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计划悉出省议员兼该校总务主任郑作枢手。郑于布署完成后，先自避沪，交教务主任徐宗稚届期执行”云云。盖彼
辈侦知郑将赴沪参加全国律师公会开会，故为此言以此影射，藉坚当局之信。
李因驱胡开罪进步党，时存戒心，得讯信以为真。时宗孟校长任期久已届满，于民国五年，即由维持会选余继任，
但余多在京。十月八日适由京抵里，尚未知其有此事。余本修髯，在京时以热不能耐去之，九日为李厚基母寿辰，余往
祝。李见余归，似颇惊讶，继更愕然曰：“须去耶？骤见几不认识。”余漫应之。旋于客厅中，晤各厅道，亦皆以去须
为问。余以其系普通酬应语，初不厝意，及辞出，又见各公校校长与教育厅长在廊间耳语，余至前始惊觉，虽互道寒暄，
而神色略有异，然亦不疑有其他也。归抵家，门人第二警察署长叶某来云：“顷奉警厅令拘徐宗稚，以徐与师有关，特
故饬警赴徐弟处拘传，亟来报，请速为备。”叶甫去，徐亦以电话告，所言与叶略同。余乃趋访警察厅长史某，史，厚
基中表兄弟也，与余初不相识，见面数语后，即曰：“闻先生夙美髯，何为去之？”又曰：“先生归大佳，庶能解我困
难。”问其故，悉举相告。余曰：“有证据否？”曰：“有。”遂出一密函相示，余见其末署绅、商、学界公启，告以
此为匿名信，于法无效。曰：“亦知之，第遣侦郑作枢，果赴沪去矣，岂能谓无因？”余曰：“郑赴沪，乃参加全国律
师公会开会，为共知之事实，与此何涉？”史似不置信，但曰：“今先生既归，诸事可弗论，但求明日能打消游行，则
拜赐多矣。”余以其成见甚深，难于理喻，乃曰：“君等既如此胆怯，国庆亦非必须游行，余明日当集学生在校内庆祝，
不使出校门一步，他校则非吾责所及。”史再三致谢曰：“贵校能如此，他校可无虑也。”余因请其转达督军，遂与辞。
史送出，笑谓余曰：“兹事微先生殊棘手，然先生去须疑案，亦可藉以大白矣。”余乃悟顷间督署诸人，纷相见问之意。
事后探知官中疑余归专为主持兹事，所以去须者，防万一事败易逃逸也。
到校召集学生告以经过情形，咸愿听约束，以为可无事矣，忽督署送一公文来，乃致本校教职员者，略谓：“据探
报该校教职员煽动各校学生，以庆祝国庆为名，大举游行，图扰乱社会秩序，特令制止，如敢故违，严惩不贷”云云。
余疑事有中变，盖余与史约，只管本校，而文中仍涉他校也，遂以电话向史质问，据答云：“所谈已达督军，甚满意，
文乃前发，请勿误会。”于是疑始释。翌日各校均无举动，余见危机已过，对当局不能无严正表示，乃于十一日晨，往
谒李。李首向我致谢，谓：“昨日事全仗大力。”余谓：“督军言我甚不解，我为私立法政学校校长，约束本校学生乃
分内事，若他校学生，岂我所能左右？何敢居功。果他校学生，能唯我言是听，则各校校长平日所司何事，政府亦安用
聘请许多校长为？至以学生游行，疑有异动，似亦未免过虑，试问省垣军警林立，区区数千学子，手无寸铁，宁足有为？
此明系有人意图中伤，造谣惑听，当局何竟漫不加察，小题大做若此！”李闻言，面有惭色，徐曰：“此乃由君不在校，
彼此情形睽隔所致，以后望常联系。”余知其系敷衍之词，遂亦以数言敷衍之，一场风波，至此全告平息。
使此次余未归，或归而稍后，学校与政府间乏人沟通，奸人更任意播弄，势不酿成大祸不止，岂凡事果真有数在耶？
此虽属一地方事件，然清末新与旧争，入民国校与校争、党与党争，形形色色，何地蔑有？而一般军阀颟顸怯懦，尤极
可哂，则举一隅亦可三隅反矣。
★萨镇冰与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关外，整军经武，无日不思乘瑕抵隙，问鼎中原，然性阴鸷，不轻举妄动。当段派全
盛时，张深与结纳，后以徐树铮经略蒙疆，与之利害冲突，而徐又遣姚震侄步瀛入奉，煽动奉军叛张，为张所破获，乃
大愤恚，转而与直系联合攻皖。然心仍畏定国军之强，仅派少数军队入关，姑为一试而已。及皖败，所有军械重炮尽归
于张，势乃益盛，张本轻直而畏皖，至是遂以为莫予敌矣。忆张入京之日，气焰煊赫，殆与帝王无异，时萨镇冰方以海
军部长代理国务总理，与诸显要共往迎迓，张初不识萨，见其衣冠朴素，仪容委琐，未知其为阁揆也，傲不为礼。萨心
衔之，然无可如何也。
直、奉联合，本出一时利害关系，及大敌既去，彼此裂痕渐生。直军以此次战役，奉用力少而所获丰，愤不能平，
当时即有主派兵截击之者，赖吴（佩孚）劝解乃止。张入京会议，以吴职位较己为低，竟欲不许列席，虽经曹（锟）婉
说而未坚持，自不免大招吴之恶感。张阴结湖北王占元以制吴，而王旋为湘军所败，迫而辞职，吴遂继任两湖巡阅使，
