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亦时在飘摇之中，故亟欲乘此机会，将安福国会明令废止，依据元年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即世所
谓“新新国会”）。一方既可表示其尊重法统，一方又可使本身地位由不合法而变成合法。但此非得直、奉两系支持，
及现局不生变动，决难圆满实现，于是以陕督予直系之阎相文，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予张作霖，使之各满所欲，
以求一时安定。不幸新新国会不能引起各方注意，致各省议员多未能如期选出，而直、奉均势之局，又因王占元在鄂失
败、由吴佩孚继任两湖巡阅使而破坏。同时中央方面奉系所推荐之梁士诒内阁，复大受鄂吴攻击，几经酝酿，终演成直
奉战争。徐之运命，本寄托于两系矛盾及均势之上，惟矛盾而己乃便于操纵，惟均势乃无人敢于发难，经此一战，遂由
两雄相争变成一系独霸，前此谋副总统而未遂之曹锟，今则野心勃勃，欲进而取得大总统地位。于是因孙传芳一电而旧
国会恢复、黎元洪复起，虽以权术自命之徐世昌，至此亦不得不技穷而去矣。
★皖系何以失败
吴佩孚以一第三师师长，转战湘省，所向无前，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久思乘机与皖系一决雌雄。适
张作霖因徐树铮势力侵入蒙疆，与己利害冲突，大为不满，于是直、奉两系遂联合以图皖。以二敌一，势若稍优。然段
祺瑞自参战借款成立以来，组织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又改定国军，其器械皆来自日本，军队亦由日本军官教练，
合以原有实力，声威实远在直、奉联军上。故战端甫启，舆情虽咸望皖败直胜，但军事观察家则深以难操胜算，为直、
奉危。乃前后不及五日（九月十四日开战，十八日即告结束），皖军一败涂地，直、奉军如迅霆震槁，直捣京畿，大出
常人意料之外。
余尝以此中原因，询诸接近段派某君，据云：当时皖方实轻直而忌奉，故其军事布置，重东路而忽西路，东路与奉
对峙，由徐树铮指之；西路与直对峙，由段芝贵指之，而定国军精锐则悉萃于东，西无良焉。方战之初，皖军在东
路大捷，由廊房推进，几薄杨村，而西路段芝贵尚在其督战之火车中，叉麻雀、抽大烟，若未尝有战事然者。时梁鸿志
方任芝贵秘书长，手徐（树铮）捷书就烟榻促请速战，藉收夹击效，乃始下令前进。而直吴因弹缺不肯浪费，收集石油
废箱万余只，中置爆竹，万响齐发不绝，皖军误为枪声，骇而奔，一退至固始，再退至京郊，两军始终未尝一交绥也。
西路既惨败，东路大受威胁，徐方在前线督师逐北，闻讯仓皇撤退，奉军乘之，皖几溃不成军。闻有大炮一尊、弹一百
二十四颗，新购自日本，威力至大，亦委诸途，为奉军所卤获。当徐捷报抵京时，安福首要交相称庆，以为战局旦夕可
定，从此当莫余毒，不意直军忽从天而降，乃始惊皇失措，投止无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奉吴令严缉诸凶，本可按图
索骥，一网打尽，以其素与段派亲，特故稽延，予以逃逸机会，以故李思浩、曾毓隽、姚震、梁鸿志诸人均得托庇东交
民巷，免作阶下囚。经此一役，而根深蒂固之皖系势力，殆扫地无遗矣。
使某君之言果信，则皖系致败，约有数端：主将不得人，一也；兵力分配太失均衡，二也；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三也。而其最大原因，厥在民心之离异。有人谓，民国以来每有战争，皆兵精械良者败，而兵劣械窳者胜，辛亥之举、
洪宪之役、直皖之战，均其明证。故以纯军事眼光推断我国战争之胜负，未有不适得其反者。余以为此特一偏之见，而
未得其全者也。盖握军事优势者，大抵在政治上皆拥重权，其平日措施率多违反民意，怨荫繁兴，亲众离叛，民心失，
兵心亦深受影响，其取败也固宜。然则其胜之也，非真劣能胜优也，民心胜之耳。当时民心背段向吴，至为明显，即此
一端，胜负已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自古已然，至今仍成为政治、军事之原则，固未可视为老生常谈也。
★汤化龙与刘崇佑
凡一政党所以能由艰难缔造以至于发展滋大者，全赖有少数中坚同心一德，致力党务，绝无丝毫
权利私见搀杂其间。而其最大关键，尤在有共同目的为之维系。其结合也以此，其奋斗也以此，即其辩论争持不亦外乎
此，故能团结无间，永久持续。若自号为中坚者本无一定目的，徒欲藉团体为攘权夺利之手段，则必至始合终离，甚或
毁纪叛道，贻人笑柄，此则治民国政党史者，所宜深切注意者也。
汤济武（化龙）先生领袖进步党，在政治上奋斗历十余年，虽所蕲求之宪政迄未实现，终于赍志而殁。然洪宪、复
