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党的政策，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
之，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
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
说有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
多。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
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
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
两个调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12
次座谈会，还听取了10 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学院党委于1979
年9 月10 日至12 日召开了全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工干部和学
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
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8 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
冤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 个人更严
重些（有4 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
的处理，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
感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
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
为三个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
的。我们在原军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
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
学院副政委林浩，在“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
来看，罪状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
着语录像菩萨念经”，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
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
平反，还向军委作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外，还对“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
进行了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 年代中后期。十
二届六中全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
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
昭雪，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
因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
过去对我怎样，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
都是党内“左”倾错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
误的。当时，总政虽然撤消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
事路线代表”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
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处理了许多同志， 20 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让
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军事学院
在1978 年和1979 年两年，先后为756 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
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一部分是1958 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
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
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提
出，但对连年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很反感
了。我总感到，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科学家不搞科研，国家就失去了
经济命脉；同样，当兵不习武，军人不学军，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而军
队院校是搞军政文教学的，理所当然应该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学为中心”这个口号，是50 年代初提出来的。
1951 年5 月由我主持召开的全军第二次院校会议，明确提
出“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还要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军事学院的
基本任务是培养学员成为现代战争中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所以首先要做好教
学工作。从校党委到支部必须明确树立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发挥组织
力量，将所有部门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林彪上台后，鼓吹“政
治可以冲击一切”，颠倒“红”与“专”的关系，使有些人产生了鄙薄业务
的思想，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错误倾向，部队不敢搞
军事训练，院校不敢抓教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党
的“左”倾错误，不仅砍掉军事院校，还大批所谓“教学中心论”等，把从
50 年代开始形成的“以教学为中心”的院校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否定。直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许多人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军事，抓教学，总怕被
扣上“单纯业务观点”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我认为，要从思想上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使所有部门和所
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才能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也才能真
正办好军事学院。5 月底，我在检查总结开学3 个月的工作时明确提出，学
院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这同工厂、矿山以生产为中心，医院以医疗为中
心，研究所以科研为中心一样。
我们要求学院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和教学保障
工作。贯彻上级指示，布置安排工作都不能离开教学这个中心。领导者不仅
要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还要亲自主持重要教材的编写，担任一些课题的讲授。
各机关、部门都要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通力抓好教学。
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澄清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也使全院人员真正树立起“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从过去以搞政治运动为
