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地方干部。有的地方武装还利用地道与敌人展开斗争。我和聂荣臻司令员、
唐延杰参谋长一起，对冀中地道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敌据点增多、
敌伪汉好特务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为能与敌坚持斗争和减少自己的损失，自
动创造与开展地道斗争，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创造，并向其他地区介绍了地
道斗争的作用及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还提出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武装组织问题。指出武装斗争须与
人民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武装斗争应是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
争。并对民兵、游击队、地区队等武装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领导问题作
了具体规定。由于广大军民的顽强勇敢，也由于斗争方式和指导方法改变，
敌重兵无能为力，疲于应付。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得以逐渐好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
地”，对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更加重
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到处建造封锁沟，制造“无人区”，把
根据地分割成好些块。到1942 年，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已对
边区造成严重威胁，有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
鼻子底下。我们派部队去打击敌人，拆毁堡垒，填封锁沟。但敌人与敌伪政
权强迫人民劳役，我们夜里破坏了，白天它又修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和封锁，扭转根据地不断缩小的被动局面， 1942
年9 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驻地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
持，主要研究贯彻
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我们在会议上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
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与会同志认为，必须把
反“蚕食”、反“扫荡”斗争联系起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军事、政
治、经济、文化多种力量，组成多条战线的全面对敌斗争。应针对敌人在兵
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敌后之敌后”
去。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都应如此。
我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主要讲反“蚕食”斗争、将“蚕食”与“扫荡”
的关系和反“扫荡”三个方面对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我认
为，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的形式逐
渐
向我推进”；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总结几年来速战速胜及进攻根
据地屡遭失败的教训而实行的战略转变。敌人“蚕食”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
是系统的堡垒主义。敌人广泛地构筑沟墙堡垒，并依托这些工事逐步向我地
区推进，由点线的占领逐渐扩大为面的占领。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反“蚕食”斗争中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如对敌人
“蚕食”政策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以为
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在广大地区系统地实行其堡垒政策；还有人认为
敌人在我大块根据地上建立几个小小的堡垒，不过九牛一毛；有些地区在敌
“蚕食”尚未严重时，军事上、政策上缺乏具体的研究与认识，不能采取有
效的对策，等等。我提出，华北现时党和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反“蚕食”斗
争。主要方针是到“敌后之敌后”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敌后活动与正
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配合，地方
军与正规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敌人的“蚕食”。
对于敌“蚕食”与“扫荡”的关系，我认为敌人的目的，都是变我根据
地为敌占区。但二者的方法则不同。“蚕食”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配合军
事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斗争，采取比较和缓的、隐蔽的方法，以逐渐削
弱我们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大“扫荡”则是组织强
大的军事力量向我进攻，以军事斗争为主，配合其他形式，采取重兵压境，
以多路的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毁灭我根据地。这两种方法虽不同，但并不矛
盾。“蚕食”政策是敌人战略指导的总方针，不断的经济的“蚕食”，正是
为了便于在一定时期的大“扫荡”。因此，我们不能只注意积蓄力量准备反
“扫荡”，也应注意反“蚕食”，应把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密切
结合起来。
在报告中，我分析了敌人过去对根据地大“扫荡”的特点和规律，提出
了反“扫荡”特别是山岳区的反“扫荡”的方针和战术。在战役初期，因敌
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应避免同敌主力决战，只以主力军的三分之一和地方军、
民兵，展开广泛的游击战、地雷战；其余主力军一方面与敌周旋，一方面寻
歼孤立的小股敌人。
我强调了要对部队进行控制制高点战术的教育，并对控制制高点战术作
了阐述。我当时认为晋察冀军区位于大行山北段之五台山、恒山、军都山、
燕山。这些地区山高势险，有些地段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扼制敌一连一排的行
动。在战役中要适当控制制高点，阻止和威胁敌人运动，打击搜山的敌人，
保护山上的群众。在五台山和恒山山脉的东面，燕山南面，有广大平原，民
殷物阜，在这些地区开展地道战，我们把山岳和平原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对
敌斗争的完整而有效的体系。加上“军民团结如一人”，就会如孙子所说：
“故善用兵者，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
除了军事斗争外，我还强调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方面也要密切配合。
反“扫荡”的时候，要做好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得不到休息，见
不到群众，从各个方面消耗疲惫敌人，使敌人处处感受困难，减低斗志和武
器装备的优势。要加强对敌伪军的宣传。敌军与伪军，以及敌伪政权之间，
上下有矛盾。我可利用敌之矛盾，以及太平洋战局不利于敌的形势，进行宣
传，分化瓦解，动摇敌之军心，以坚持持久战，保卫群众利益并促成我军的
胜利。
寨北会议后，全军区执行向“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北岳区主力部队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他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
