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开年不利，我们要“改变生活”的冲动艰难地冷了下来。
我们一心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玛格丽特不是一个甘心失败的人。她在寻找新的斗争。女权主义者的斗争有段时间与她有关。在诺弗勒，在她家里，人们只能见到那些奉承她的妇女。她颇有分量地对男人进行一些诅咒，声称聪明才智是女人所特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为男人们感到遗憾。但女人更深刻，更活跃，更清新，只要她们不人云亦云。”她宣称，每个男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伞兵。她回想起他们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要她干得更多更好时对她的捉弄。（在《痛苦》中，她引用她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话说：“所有的蠢话、傻话，你都说了。”后来，在《诺曼底海滨的妓女》中，她又引用扬的话说：“你碍手碍脚。”）
我对男人没有个人的心理学理论。我更关心妇女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我在巴黎郊区，在热内维里埃参加斗争，为堕胎争取权利，但我不把男人当做敌人。
玛格丽特提醒我说：“他们奉承你，所以你觉得他们不伤人。”她经常问我是否产生了感情。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又表示怀疑。我很少向她解释。不是因为喜欢保密，而是我所经历的浪漫史似乎达不到她想象的高度，讲起来会很乏味、平淡。我觉得她可能会对别的妇女跟她讲述的原始细节感兴趣。我没有告诉她我很痛苦，哪怕是我提及一段痛苦的感情，她也觉得我总是洋洋得意的（英国女王或蓬皮杜夫人！）。她总是这样下结论：“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她十分直接地问我对金发小姑娘们的父亲的感情，当时我与他一起生活。“你爱艾里克吗？”我向她描述了他使我产生的所有爱情和温情，结果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种怜悯的表情，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厌恶。她叹道：“温情，天哪！”她说，“温柔”是她从来不用的一个词。比“梦”字用得还少。“我不做梦，我思考。”她说爱情并不存在，只有热情还值得。我笑着说：“总算还有值得的东西。”
她没有笑，我满足于像温情这样平庸的感情，她对此感到由衷的遗憾。
女友杜拉斯（17）
我与艾里克同居，过着平静的日子。在这期间，玛格丽特对我不怎么感兴趣。她讨厌没有堕落或狂乱的女人，痛恨我的一个长得特别漂亮、大家都喜欢的女朋友。当我问她反感的理由时，她回答得非常干脆：“那是个狐狸精。”
她见我目瞪口呆。对我那位因单纯自然而迷人的女友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词了。她又补充了一句：“美，是不刻意寻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一点没错，”我说，“我的朋友正是如此。”
“那她太随便了。”玛格丽特理亏了，最后说道。
她很难忍受满足现状的人。对她来说，诱人的女子只有引起悲剧才显得可爱。在重罪法庭，她们很讨人喜欢。
玛格丽特不时地问我：“艾里克能满足你吗？”她的目光紧盯着我。无法避开她。我对她说艾里克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他的爱鼓舞着我。她很快就改变了话题，但下次会重提此事，态度同样粗鲁：“艾里克不骗你吗？”她问得那么严肃，我不禁笑起来：“你觉得他会骗我吗？”“啊，不！”她气恼地说。
对玛格丽特来说，想在爱情中休息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可怜的。然而，她对我又有些宽容。也许是因为她猜想我的生活不那么平静，也许是因为当她感到太孤独的时候，我家中的热闹使她感到开心（“地理上的需要”）。也许是因为我一半是犹太人，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有点关系的、关系密切的东西都使她入迷。她常说，她宁愿是犹太人。当我回答说：“我可不干。”或“为什么？想进集中营？想到基布兹1去生活？”或说其他笑话时，她感到很不高兴。
这时，她会严厉地打量着我，虽然坐着，却也显得很高。她说贝京2是个“圣人”，因为他握过纳赛尔3的手。她说犹太国是个王国。有时，当她谈起犹太人时，她会古怪地停下来：“瞧我瞎扯些什么呀！”有时，她说些骇人听闻的东西，但荒谬得使人总以为她是在讲笑话。比如她说：“阿拉伯人很蠢。全世界的人都穿着西装时，你会看见他们穿着衬衣而不脱裙子！”她不想象如果这样概括犹太人的基本特点，可能也会使某些犹太人感到震惊。对于我，她说：“你有犹太人的性情和忧郁。”她表现出一种宽厚。她说我们讨厌同样的东西。有一天，她在饭桌边列了一张单子：偏见、制度的压迫力，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残杀，遗忘边缘人（那时还没说“被排除的人”）心满意足。