辟两役，统率全党，声罪致讨，保全共和，功在邦国，其在议会与国民党对峙，旗鼓相当，亦颇能树立两大政党风范，
此虽由先生主持有方，而中坚诸人之相与戮力，实为成就之一大原因。盖先生组党之基础，早确立于清末之咨议局联合
会，时各省咨议局正副议长均集京师，先生以湖北咨议局议长出席该会，与山西议长梁伯强（善济）、四川议长蒲伯英
（殿俊）、直隶议长孙伯兰（洪伊）、福建副议长刘嵩生（崇佑）诸先生，均以促进宪政为职志，结契甚深。入民国后，
组共和建设讨论会，组民主党，进而与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咸奉先生为魁，而诸人则皆其中坚也。
先生于诸人中与刘嵩生先生尤莫逆，不特为政治之友，而且属道义之交。刘思想极缜蜜，终日乃心党务，尝谓吾人
既置身政党，宜念兹在兹，释兹在兹，集中精力，以赴事机，庶能有所成就。否则，不但负党而且负己。居恒寡出而喜
人就谈，酒馔常供，故每夕同人多集其家，谈国际形势，谈国内政局，谈本党计划，辄至夜分始散。然性切直，同人行
为有不检者，恒面纠不少贷，于汤先生责备尤严。先生好作方城游，每避不使知，一夕方入局，适刘有电话来，先生恐
招其往也，令仆人诡以外出对，刘知之。翌日先生往访，拒不见，又往，又不见，终至再三谢过乃已。先生尝对人言，
嵩生真吾畏友，使吾对党事不敢稍懈者，嵩生功也，其相契如此。每党中有大事，先生非就商之不能决，而刘每一主张，
必持之甚坚，众当时虽苦其颛，事后则多服其远见。
刘在党中发言必争先，权利辄退后，进步党两度参加政权，众咸推其出山，均被拒。第一次汤先生任教育部长、次
长为梁善济先生，第二次汤先生任内务部长、次长为蒲伯英先生，皆刘所推举，党中翕服无异言，以其无私也。领袖及
中坚间能互信、互谅、互让若此，宜乎一时党务蒸蒸日上。惟孙伯兰先生为北方人，遇事主大刀阔斧，不以同人之细针
密缕为然，乃宣告脱离，而自组“韬园”，即世所称“小孙派”是。然其态度亦极光明磊落，且彼此私交维系如故，此
足见前辈之道德风度，非晚近所能及矣。惜其后汤先生于游美归途中被狙身死，嵩生先生以激刺过深，灰心政治，未几
伯强、伯英诸先生又相继殂谢。十余年来，所谓进步党中坚分子零落殆尽，而此一政治团体，终不能不随政局剧变而澌
灭无形。追怀往事，横睇近局，真不禁感慨系之！
★汤济武先生之被刺
自研究系被反对党谥为阴谋派，于是汤济武先生遂俨然成为阴谋之魁。在不识先生者，其想象
中，必疑之为深沉阴鸷，机诈百出，实则先生和易近人，时时显露书生本色，绝非如外间所云者。先生对党素主由政治
结合，进为道义结合，故每接晤党员，辄以修德、励学相助。尝于夜阑人静，与三五同志，纵论古今中外成败得失之林，
慨然谓：“吾终日奔走国事、党事，极感疲劳，惟此时始稍稍还我自由，转觉乐趣盎然，精神弥王。”忆当赴美前数夕，
先生与嵩生及余谈政治学问题，先生素服膺日本浮田和民博士，时博士方主早稻田大学政治学讲座，兼《太阳》杂志主
笔，著有政治学及西洋史等书，先生亟称其议论平正通达，具有特识，足药目下论政者虚桥险僻之病，谈至夜分尚娓娓
不倦，此则真一书生矣。
先生每值翌日有演说，辄于临睡时，取常读书数册置枕畔，略事翻阅，即入黑甜。至登坛，则滔滔不竭，言皆有物，
听者莫不满意。居恒健谈，然遇有臭味不相投者，辄嘿不作一语，或昏昏欲睡。性不善宗教，当任教育总长时，马相伯
老人往谒，商教会学校问题，陈说良久，方讶主人何以不置一词，视之则熟寐座上矣。此固有失待人接物之道，然其纯
任天真，毫无缘饰，亦可藉窥一斑。夙持儒家素行之说，谓政治本是艰苦生涯，若不能随遇而安，一事未成，先图享乐，
岂足有为？故平日于起居吃着，均不厝意。曾与嵩生因党事乘轮南下，至则舱位已满，而事又不能缓，乃商之船员，借
木板支为床，各据其一，嵩生尚铺自携被褥其上，正辗转反侧，苦难成寐，视先生则和衣而卧，鼾声作矣。船中餐无殊
草具，嵩生几无可下箸，先生狼吞虎咽，甘之如饴。嵩生尝戏谓济武实至今未脱野蛮生活，先生一笑置之。
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段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
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诮。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
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本书生气，尚较适当。然天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