张极形愤妒。十一年十二月靳云鹏内阁鉴于环境恶劣，提出辞呈，交通系包围张氏，力荐梁士治组阁，对吴军饷勒不发
足。吴遂于十二年一月五日，借山东问题，通电反对梁氏，中有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语，盖已隐侵及张矣。
张以梁为己所荐，亦发电为之辩护。然张护之愈力，吴则揭之愈甚，于是张、吴遂由间接之争而变为直接之争，战机乃
因之而日迫。其所以迟至四五月之久而始爆发者，则以直系中洛欲战，津则不欲，曹本人亦不愿骤与亲家决裂。故虽至
奉军入关，曹尚令所部节节退让，一面并派曹锐两度赴奉，磋商和平，终以张所提条件过于苛酷，致亦引起主和派之愤
怒，而曹、吴态度遂趋一致。相传曹致吴一白话电文为：“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
么办。”至四月二十二日，曹亦电责张凭藉武力。二十五日吴更率直系各督宣布张十大罪状，二十九日，双方遂以炮火
相见矣。
闻张态度所以如是强横者，实恃有所卤获之定国军大炮在，谓其威力足以制直军死命而有余。讵意战时此一炮队为
直军所收买，不求其倒戈相向，但使无的放射，至弹绝为止，奉军失此支持，遂致计划全乖，终于溃败。然此尚非其主
要原因，其最大关键，乃在于其昔所藐视之萨镇冰，出全力以厄之也。萨为海军耆宿，历官数十年，颇能廉隅自矢，为
部属所信仰，平日不媚权贵，而好与农夫野老、后生小子游，一若与人无竞、与世无争然者，实则城府颇深，恩怨分明，
特不露声色，故人多未之觉耳。自以受张慢侮，为平生奇耻大辱，久思有以报之。适奉、直战起，乃亲率舰队，扼守山
海关近港，遇入关奉军辄开炮痛轰之，以此奉军不能源源增援，不得不归于失败。此虽为张始料所不及，然亦以见挟势
自大，骄世傲物者之终自招愆尤也。
★林宗孟论自杀
近顷台湾自杀之风盛行，真理杂志社因此特召开自杀问题座谈会，名流毕集，讨论綦详，大抵均主
自杀必须与国家、社会有莫大关系，如殉职死难者，方能加以赞美，至若因情或穷而戕生者，仅图一己之私，宜在痛绝
之列，论断公允，自无存疑余地。惟尚有忧时爱国之自杀，其用意在于激励世人，固非自私轻生可比，但较之临难尽忠，
又微有间，此次座谈会尚未论列及此，其为勇为懦、为是为非，久已深滋争议。
有谓人之生命至为宝贵，留之可为国家建功、社会进福，故即不幸而至自杀，必其价值能与生存相抵，或且过之，
而后乃为有意义，否则均不足取。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此即以明义之价值重于生，故宁死而不以为恶。且以生
命所换取之价值，尚必须求其最大者，召忽以身殉主，固亦未可厚非，然孔子犹责其为匹夫之谅，自经于沟渎之中而莫
之知，而以管仲之不死为仁之大者，以此而言，则即令其自杀为有裨于国家社会，但若所裨者微，或舍此尚有可以努力
之机会，其自杀仍近于逃避责任，而不足为论，此一说也。又有谓，夫人不幸生于昏浊之世、危乱之邦，忧时心切而救
国无方，不得已冀惜一死以警醒人心，挽回危局，此不特其情可悯，而其效亦未必不可期，鲁仲连不过以蹈海自矢，尚
能使当时罢帝秦之举，可为明证。况在昔专制时代，忠荩之臣往往借尸谏以感悟君心，今国体虽易，然以尸谏一人者，
移以尸谏四万万人，亦何尝不可！
不宁是也，凡能为公而弃其生者，其人必具有义侠之风。梁任公先生于前清末叶，慨乎于中国人之亻见亻见亻心亻
心，毫无生气，又见日本以能发挥武士道精神，终致强盛，乃著《中国武士道》一书，举古史传中所纪义侠事迹，悉载
于篇，其关于自杀者，如Θ之触槐、聂政之屠腹亦皆录入，以明此等精神为我国所固有，宜恢复而光大之，凡此皆足
以见此等自杀之不宜裁抑也。日本数十年前，有某国会议员，于开会时，因偶不自禁，气忽下泄，一时臭闻四座，嗤笑
群起，某面赤耳热，归而羞愤自杀。以此而死，即谓其轻于鸿毛，亦非苛论。然当时舆论犹深奖之，谓其重廉耻、明责
任也，而况于为警世励俗而死之者乎？此又一说也。
今请述一事例，当前清光绪三十三年，余留学日本，暑期乘轮归国，抵门司时，波平如镜，船中人群集舱面，或步
或谈。有闽人陈不浮者，新毕业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亦乘是轮归，隅坐独饮，微醺，忽起立演说，略云：“列强侵略
中国甚急，灭亡之祸，迫在眉睫，而举国醉生梦死，冥然罔觉。其稍有识者，亦无一肯为鲁仲连、楚灵均，以唤起国魂，
吾愿首为之倡。”语及此，忽攀登船栏，一跃入海，众阻之弗及。船主立命停轮，放舢板捞救，门司虽为内海，然海面