“破坏大自然，残杀动物”，在这一点上，我让步了。70年代，我对自然环境漠不关心。玛格丽特感到很气愤，描写了一个悲惨可怕、将无法居住的世界。她触及了神圣的事物：“如果你看不到这场灾难，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今天，她的预言被具体化了。
我们在饭桌边的那场谈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我们谈过好多次。有时，借着酒劲，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开玩笑。有天晚上，她讲述了她与法国电力公司的争吵。她学着约瑟芬·贝克尔“我有两种爱”的曲调，唱道：“我有两个电表。”饭后，大家一齐唱起抱怨法国电力公司的许多歌曲。第二天，她把歌曲寄给了管理部门。
在那些年头，谁是“大家”？总是乌塔的同一些朋友，电影院的同一些朋友：男技术员、女技术员以及他们的情人和孩子。毫无例外。毫无外交礼节。一点也不赶时髦。夏季的周日，我们到处走动，公园的长桌边，可能有二十来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不断轮换：在“人民战线”见面后，又在36号的纪录片电影院相遇。玛格丽特端坐桌子一头，这种“第一次有薪假期”的气氛使她心花怒放。她坐下来时，短裙撩到大腿上，露出善于爬山的腿肚子。她微笑起来的时候很美，可以看见她漂亮的牙齿。她光彩照人，耀眼夺目。她很兴奋，尽管她自己否认这一点。任何作家（也许除了乔治·桑，又是个女的）都没有这种生命的威力和创造的力量。况且她还有重要的作品，又如此慷慨好客。
男演员、女演员，在一个时期当中，参加聚餐的，总是同一些人。
比尔·奥吉埃代替了德尔菲娜·塞里格。比尔的丈夫巴尔贝·施罗德当厨师，他就像个首领。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鱼。玛格丽特叫道：“啊，这条白斑狗鱼，我把它记下来。”我由此知道她记下一些参考数据和断句。我也开始学她。
也有些赴会者来一次或数次，然后就不再来了：一个德国女歌手，一个意大利女裁缝，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国的“博士论文准备者”，人们到布莱西尔火车站去找他们。他们一到，玛格丽特就对他们进行测验。
“你觉得我家怎么样？”
那些笨头笨脑地回答说“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对那些找到一个不那么平庸的词来形容的人，她说：“还可以。”
我记得有一次在花园里吃饭时，她指责一个朋友阴险毒辣。我从来没有参与公开指责人。由于她的指责包含部分事实，这位朋友的尴尬和我自己的尴尬使我终身难忘。
女友杜拉斯（18）
我记得有一次在厨房里与我们的哲学家朋友弗朗索瓦·勒尼奥一起吃饭。席间，她声称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说必须承认这一点。她还举例说，她就不愿意怀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爱他。当她提了这样让人为难的大问题时，我们扪心自问。我愿意成为一个黑人孩子的母亲吗？弗朗索瓦·勒尼奥拒绝做这样的假设，太离谱了：应该完全否认自己身上的种族主义思想，拒不理解种族主义，哪怕是自欺欺人。玛格丽特表示要讲事实，固执己见。那天晚上，大家争论得迟迟不休。
为了真实，她会去杀人。“不该撒谎，所有的人都想杀人。我翻开报纸，我想杀人，我和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区别，在于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纠正自己。纳粹的幼稚之处，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杀人。”她还说：“写作，也是对鲜肉、屠杀、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这么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时候。我发觉她在克制自己，她紧紧地抓住桌边。我后来只看到她坐在桌后，有时坐在扶手椅上，但从来没有坐在长椅或沙发上。她几乎从不站起，除非当她又唱又跳的时候。《蓝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伦巴。我只有一张她站着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当中抓着扬的胳膊，本能地掩饰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没摆脱这困境：我不以穿着引人注目，免得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一个太矮小的女人身上。”于是，她就进行补偿，以别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声调，头上总留着波浪型头发。在女权运动期间，她大谈特谈“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级”：男人是过时的，因为他们蛊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无法听到自己的蠢话；男人是病态的，因为他们想赢得战争。