主转移到以教学为主，学院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以教学为中心，首先当然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又有优良质量的教员
队伍。
1972 年我到军政大学后，开始部分恢复军事课，从部队和地方支“左”
人员中陆续调回一些军事教员，但数量不多。1977 年底军委决定恢复军事学
院，当时给军事学院的任务是1500 学员。这样，原有的教员远远不够，我们
又从原在院校任教、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较高的同志从其他岗位上抽调回
来，继续任教员，同时也从部队选调了一些文化程度高，有一定学术水平的
年轻干部充实教员队伍。这样就解决了教员的数量问题。
新的教员队伍组成了，一方面通过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使之热爱教学工作；一方面在调家属和住房等生活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
使他们安心工作，而更重要的则是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施教能力等方面
下功夫。
提高学术水平，主要从两方面下手，一为提高专业知识，二为提高科学
文化水平。前一方面采取4 条措施：一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我们有一批
老教员，在院校工作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让他们带新来的教员，在实
践中提高。我一再强调，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每个学科都要有二
至三个热爱教育事业、精通业务、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他们是学术研究、编
写教材及教学的骨干，由他们把教研组整个教研室带动起来，整个教员队伍
就活了。二是在学术研究中提高。编写一部教材，研究解决教学和部队训练
中的一批难题，教员水平就会提高。我们经常结合教学活动和编写教材，召
开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报告会，在总结工作中探索学术，使教研人员从中
得到提高。三是组织教员到部队调查研究，参观见学。通过参加部队训练、
演习和作战指挥，学习战役、战术训练经验，熟悉武器装备性能，以提高教
员教学水平。四是有计划地送本校或军兵种院校培训，以及采取兴办讲座和
报告会的办法，扩大和更新知识。我们先后请了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
著名科学家和各军兵种专家来作各门学科最新发展的报告，使教研人员拓宽
了视野，开阔了思路。
在抓教员队伍时，造成尊师重教，讲求真才实学的风尚，制止弄虚作假，
投机钻营的坏风气。我对教研人员提出两条：一是要达到“两通”、“六能”。
“两通”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通晓古今中外著名的
军事理论和战史中著名的战役、战例，熟悉敌军战略、战术特点。“六能”
是能有较高的专业理论和现代军事科技知识；能出色地完成本专业的各门课
程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能组织团以上规模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能独
立编写高质量的专业教材；能独立地解决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能
写会讲。“两通”每个人都要达到，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六能”不要求条
条达到，至少要达到三四条。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仅对教员而言，也包括在学院工作的全体干部和
职工。因为作为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应具备高层次
的知识结构。1982 年9 月，院党委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
还专门成立了文化补习学校，分期分批为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的干部、职工补
习文化。到1985 年，全院600 名45 岁以下干部及年轻职工全部达到高中文
化水平。
在结束补习高中文化以后，我们又对全院干部提出新的要求， 45 岁以
下干部到1990 年都要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教员还要掌握一门外语和电子
计算机技术； 45 岁以上干部，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学习军事科学技术知
识、现代管理、军事、政治理论等。要求二级部和学员队的干部具备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的人员，由1985 年43％到1990 年达到90％以上，教研室的领导
干部，由66％达到100％。
为了给干部创造学习条件，学院于1984 年成立了自修大学，开设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班、军事大专班、干部进修班、电子计算机班、外语班等14 个班
次，有640 多人参加学习。
全院教员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
风气。各部队来的学员一到校，在这种空气薰陶下，也都认真学习，努力提
高。这也就是“水涨船高”了
万了好的师资队伍，还要抓好教材编写工作。军事学院成立后，教材几
乎是白手起家：有的课程没有教材，有的教材是50 年代编写的，许多内容已
经过时了。编写和修定教材是开展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我们首先抓基础教材的编写，把教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院领导亲自
组织编写审定；第二类由训练部和政治部牵头编写审定；第三类由各教研室
负责编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编出从营到集团军的合同作战战术教材162
种，军兵种教材12 种，政治教材34 种，科技教材29 种。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编写了全军通用的8 本战术教材：《陆军师坚固
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野战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热带山岳丛林地
带防御战术》、《陆军师海岸防御战术》、《陆军师反合围和突围战术》、
《陆军师反空降战术》、《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术》等。另编
全军通用的8 本战役教材：《战役学总则》、《阵地防御战役》、《城市防
御战役》、《抗登陆战役》、《反空降战役》、《运动战役》、《阵地进攻
战役》、《登陆战役》等。这两套教材不仅解决了教材配套问题，而且结合
未来战争的特点，吸收全军学术研究成果，解决了多年遗留的许多有争议的
学术问题，质量较高。
编这么多教材，也不容易。但我们有人才，有胆量，我深信中国一句古
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军事学院不是十邑百邑，而是千邑万邑，是
中国军事理论人才集中的地方。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前就写出了
《孙子兵法》，在我党领导下打了那么多胜仗，要敢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
观点写出新的《战略学》。从1979 年开始准备到1983 年5 月，经过4 年的
努力，终于编写出了全军第一本《战略学教程》，接着又编写出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史》。这本战史对中国战场专辟章节，详尽地叙述了中国人民8 年
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贡献，这在所有战史书中也是第一次。
编写的教材注意突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根据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的要
求，强调合成训练和合成作战。无论是战役教材，还是战术教材，都是合成
本，既有陆军内兵种的合成，也有陆、海、空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指挥和
部队行动，既有指挥员的活动，也有司令部的工作；既有军兵种的任务，也
有后勤的协同，使战役战术与司令部、军兵种、后勤融为一体。
高水平的教材是建立在有一定高度和深度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