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热衷于帝国扩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激发了这个国家古老的民族光环梦。战争大臣南次郎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为了创造并利用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做了很多预备。20世纪20年代向着议会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缓和发展被最近十年中爆发的民族主义热潮所沉没。 帝国主义的传道者很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借口来证实他们追求领土扩张是正确的。学校历史课上，老师一遍遍地告诉学生日本在19世纪的帝国野心被贪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阻拦。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数量。这为他们的借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于欧洲人在经济贸易上享有的优越性，是日本曾经所寻求的。20世纪为了保护美国经济而设立的新贸易关税，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对西方人怨恨。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很快就沦为日本信仰军国主义阶层和那些天天只想打仗的军官的牺牲品。对于日本进军满洲，并继续计划下一步入侵计划的举动，中国的反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抵制日货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游行的作用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局面，蒋介石民族主义政权急于一统地方军阀，消灭当时快速成长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都只能加速日本进军中国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国政府挑衅”满洲里四周的奉天镇为由，日军发动了进攻彻底攻占了整个满洲地区。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当时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议增兵的问题。从那时起，直到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降，军方一直都在实际上控制着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联合运动是少有的反对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听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公布为合法。此前，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个帝国民众心中的精神崇拜，没有人质疑它的神圣地位。几个世纪以来，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从19世纪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众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它关注于崇拜，这样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灵的孩子，这个国家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岛国和生活在岛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的民族。 由于乔治·霍格从小在信仰浸信会的家庭中长大，他对于在被带有侵略性的异教主导国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0万人信仰基督教。17世纪对宗教的迫害已经使得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这一宗教合法化后的岁月里，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团体零落地分布在国家的土地上，而且时而遭受恐吓和摧毁。 由于担心历史会再度上演，贺川丰彦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拼命寻找一切方法让这个野心十足的国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发表言论，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责；对于此，霍格冷漠地写道：至少这些基督教堂还没有沦为为日本胜利而祈祷的场所。
乔治·霍格乘坐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启程，并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他本来只想在上海待两个星期，然后就回到日本与穆里尔阿姨两个人一起去印度，再从印度返回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就以“东方巴黎”或是“东方之珠”的称号成为有钱人旅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居住着300万中国人和7万外国人。沿着长江支流的黄浦江北岸看去，那些奢华体面的高楼后面，却是延绵数里的贫民窟。现在，那些游客，以及曾在码头流连的游船都离开了，但是上海仍然保留着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残骸。 上海在被日军占领前，实际上已被划分为三块：由英国和美国联合控制的公共租界，总面积占黄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业、商业和船务服务都集中在这里。居住在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四周的中国百姓格格不入。外国势力还控制着这里的警察局和税务局，中国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外国佬的廉价劳动力和仆人。其次，则是法租界，与前者相比，法国管辖的区域不大，却拥有与前者类似的机构设置。除了以上两块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国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乔治·霍格与穆里尔阿姨的教友们待在一起。弗兰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国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们从1907年就来到了中国，米利肯牧师负责组织当地教堂活动以及在市里散发基督教宣传教义，而他的妻子则治理着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 在上海，霍格初步了解了日本所谓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断的战争中，日本军队霸占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盘。这段时间里，霍格还仍在英国赫特福德郡考虑他的未来。当日军的铁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进中国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时，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东讨论合作化运动。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径持续了7个星期后，霍格才开始了解到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难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一片片被毁的村庄在城市边缘孤独地站立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筑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设置了碉堡，岗哨内也到处摆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非凡提到了见到外国人就蜂拥而至的孩子，他们哭喊着，“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威士忌苏打。” 霍格喜欢上海，因为他发现这个城市让人异常兴奋。虽然在这儿无法像美国那样可以随意搭便车穿行在广袤的土地上，也没有导游带领参观各种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样；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顽强地生活的中国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经成为成千上万难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这些难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饭、睡觉、做爱、生孩子，死去。旧报纸都被住在街上的人搜集光了，因为报纸可以在严寒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暖和，它们决定着生命是继续还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来变卖，霍格将街边的小贩描写成一边吹嘘着自己的炸鳗鱼，一边叫卖着自来水笔。总之，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能拿出来卖，只要能想到的。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样一位天真、年轻的英国青年全部看在眼里，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却只字未提。 在霍格到达上海的几个星期后，以撰写一本中国游记为目的的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来到了这里。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战地行》。为了找到相关写作素材，这两人加入了外国媒体圈。乔治·霍格也在这个圈子中，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很有分量的团员。 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人早在萨里郡辛德海德的圣爱德蒙学院上学时就熟悉了。他们的文学造诣都很深，并在他们三十岁左右——奥登在一年后将其称为“低调的，不老实的十年”——的时候成为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经出版了闻名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萨利·鲍尔斯》（后被收录在《再见！柏林》一书中）这两个男人曾合作撰写过三部作品，在他们长久的友谊中也偶然享受下性的乐趣。