她说，几千年来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种能蔓延的直觉，有种神秘感，轮换感，感觉到时间飞逝：“无论是哪个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声称所有的战斗精神都减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东正教，甚至从来就不信。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就是母亲：“不当母亲会失去半个世界。”她说她从来不想当男人，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强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却在管家，我听见她问：“今晚你做什么吃？”我看见她削土豆皮，使用长柄平底锅和漏勺。
面对男人，她会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
对于她的这种愤怒和妥协，我已记忆模糊，但我确切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对我的或者是对她自己的那种温柔的，对，温柔的叮嘱：“你知道，男人，应该非常地爱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他们。否则，就不可能忍受他们。”
一群群女人离开了诺弗勒。摄制组来了。玛格丽特说她拍电影是为了找事干，“为了打发冬天”。事实上，她在用摄影机寻找文学失落的东西。她在玩电影。因此，她是在进行改革。她有时不要演员（《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时甚至不要画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钟有三十分钟银幕是黑的）。有时她一边念台词，一边让雕像（《塞扎蕾》）、马路（《否决之手》）或更糟：流动的水（《奥莱丽亚》）等画面接连闪现。这时，她的声音成了唯一可供阅读的“电影”文字。幸亏，她的声音就像一种咒语，有一种魅力。
玛格丽特不像帕尼奥尔、科克托他们，她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而是一个把作品搬上银幕的作家。她喜欢笑——而我则更喜欢写作。她捧腹大笑或打趣，当她的语言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使自己吃惊时，她会露出一副十分调皮、可爱的样子。在这一点上，我想，她把自己当成别人了：“你看，我可以什么都不拍。拍词汇。本身立不住的词汇。是这样……一些极度疲乏的东西。”
她指出：“我无所适从，不合时宜。”而我呢，偏偏喜欢这种不合时宜，我毫无保留地爱她，因为她不合时宜。
有时，她自我赞美：“我知道我的电影很重要，尽管它引起了一些感情上的反应。”有时，她又忏悔道：“我拍的每一部电影，我觉得都不值得。”
女友杜拉斯（19）
她贬低电影，甚至当着她的剧组的面。剧组成员们大为吃惊。她对他们说，文学、绘画和音乐能改变人，电影可不行，绝没有文字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文字包含了电影所包含的一切。一个字包含千幅画画。”对技师们来说，她是无视传统的，但她把他们拖进了她的探索当中，向他们展示了什么叫自由。她的总摄影师，布鲁诺·纽顿说，她是登山组的带头人，她使他忘了受过五年的严格训练。那天晚上，玛格丽特在饭桌边搂着他说：“你我交情不错，不是吗？”她显然与所有的人，与多米尼克·热纳维埃夫都有感情。她很苛刻，但她信任和真心热爱那些支持她、跟着她走的人。
当诺弗勒热热闹闹、她在大拍电影的时候，我却在外旅行。
“你在国外找什么？没必要去莫桑比克，伊夫林省什么都有，到处都是。”
“伊夫林省还没有妇女武装斗争。说到底，还没有。”
“啊，你去那里是因为你感到厌烦，就像我一样，对电影厌烦了。”
但她从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中得到乐趣。她有一天竟对我说她拍了一部“完全是天才之作的电影”：“我这样说使你感到震惊吗？我是说真的。”或声称她有一种用电影“杀人的欲望”：“我改变一切：与金钱的关系，与观众的关系。观众懂不懂我才不管呢！”
不管她说什么，我都没有生气。只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既不很明了，也不很刺人的话，但我至今不忘，因为当时我惊跳起来。她当然是随便说的，谈起一件不知是什么事情：“那些以空泛的材料为生的人与我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是她这种曲解人意的说法使我印象深刻，还是她对集体的全盘否定使我感到特别不快？这句话，我立即记了下来。不过，她后来公开说了，而且也发表了，但我没有再感到尴尬。相反，我喜欢她的大胆。谁敢肯定自己的个人选择而完全不考虑社会反应？谁敢自己一个人绝对冒险地生活？谁敢如此向孤独挑战？
玛格丽特常对我说，她不谦虚，因为谦虚是虚伪的，是软弱和懒惰的借口。她强调说：“谦虚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她常对我说：“你太谦虚了。”这还是因为我不是作家吗？
在那几年，我还不为此担心。我抛弃了童年的野心。现在，我周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