甚阔，历三十分钟，卒无所获。全船咸感动，醵金为谋善后，中有某省候补道粤人刘骥，赴日考察学务归，独捐百金，
并为文以吊之，吾辈亦撰句公挽，句为：“沧海横流，同舟愧乏扶倾策；东方始旦，一死吓醒鼾睡人。”一面举人返东
京，向留日福建同乡会及学生总会报告，并筹开追悼会。
时林宗孟（长民）方在东京，大不以陈之死为然，特挽以联云：“无所效而逃，名曰逋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
所以责之者深也。句成以示其友人，咸以持论过激，力劝阻之，林慨然曰：“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戮
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责，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
群相效尤，至贻无形之大患！”其言亦殊有特见。一时留学界对陈之死，或誉或毁，莫衷一是。有感今兹，追怀往事，
特纪之，以俟世之高明论定焉。
★谈联省自治运动
自袁世凯废弃约法，继之段祺瑞以新法改选国会，一时法统问题，嚣然国中。然历经一次护法战
争，而法统意义辄随之蜕变，至民国八九年间，所谓法统者，已不复为人所重视，于是联省自治运动遂代之以兴。
按所谓联省自治者，必先由各省自行制定一宪法，依据之以组织省政府统治本省，然后再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
省会议，制定一联省宪法，依据之以产生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照此意义，则必当时握有中央及各省军权者，咸能幡然觉
悟，舍弃武力，诚心受治于省宪及联宪而后可，试问当时一般军阀是否果能如此？殆不待智者而知之。然何以此种运动，
竟能如火如荼，大有旦夕观成之势？盖失意政客，既为求适应其政治环境而倡为是说，而一部分军阀，亦以其适足藉此
自固而乐为赞成，遂致如响斯应，蔚为大观。但观国民、进步两党，在五六年国会中，因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演成
互殴，而此时唱联治者，竟多属平昔主张集权之党人，而素持分权者反间出而反对之，至各省中之表赞同者，如浙卢
（永祥）、奉张（作霖）、闽李（厚基）等，亦皆为前此拥护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之军人，此中消息，实不难于窥见矣。
但正因其如此，故此种运动，外观虽盛极一时，究皆水月镜花，转瞬消逝。
犹忆当段祺瑞武力主义失败时，熊希龄曾发一电，主张采用联邦制，电中略谓：“双方既以武力争法律，苟有一方
可以战胜攻取，屈服群雄，统一全国，未始不可以慰人民云霓之望，无如彼此均衡，各无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即为熊氏主张联邦惟一之理由。余时在北京《晨报》，曾著《为联邦问题质熊希龄氏》一文，刊诸报端，大意略谓：
“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大小军阀均无放弃军权之感悟，使其有也，则联邦制也可，即单一制也，亦何尝不可？否则所
谓联邦，不过群雄割据之变相而已，于实际宁有丝毫裨益哉？”
其后此种论调愈唱愈高，各省且由议论而进入行动。其中以浙江一省，自十年六月四日，卢永祥通电主张自行制宪
后，即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计有所谓九九宪法草案、三色宪法草案等，终以卢恐省宪实行，己之权力将受拘束，再三
延宕，不肯交付公民票决，致成流产。他如四川、广东、€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
已制成宪草，或由当局宣言制宪，或由人民积极自由制宪，亦皆难收实效。惟湖南一省，以环境特别关系，曾经于十一
年一月一日，将省宪公布施行，且历两三年之久，但亦不过具备自治之形式，并未能发挥自治之精神。至十五年北军进
占湘省，而省宪遂宣告消灭矣。
由此可知，凡欲倡行一政制，必其自身先具有真知灼见，认为合民情、适国势，可以垂诸久远而无弊，然后本其信
仰，出以至诚，不断鼓吹，不懈努力，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