对于正卷入与共产党游击队内战的国民政府来说，在上海落脚也会为其获取更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蒋介石认为在外国地界的眼皮下发生的任何争端，都会引起西方势力的关注、同情，进而希冀他们会从中干涉、调解。然而，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们小看了日军彻头彻尾的凶残。将战场转移到上海不仅导致了当地大批百姓和士兵的伤亡，也使得自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以来，战争导致的伤亡人数升至新高。 8月11日，蒋介石将其接受过德国练习、装备精良的3个师调进上海，驻扎在外国租界外围。日军发现后大吃一惊，并马上增强了对相应区域的部署。双方于8月13日开战。 地面火力和空袭攻势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手无寸铁的上海百姓更是如此。在持续3个月的战斗中，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现代化的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日军伤亡人数也高达4万人，更有数千百姓死于无辜，外国租界外的大片土地被毁。伤亡惨重以及陷入无组织状态，中国军队被迫退回国民政府首府南京。 日本政府此时提出协商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事件”并列举了一系列要求，无非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蒋介石对此没有立即回应，日军又以“歼灭中国政府”相威胁。这个威胁公布不久，发生在南京的一切就向世人解释了它的含义。1937年12月12至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发生的就是20世纪战争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阴影。即使迫于外交礼仪和两国间经济的战略需求，中国人民对于日军拒绝对南京凶残行径道歉一事始终心存恼怒。在日军野性狂发的七个星期内，他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放纵地强奸妇女、杀戮百姓，凶残程度难以想象。数千名百姓被活埋或烧死。据国际法庭估算，超过30万平民在这个事件中惨遭杀害——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遭杀害英国平民的4倍。 很多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曾亲眼目睹这凶残的景象，其中就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蒂尔曼·德丁，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特·斯蒂尔。从军事原因上分析，日军没有理由对南京的百姓采取报复。因为那些普通的百姓是无辜的。胡乱屠杀百姓进而引发恐慌浪潮也不能用醉酒来解释。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士兵大范围强奸妇女、杀害百姓，没有任何语言和逻辑可以解释他们的残暴行径。 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反抗举动也让人难以理解。国民军队的军官首先点燃火把照亮南京的村落和四周郊区，然后又下令军队不许补给，不许逃跑，只能沿城墙列队站好。五万中国士兵被敌军包围，遭到来自空中的恣意轰炸、来自河面的袭击以及地面攻势。据蒂尔曼·德丁说，南京沦陷后，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日军杀害。他们搜寻年轻男子，扒掉他们的衣服，发现有军用皮带留下的痕迹就马上杀掉。 德丁于1937年12月22日从南京搭乘美国的轮船来到了上海，沿途拍了很多照片并加以报道。作为他一路的所见所闻，他为国际社会对日本行径的谴责奠定了基调：“日军攻占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包括绞死战俘、屠杀百姓，强奸妇女和掠夺财物，都是已经消失的、野蛮社会的行为。”抗日战争以残暴的行径开始，并随着冲突的升级一再重复上演，即使有时候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 直到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他们才开始打起了公共租界的主意。旧上海已经没有了，但是直到东京和同盟国间互生敌意后，生活在公共租界的百姓生活才开始受到影响。位于上海华懋饭店的酒吧是闲话和诡计的滋生地，间谍、色鬼、骗子在这里出没，有时候甚至一个人身兼多职。比如理查德·佐尔格，斯大林时代的双料间谍，就是这个酒吧的常客。从1937年到1941年被逮捕前的这四年间，理查德一直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日本和德国在远东的活动。被捕后，他于1944年在东京获绞刑而亡。
伊舍伍德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伟大城市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上海不过是一座座准摩天大楼堆积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存储地”。在这个城市风光的背后所隐藏的，是肮脏、破旧、矮小的房屋：“到处都是林荫大道、宽敞的公园、壮丽的中心广场，却没有一丝城市味道。” 虽然上海有很多他们厌恶的地方，但这对文学伙伴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在这里，疲惫或贪婪的商人能找到满足他们欲望的一切，”伊舍伍德写道，“人们可以观看赛马、棒球和足球比赛；可以欣赏到最新的美国电影。假如想找女孩儿或男孩儿，只要出价钱，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拥有他们。假如想吸毒，也会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样，服务生会端着盘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较难找，但是这儿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后，假如你做了坏事后悔了，这儿还有很多教堂和礼拜堂供你忏悔。” 与整座城市的颓废相比，霍格更关心百姓的绝望心态。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和《曼彻斯特卫报》取得了联系。这份报纸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报道了莱斯特参与的和平联谊会的活动及她与甘地的友谊。恰巧那时这家报纸在中国没有固定的通讯员。当时的编辑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让没有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霍格作为临时通讯员去试一试。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早在史考特编辑时期，《曼彻斯特卫报》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享有好评。史考特从1872年开始担任主编，其在位的57年时间里，报社的每一位通讯记者，不论是新员工，还是远在偏僻通讯站工作的记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报社百年社庆的时候写下的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对手的声音和朋友的声音一样，公众都有权知道。” 霍格很快就发现，那时的编辑要求的确很严格。《曼彻斯特卫报》是一个高尚的报纸，主编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报纸很少报道赛马，因为这意味着鼓励赌博。坚持公证地报道一切，也包括政敌的观点，是其一贯作风。克洛吉在写给新员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报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后，报社并没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当时的上海除了挤满难民，还有很多传教士，霍格观察到，他们“只愿意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国地界，百姓饥肠辘辘；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总有人被饿死；可饭馆和酒店仍然在营业。对有钱人来说，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美食和娱乐消遣。霍格也刚刚收到从家里寄来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