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深入揭发和批判彭德怀。会议的规模和参加的人数也都和上一年批判
我的时候一样，只不过主持会议的人换成了林彪。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另
一方面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也感到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
大会议，在批彭中，又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林彪肆无忌惮地污蔑朱老
总从来都没有当过总司令。我真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我知道，林彪为了达
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编造慌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
正常的作法肆行。这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党内已经形成了“左”的思想路线，
只是对从前一年批判刘伯承和我们开始，老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挨批，感到
很困惑，不理解。
1959 年的“十一”是建国十周年大庆，我照例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庆
典活动。当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通过检阅台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看
到人民军队展现出现代化、正规化的雄姿，我自豪，因为这中间也有我的一
份心血；而想到从此以后，将脱下军装，离开这支从创建起我就投身其中的
队伍时，又不免有些感伤。但我克制住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我养成
了一个习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悲观，不失望。
国庆节过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当时，我已经做好
去黑龙江修水库的准备了，我本想到最基层去，重新干起，不知为何又这样
安排。
到农垦部工作我是高兴的。农垦战线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战
线。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大国，历代有作为的军政人物，
都重视农业，我既分配作农业工作，也要重视农业。不懂就学就问，边学边
干，期望必成。中国农业，历来是以分散的小生产来经营的，建国以后，我
们搞了些国营农场，开始向农业现代化前进。而国营农场大部分集中在农垦
系统，这些农场多数以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建设起来的，与
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到农垦部工作，既是直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没
有完全脱离我熟悉的部队工作，我感到对于我是合适的。
我同老战友王震说了心里活：“我要重新做起！”王震很赞成我的志气。
我到农垦部工作，由在部队搞训练转到搞农业，而且分工搞农业机械，工作
上是两个大变动，而且又是在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情况下，以待罪之身
来的。这些，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如何办呢？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
我要把军队工作中的经验用到农业。把在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来搞农业机械
化。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都是耕战相提的农战政策。我多年治军，现在转
到农业方面，我就利用过去搞军队是从基层连队着手的经验，应用到农场和
生产队。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有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的
几位领导经常深入到各个垦区，或调查研究，或现场办公。我上班不久，就
去广东垦区，先在湛江，接着又去海南岛，就住在琼中县一个农场，白天同
农场职工一起开荒，晚上就坐在油灯下读《列宁选集》。
从北京出发时，我还在吐血。家里人和医生都有些担心，怕我到生活艰
苦的边远之地，又从事多年未干过的体力劳动，身体会吃不消。但我和过去
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参加些劳动，心情愉快，加上空气好，干了一二十天，
吐血止住了，身体也结实多了。
农垦工作对于我是陌生的。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早年读书，只在寒、
暑假时放放牛或干些揽禾、晒谷等季节性的劳动，长大成人就投身革命，摸
了几十年枪杆子，对农业生产已经淡忘了，特别是农工商学兵一体化的国营
农场，过去都没有听过。刚到垦区时，一切都感到生疏，我还是下决心从头
学起。
学什么呢？根据农垦工作的特点，我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学习，一为学农
业知识，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为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
等。就像北伐时期学立正、稍息一样。
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好，我就拜他为师，学开拖拉
机。从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很快学会了。那位科长说，
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我本想继续学下去，但部里让我回北
京，就搁下了。这段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记着那位科长。“文化大革命”后，我去海南，曾去
农垦局找过他。人们说他已经死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我很奇
怪，他们告诉我，这个科长自恃是工人出身（解放军司机），不满意“文革”
中的一些作法，就直言不讳，被打成“反革命”，我很难过，对农垦局的人
说：“他是我的老师，见不到他，看看他家里人也行啊。”他们就带我去见
他的妻子，她去哈尔滨了。我向徐文的同行表示了对徐科长的怀念之情。
为了尽快熟悉农垦工作，我还抽时间阅读农业方面的书籍，包括育种学、
耕作栽培学、土壤学、气象学等等。王震告诉我，有一本《齐民要术》是讲
农业的，可以读读。我知道这本书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写的，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古农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就托人去找。
这本书内容丰富，包括耕田、播种、作物栽培、蔬菜、果树、林木、蚕
桑、畜禽、养鱼、酿造、农产品加工、储藏等方面技术，就像是农业的百科
全书。由于是古文写的，不好懂，读起来也困难，我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地读，
终于全都读完了。书中提出的农业生产必须遵循“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
给我很大启示，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
律和经济规律，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东方农
业的经验总结，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所以，历史上都称赞这部作品。
后来我又读了明朝未年著名农学家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这也是一
本内容齐全的大型农书，连牛拉犁都画了插图。徐光启是个大知识分子。提
倡西学，同时又研究农业，并把西方科学知识与东方农业的实践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理论。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开荒种
地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要有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
到农垦部的头半年，我主要是学习和调查研究。那时正是庐山会议结束