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致当时无论国民党与非国民党，殆均视先生为阴谋魁杰，而先生后来之惨遭非命，或即种因
乎此。
先生毕业日本法政大学，时作观政欧美之想，自参加段阁下野，在国内政治活动一时既暂呈静止，而国际大战告终，
一切方在剧变，允宜乘此时机亲往观察以资参考。乃决取道日本，赴美一游，本约余偕行，余以牵于他务，未能远离，
遂改约霍君俪白，实则霍君较余为适，以其娴英语也。先生既抵美，举凡彼邦政制、思潮、社会组织、政党形势、工商
业情形，罔不悉心考察，撮要纪存，以备他日返国，编辑成书，藉资国人考镜。未几得党中电促归，归经西雅图，是处
华侨商会开会欢迎，会散，众请乘汽车行，先生以寓所密迩，屏不御，与诸人且行且谈，不十数步，至经最狭处，突一
人迎面来，枪举弹发，先生应声仆地气绝，凶手亦自诛。其行刺原因何在？由于自动，抑或有人主使？以无口供可鞠，
终成疑案。第知凶手业理发，隶某党党籍，以先生平生只有政敌，无私仇，则此案与政治当不无关系，岂反对者过于重
视先生（即所谓阴谋之魁），故必欲杀之以为快耶？先生噩耗抵京，全党震悼，尤以余辜先生盛意，未获偕行稍尽将护
之责，至今犹时觉疚心。先生归骨后，同人搜其行箧，得残稿一束，皆在美考察时所随录者，以不忍任其湮没，嘱余将
文字略加修正，交由北京《晨报》发表，然实不能尽先生所欲言者于万一也。忆先生挽宋教仁先生有“何国人忍把万里
长城自坏”句，乃相隔不十年，先生竟继宋先生之后，而自成为被坏之长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国以来，无
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互相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悲夫！
★黎元洪与法统问题
自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弃约法，而颁布所谓新约法，法统问题已启先声。至六年段祺
瑞改选国会以后，更演成南北相持之局。惜当时言法者，或以急于成功而不力求贯彻，或以便于私图而非诚意拥护，以
致黎元洪地位几与法统问题，成为不可分离之关系，斯亦至可怪者也。讨袁之举，其志不但在保全共和，而且在恢复约
法。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竟甘受任由新约法产生之参政院议长，其后各团体帝制请愿书则由该院转呈，选举国民代表
办法则由该院议定，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则该院为代表，而该院本身之推戴书且由黎领衔，以法律论，袁为帝制之主犯，
黎亦宜列为重要之帮助犯。袁既以此丧失总统资格，则黎之副总统资格，岂能独存？乃当日讨袁军对黎，不但不一并声
讨，而且以滇、黔、粤、桂四督及蔡（锷）、戴（戡）、李（烈钧）、陈（炳）等代表护国军政府发布第二号宣言谓
：“大总统既已缺位，依民国二年十月所公布之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黎副总统继任。”而袁于撤销帝制欲向南方谋和
时，曾商黎出管将军府，黎竟宣言：“除约法上之副总统外，无论何职，皆不承认。”一若不自知其附袁罪行，而尚腼
然以约法上地位自居者。黎固不足责，而当时南方不乏高明之士，何亦竟不明是非、不顾法律若此？若谓黎之附袁，系
由于胁迫而非出其本衷，然以堂堂一副总统，尚昧于舍生取义之道，辱身失节，更何足以以代表国家？闻其时南方要人，
亦未尝不考虑及此，第因总统问题为各方利害所关，若另行选举，势必引起剧烈竞争，而影响及内部之团结，故不得不
利用黎为缓冲，藉免一时纷纠，此则以法律迁就事实，非言法所宜尔也。
黎出任总统之根据，中间尚有新旧约法之争，而主用旧法者终于占胜。一方拥护旧约法，一方则使在旧约法上已经
丧失资格之副总统，冒窃大位，岂非护法运动之一大玷？黎就任总统后未及一年，因府、院之争而引起督军团独立，因
督军团独立而引起张勋北上，因张勋北上而引起其以解散国会为入京调停条件。黎既身为解散国会之罪人，则亦即民国
之罪人，依法应丧失总统资格，乃于张勋复辟之后，竟俨然以大总统令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同时电请冯国璋依照约
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固仍以元首自居也。无论冯、段欣然接受，未尝研究其授与来源之如何？即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