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初气过锐，渐就衰竭”。此次我为进攻者，可反其意而行。在攻
城前，先包围，弄清城壕深浅，城墙高低，准备好过壕和登城工具。我根据
军部指示，开始几天从容作准备，万勿“初气过锐”。准备好了，不在早晨、
黄昏、夜晚攻击，而在将近中午，敌人不注意的时候，一鼓而进，登上城墙。
打下宁都城，四周都有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梅花点，军部决定在这里
大力发动群众。
在宁都住了几天，我们又转向福建。这时，福建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
来了，与我们第一次去时情况大不一样。红4 军转战闽西，三打龙岩，捷报
频传。但这时前委内部发生了一些争论。自从大柏地战斗后，我们都打胜仗，
形势很好，红4 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论，当时我不明白。后来回想起来，
起因是打下宁都后，前委决定恢复4 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恢复
4 军军委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新上任的军委书记刘安
恭主持军委会议，作了条规定，让4 军党的最高组织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
这个决定一提出，许多人就议论纷纷，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6
月初，在湖雷开会就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
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
讨论。
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以后又引发出了许多问题，
如对出击湘南的看法，对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的看法，对4 军各种制
度、政策的看法，而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
归支部”，以及有没有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等。6 月中旬，我们在新泉住
了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那几个问题。
这中间，林彪和刘安恭起了不好的作用。
“七大”前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有前委就不要军委，还说设
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我们读了后都不高兴。要不要军委，是组织
形式上的问题，哪里说得上是“无耻的阴谋”。
刘安恭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很不合适，如他“把4 军党分成派”，并且说
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
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
上，大家议论纷纷。如：
对“党管理一切、一切归支部”的提法有意见，认为支部不能管得太细。
“党管一切”和“党管理一切”有没有区别？指导和领导有没有区别？行政
上的事，管得那么细，有什么好处？等等。
1929 年6 月19 日，第3 次打下龙岩后，红4 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
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时任4 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
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都发了言。大会
在通过《红军第4 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
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
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为什么大家
选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或朱德呢？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红军初创时期，都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寻
找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方向。大的方面，如要建立革命根据
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等等是一致的。但当时朱
毛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意见多属认识和工作方法
上的不同，可是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俩人的威信也有些影响。
陈毅在大敌当前，出面调解朱毛的矛盾，基本稳定了局面是对的。于是就选
举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红4 军“七大”对停止党内争论起了作用，但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
指导方针。“七大”后，闽粤赣三省敌人开始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
这次“会剿”，金汉鼎为总指挥，指挥福建张贞的第1 师，江西金汉鼎的第
9 师，还有广东蒋光鼐的两个旅。
我们得到敌人“会剿”的消息后，军部决定向东首先打击进攻闽西的敌
人。当时，陈毅到中央汇报去了，毛泽东因病离开了部队，由朱德代理前委
书记。朱既要指挥部队进行反“会剿”作战，又要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
有些应付不过来。我们也感到，由于毛泽东的离开，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
工作受到了削弱。那时，大家一致认为，毛对政治工作有办法。2 支队副党
代表张恨秋就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红4 军。但毛回信说，他不能回来。朱
德率领部队出击闽中。去闽中的结果，把张贞的那个师打垮了，在漳平还打
垮了张汝光的一个旅（张贞占龙岩城的一个旅也撤退了）。不久，又打开了
“铁上杭”，使东西两大块苏区联成一片，这是闽西苏区的全盛时期。
打开上杭后，红4 军又召开了“八大”。我对“八大”没什么印象，好
像开了一两天。
在此期间，林彪和熊寿祺也闹矛盾，林彪一连写了3 封信，要求辞职。
前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解决他俩的矛盾，朱德说：“不要再吵了！”
“八大”后，中央来信要红4 军去东江。后来才知道，此番去东江时机
不对。当时“两广战争”已经结束了，敌人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加上遇
到的又是强敌——19 路军，就更困难了。我们去东江时有五六千人，回来剩
下4000 多人了，在上杭编的1000 多俘虏，也大部分跑回家了。总之，红4
军不宜远去东江。
在去东江的路上，我调任1 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棋。
此时1 纵队有3 个支队，1 支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2 支队长龙普霖，党
代表粟裕；3 支队是由1、2 支队各拨两个连并加以补充组建的，支队长龚楷，
党代表刘万清。出击东江打梅县时，龚楷负伤，部队伤亡也较大，就将这个
支队撤消了。
出击东江一共打了三仗：松源一仗打广东蒋光鼐师1 个营，是1 纵队打
的，缴了40 多条枪。虎头沙一仗，是2 纵队打的，敌人也是蒋光鼐师。仗虽
打胜了，但纵队长刘安恭牺牲了（刘“七大”后，由军政治部主任改为2 纵
队长）。梅县一仗主要是1、3 纵队打的。开始打进去了，梅县是朱云卿的老
家，他家在街上开了个铺子卖毛衣，我们打进去后，朱云卿从铺子里拿了千
把件毛衣（那时一件毛衣一块半至两块钱），准备发给部队。刚拿到街上，
我们还没来得及抱走，敌人打来了，结果，毛衣都扔到街上。打梅县时，我
的左肘被敌弹穿伤。这是我第三次负伤。进梅县前，我们了解到，梅县西南
面有个叫马头的地方，是个小苏区。我们在梅县站不住了，就退到马头，休
息4 天，就撤回闽西。
回到闽西，占领汀州。毛泽东由蛟洋来汀州，据说是陈毅把毛泽东请回