后不久，各地都在反“右倾”，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
“共产”风和瞎指挥，到处泛滥。
在海南岛农场时，我曾遇到一件事。
海南岛是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已种七、八万亩，当时农垦部提出要
在海南岛开荒300 万亩种橡胶，过了不久又提出再开荒300 万亩，加在一起
就是600 万亩，而海南岛全部耕地当时只有600 多万亩，即便多开荒，也达
不到这个数目，有一次开会，我看到女生产科长与会。据说，她是懂得橡胶
树的栽培和橡胶园的经营管理的。但她在讨论时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会
议休息时就问她：“讨论生产计划你为什么不发言呢？”
那位女科长很为难他说：“生产计划不能实现。”
我了解到她是从澳州回来的华侨，一位有经验的农艺师，就说，“你认
为不能实现，就提出来嘛！”
她说：“现在是只能说多，不能说少。说少了就是‘右倾’，我怎么说
呢？”
听了这话，我也不再说什么。的确，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挺热，不按客观
规律办事，唯心主义横行，动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我这样的“待
罪”之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当时，我刚从部队转到农垦系统，不了解情况，处于盲目状态。随着情
况逐渐熟悉，头脑慢慢清醒了，从1960 年下半年开始，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
件事。
第一件事，是针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两五、一六”的计划。在
海南岛农场时，那位女生产科长对开荒植胶600 万亩的指标不满，引起了我
的注意。我曾向她详细询问了橡胶种植的情况。她告诉我，橡胶生产周期长，
在海南岛一般要6、7 年才能达到割胶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
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然后育苗，苗长成后，要与优良品种芽接，才能移
栽到大田。开荒600 万亩种橡胶根本做不到，就连定植100 万亩也做不到，
因为即使有那么多能植胶的土地，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经过芽接的胶苗。
这位女科长的活使我感到，部里的计划和指标与实际相差得太远。后来，
我又跑了几个橡胶农场，发现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浪费了许多人力、物
力和财力。有的农场只顾完成开荒指标，忽视现有胶园的管理，胶园中茅草
长得比橡胶树还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都很低。有的开了新胶园，荒了老胶
园。有的农场只开荒不植胶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挫伤了农场职工的积极
性。本来是想大干、快干，结果欲速则不达。
六十年代，聂荣臻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会议，在会上他曾指出，有
些地区国营农场水土流失，不利于生态平衡，也不利于农场的发展。我想起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说的“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
返道，劳而无获”的话，又想到种植橡胶盲目地追求多和快，不量力而行，
其结果不正是“劳而无获”吗？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我深受不顾客
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害，深感实事求是的重要。虽然我是戴着犯错误的“帽
子”下放到农垦部进行改造的，看到这些做法，还是想讲话。
我先向王震汇报了橡胶种植上存在的问题，建议更改计划和指标。后来
又向中央和国务院主管农垦工作的谭震林、邓子恢两位副总理反映情况，有
时见到周恩来总理，也同他说几句。1960 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党中央
已开始觉察到计划和指标脱离实际的问题。7、8 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
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时，农垦系统的工作，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61 年4 月，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了
批评，他说：“去年以前定植的橡胶，荒得那样严重，草比苗高，有110 万
亩草不很好锄，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去年和你们（指王震和我）两位谈了，
我那时看到后果不会好，这不是瞎指挥？陈嘉庚是个爱国的华侨资本家，他
对橡胶的荒芜就很不满意，他的经验，种橡胶必须把橡胶园的树根杂草清
除。。。现在广东的橡胶树管理问题很多，主要是把现有的管好，否则一面
定植，一面荒芜是不行的。”
周总理的指示很实际。我认为，要从我们现有的生产水平出发，量力而
行，做计划、定指标要留有余地，使下面有产可超。这年1 月，王震部长因
病休养，部党组决定姜齐贤代理党组书记，由我代理部长。我们接手工作，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橡胶种植指标进行调整。
当时，我对广东橡胶垦区生产能力作了调查研究，又让有关人员对橡胶
种植规程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将国营橡胶种植指标压缩为“两五、一六”，
即定植60 万亩，消灭荒芜50 万亩，补植50 万亩（指一亩地不够30 株的要
补植；没有优良品种进行芽接的要换植）。“两五、一六”的指标，其着眼
点是管好现有胶园，在提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不盲
目扩大种植面积。这个观点，我事先与农垦部主管热带作物工作的刘型同志
（井冈山时期老战友）商量，不仅得到他的同意，并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就
在1962 年2 月在南宁由邓子恢主持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这个建议得
到认可，橡胶树种植指标由原来和开荒600 万亩，定植100 万亩，改为“两
五、一
六。
第二件事是减少北大荒耕地面积。1960 年夏，我从海南岛回来后， 11
月份又去了黑龙江垦区。
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地区的三江平原，小兴安岭以南的松
嫩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牡丹江的平原上，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北大荒”。解放以后，有十多万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官兵，陆续
参加了北大荒建设，建起了以生产粮食为主的机械化国营农场。
初到北大荒，看到广大转业官兵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开荒建场，使这片
荒原变成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很受鼓舞，但后来发现，北大荒的国营农
场播种面积达1 千万亩，但是粮食总产量只有5 亿多斤，我问北大荒同志：
“你们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为什么亩产量这么低呢？”
他们说：“地种的大多，管不过来”。
有一位曾给我当过公务员的老农工悄悄他说：“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
多，打不下粮食。”
我问：“怎么不锄草？”
他说：“哪里锄得过来？刚种上就命令到前面去播种了，谁还顾得上锄
草？”
这使我想起了《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力”的话，1 千万亩的播
种指标是不是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呢？
我又想起那年夏收发生的一件事：为了增加农场的财政收入，部里决定
从北大荒抽100 台联合收割机，到华北地区帮农民收麦子。当时算了一笔帐：
一台收割机一天收800 亩， 100 台收8 万亩，按10 亩地一块钱计算，1 个
月下来可一台机机器收入20 多万元。部里决定让我办这件事。
过去我在国防部和军训部经常调动部队，知道坦克、汽车运动，道路条
件很重要。拖拉机和坦克差不多，做计划也必须把道路考虑进去。我就在北
京找了一些有经验的拖拉机手，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一位有名的女拖拉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