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
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
相机收复和开辟了1600 个村庄，其中许多小块是我们原来的游击根据地或隐
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1941 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冀中区在寨北会议指引下，恢复工作有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
部队，组织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并利用
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特别是广泛地开展地道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
人，摧毁敌伪政权。到1943 年5、6 月问，冀中区在反“清剿”中消灭敌伪
军近4000 人，使小部队和党政干部能在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不仅渡过了
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冀东部队在1941 年被迫转移到长城外的热河南部的山区，更深入到“敌
后之敌后”。他们一面继续向东北发展，一面派出多支小部队，采取多种方
式重返冀东腹地，在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
家并村”斗争，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和武装，挺进到“敌后之敌后”，不仅恢
复了很多被敌人临时占领的地区，还扩大了解放区，形势也日趋好转。
寨北会议确定的方针，对晋察冀根据地打破敌人“封锁”、“蚕食”，
变被动为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针，曾受到党中央的赞许。
挺进到“敌后之敌后”的方针及其成功，是晋察冀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边区从建立起，以聂荣臻为首的领导机关就重视游击战争，加以五台山、恒
山、燕山地形有利，群众好，正规军也一起行动，游击战争发展得很快很好。
“模范根据地”之名，同样体现在游击战争方面。我曾以当时边区战争形势
为背景写了一首诗，讴歌晋察冀的游击战争：
同仇敌忾驱倭寇，
敌后军民摆战场。
大行高耸燕山险，
善攻动于九天上。
燕赵慷慨悲歌地，
军民带甲同耕稼。
地道如网村连村，
善守藏于九地下。
这虽然是一首诗作，但从当时军事角度来说，也没有夸大。孙子所说“善
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抗战时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可以当之。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加紧对中国人力、
物力、财力的掠夺，以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华北是
其掠夺的重点，而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重点的重点。敌人对晋察冀根
据地，连续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不仅对冀中，对北岳、
冀东、平西、平北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加上1942
年又遇到罕见的大旱灾。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困难。为
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发出指示，指出目前一年内，我们的中心任务
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要坚决实行精兵简政，节省人力，休整兵力，训练
干部和发展经济。
为执行中央的方针， 1943 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审计委员会。
记得这个组织是根据边区政府副主席张苏的建议，借鉴旧社会的形式，成立
这个组织的。其主要职能是控制编制，审计经费开支，检查粮食和物资供应
情况。并推选我兼任了审计委员会的主任。我们为巩固精简成果，克服困难、
渡过难关，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控制编制方面，任何单位要增加或调整
编制，都要经过审计委员会的批准，严格控制脱产人员。在财政方面，缩减
公杂费用，严格经费开支手续，杜绝浪费，厉行节约。在供给方面，主要是
尽最大努力节约，并作出具体规定。边区各级各系统成立实计委员会，并做
广泛宣传，使边区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认识在长期战争中增产节约和
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还对边区人民负担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总结出脱
产人员的比例数，即一面负担的地区（指较巩固的根据地）按根据地总人日
计算，要30 人才能养活1 个脱产人员；两面负担（不巩固的根据地、游击区
对敌我两面都负担）的地区要100 人才能养活1 个脱产人员。这个结论比较
合理。对后来保证边区人民合理负担起了重要作用。
晋察冀边区的审计工作当时在华北各根据地是个创举。这项工作的开
展，保证了边区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稳定了边币，统一了编制，减轻了人
民负担，对经济的发展和持久作战起了好作用。
1943 年夏，程世才去延安学习，我又接替他兼任边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我记忆较深：
第一件事是这年夏季保卫麦收的斗争。北岳区的东西两面是起伏地，再
往北，沿平汉线是一大片平原，这个地区种麦很多，是边区的主要产粮地。
过去一到麦收、日、伪军就纷纷出来抢粮。我考虑，如果把这里变成一面负
担，就能解决北岳区粮食供应的大部分。于是决定，分散一部分正规军，配
合地方武装和民兵保卫麦收。当时从1、3、4 分区各抽两个团，以连排为单
位分散到产麦区。
这时期，敌我双方在麦区展开了紧张的争夺战。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规
模比过去大，人马也多，有正规军、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运粮车马等。
虽然目标大，但都分散躲藏在麦地、田坎以及利于隐蔽的地形地物，敌人不
易发现。加上我们地形熟，情报明，民兵和地方干部都是义务情报员，敌人
来抢麦，我们就打枪，给敌以杀伤，并造成敌人混乱。敌大队来，我又转移
了。埋伏在附近的其他小队如果看到有机会，也同样打。这样，敌伪既不能
割麦，运麦，兵力又受损失。反复搞几次，也就很少再来了。这种战争，江
西苏区时期叫“麻雀战”。但那时的“麻雀战”，都由游击队担任；而现在
正规军也参加。当然，无论在战术、技术和指导方法等方面都有发展、提高。
这是一种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于一体的好的斗争形式。
这次保卫麦收的斗争达到预期目的，成熟的粮食一粒也没有落到敌人的
手里。
第二件事是这年秋季反“扫荡”，我们把主力部队分兵敌后，与地方武
装密切配合，以我之长，制敌之短，取得了大胜利。因为我们熟悉地形、民
情，正规军敢于分散，不怕没饭吃；民兵又善于单兵、小组射击，利用地雷
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斗争形式，机动灵活；而敌人是地形、民情不明，缺
粮，不敢分散，尤其是日军不敢分散行动。当时，日军2 万多人，伪军1 万
多人，对北岳区进行“扫荡”，我们留下小部队和民兵以游击战和地雷战籍
制敌人，主力转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内线与外线结合、主力与民兵结合，
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结合，武装斗争与其他多种斗争相结合，使敌人到处被
动挨打。这次反“扫荡”，我们的损失不大，但敌人的损失却不小。据统计，
共歼敌9000 余人，其中被民兵歼灭的占一半，说明我们的民兵有力量，也说
明正规军与地方武装配合得好，可以用小于敌人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
1943 年夏，抗日战争进入第7 个年头。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受
挫，不得不继续抽调部队增援南洋，当时从华北抽走了3 个师团，其中有2
个师团是原驻晋察冀地区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