来的。我们在由蕉岭向梅县走的那天路上，巧遇了从中央回来的陈毅，得知
他带来中央给红4 军的信，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对中央有信仰，认为中央有
全国其他方面的经验，一定会给红4 军指示，解决前委内部的争论，使全军
团结一致地战斗。由于当时忙于打梅县，没有马上向部队传达中央来信。
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于11 月26 日回红4 军主持
工作。28 日在长汀召开了红4 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4 军党的第九次
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齐心协力，作了很多准备
工作。12 月3 日，部队由汀州开到新泉，毛泽东亲自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
听取群众对红军的意见；然后又召开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
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
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的办法。
经过充分准备， 12 月28 日，红4 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
宗祠召开。
“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
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印象最深的是陈毅传达中央来信。中央的这
封信对“九大”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
对中国革命特征、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基本任务的阐述，特别是指出红军中
存在的不正确倾向的表现、根源和纠正办法等，使我们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
感觉。中央的来信中，许多观点与毛一致，说明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确是高瞻
远瞩。
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红
4 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毛
泽东根据中央来信内容并结合红4 军的实际主持起草的，它总结了从南昌起
义开始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总结的经验有
高度原则性，有理论的系统性，也很具体、实在。对红军存在的错误倾向，
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针对性强，有废有兴，
有破有立，文辞质朴，没有空谈阔论。直到今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许
多具体规定上对我军建设、尤其是政治工作，仍有现实意义。古田会议后，
据说中央把红4 军的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
供各地红军学习、参考，促进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九大”后，红4 军翻越武夷山，进至江西，这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
景，确实是“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我们在富田住了一个星期。蒋介石派独立15 旅唐云山部来进攻，敌人有
一个营占水南。红4 军决定消灭该敌。第一天上午，1 纵队为前卫，向水南
进攻，后续部队还没全部到就打垮了敌人。继续前进，走了还不到20 里，又
打垮敌人一个多营。第二天，全军集中兵力（共4 个纵队）打敌人主力所在
的值夏，下午三、四点钟，又打垮他一个多团，这样，我们将敌人一个旅全
部打垮了。这一仗是红4 军打开上杭后又一个大胜利，仅重机枪就缴获了12
挺。
3 月间，4 军1 纵队成立教导队，我以纵队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赵尔陆
为党代表，学员一半是我们自己的老战士，一半是俘虏过来的班长和老兵。
学期3 个月，主要是在行军中训练，教官就是我们自己。军事教材用的是打
龙岩时缴获国民党的操典，武器就是步枪。有时也请毛泽东、朱德来讲课。
毛泽东来讲红4 军九大的精神，朱德来讲过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等战场行
动，他们既有威信，又有水平，很受欢迎。
林彪规定我在打仗时回纵队司令部，执行参谋长职务；不打仗时就住在
教导队，全力抓教导队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兼任军队干部的教育工作。
水南、值夏战斗后，我们南进到赣州，围了5 天，没打下来，便
南下打大余、南雄、信丰。
此后部队情况很好，战斗也顺利，在南雄打垮广东军阀余汉谋师的两个
营，在信丰消灭守城的地主护卫团五六百人，大大促进了当地游击战争的发
展，也扩大了红军队伍。
1930 年4 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动干戈，一场空前规
模的军阀混战爆发了，这是红军和游击战争大发展的极好时机。然而，以李
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时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在红
军中推行一整套冒险主义的计划。
第八章战斗在中央苏区
1930 年5 月间，我们由赣南再度入闽。6 月上旬在上杭官庄击溃金汉鼎
部周志群新编第14 旅，即进入长汀县南阳。这时我们得到全国红军代表会
议的精神。本来，5 月初，军部派1 纵队党代表熊寿祺去上海，把我们打南
雄、大余时筹的一些金子给中央送去，正好赶上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就
作为红四军的代表参加了。但会议结束后，熊寿祺一直没有回来。1950 年春，
我在汉口碰见他，才听他说，从上海中央返回闽西时，在厦门被敌人扣住了，
他家把他保释出来，送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了两年书，后又到日本读书，以后
在四川作社会活动。
我们是通过秘密交通线得到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的，中央要求各地红
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的军团。根据这一精神，红4 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南阳
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问题。因当时没有接到中央的正式指示，只
是议了议，没作决定。
6 月中旬，我们从南阳移到长汀。两天后，中央代表涂振农来了。他传
达了中央（立三路线）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和对形势的分析，以及要“扩大
红军一百万”、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当时中央看到蒋冯
阎军阀混战爆发，对革命形势看得过于乐观，说什么“统治阶级十分动摇”，
“国民党很脆弱”，“不攻自破”，“一攻就破”等等。因此命令各地红军
进攻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
根据中央指示，前委决定将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编为第1 路军（不久
改为1 军团），红4 军一分为二，以原4 军的1、2 纵队和由福建地方武装编
成的3 纵队，组建一个军，仍称4 军；以原4 军3 纵队和福建地方红军12
军合编为一个军，称12 军；黄公略的红6 军改为红3 军。胡少海领导的福建
地方武装编为21 军，另外，决定由陈毅将赣南第26、27、28 等纵队和赣南
独立师编为红22 军，这个军是1930 年在信丰成立的，第二次打长沙后编入
1 军团。
公布干部名单时，我为4 军3 纵队司令。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来红军编
成大兵团，要打大城市，适合了我们盼望革命快成功的愿望，感到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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