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
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
定的感觉。
黄克诚说，那就是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后来印文件时，又改
成“不大相适应”。当时作者并不在场）。这样改动后，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并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
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
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如何看的问题。训总内就有人对当时全军
正在执行的训练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我军的装备还很落后的情
况下，“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像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
内是达不到的”。有一位同志还说，“我没看过你们搞的训练计划，但，我
就是感觉到你们做的训练计划，内容多，时间少，消化不了。脱离我军实际。
我们的实际是有枪无弹，有车无路，有路无油。”“脱离这个实际，搞在原
子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就是教条主义。”有的同志还以质问的语气说“你
们的原子弹在哪里？！”没有原子弹就不应该实行“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
训练”的方针。
我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而“加强在原子
武器条件下作战训练”的方针，是叶剑英提出由军委正式颁发的。这些方针
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
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训练方针之所以
规定在原子武器条件下训练，一则是美国已有原子武器，在二战末期已使用
了；二则我国也快有这种武器了；三则中国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取得全国政权后，我们接收并正在改进与扩建中（如
146 项建设）。即便手中的武器，在战胜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和半美机械化
的蒋介石军队后，也不全是小米加步枪了。因此要学会在现代及原子武器条
件下的攻防作战。
1958 年2 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
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
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
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
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
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
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
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
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
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
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
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
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
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
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
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
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
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
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
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
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
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
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
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
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
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
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
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
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
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建国以来，军事学院培养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
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从军训部到训练总监
部，领导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也注意结合中国的
国情，如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他们的政治工作和军队
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六种不同类型
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怎么能用“教
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呢？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
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
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
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
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
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
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
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
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
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
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
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
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
“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
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
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
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
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
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总政工作组来后，会议风向急转，反教条主义成了会议的主流。就在这
时，我接到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的四级干部会便暂时休会。这
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央成都会议提出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
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
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
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
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做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
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
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
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
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
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
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
话。
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
沙射影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
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
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
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
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
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
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
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
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 年8
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
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
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
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
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
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
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
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
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
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
会议。。”
林彪这时候已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
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以我过去对林彪的了解，认为他会这
样干的。他在人民内部惯于利用矛盾，达到个人目的（在江西时，有些同志
就认为他耍政治手腕）。
6 月9 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
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 月20 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
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
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
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 月23 日和29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
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
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
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
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
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
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
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 月10 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
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他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
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
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
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
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
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
年2 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
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
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
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
“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