问问玛格丽特和别的更难以入睡的艺术家。她拒绝回答。但有一天，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思考过失眠这个问题，现在，我相信有些发言权了。你可以录下来。”
“失眠损伤智慧……”
对她的采访促成了一本书，《失眠颂》。我要归功于她。
扬有时不辞而别。玛格丽特克制住自己的忧虑。她什么都夸大，但这无疑是最大的忧伤，她加以保密。她没有抱怨。
她记录道：“我大声地说着这一天，1981年6月15日，星期一，你在酷热中永远地走了，是的，我相信这次是永远走了。”
从那天起，在两年当中，扬应该是经常出走，又经常回来。有天晚上，他从特鲁维尔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去那里是为了自杀。
我在笔记本里详细地记述着那次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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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扬要活下去，劝了两个小时。他说他几乎没有生命的冲动。玛格丽特给了他，但她会全都收回去，他不能再忍受屈服于她的权力之下。他不能再跟她一起生活，也不能自杀。因为这样会使她伤心死的。他敢肯定吗？她总是选择自己，他回答说，头脑非常清楚。她什么都想要，或什么都不要。半年来，他宁愿什么都不是。他整天在想一种自杀的方法。我劝他不要用罗伊尼奥尔1。我对他说我有一个最好的产品，希望他能通知我，假如他真决定自杀的话。”
“谈话越来越投机，他脱口而出：‘玛格丽特认为你并不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