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仍不作声。“但愿那件鬼玩艺闷得你透不过气来！”我什么也不在乎地继续怒吼道，“我原以为你是我理想的妻子，如今才知道你和那些乱花钱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珍妮特脸上显出惊恐愕然的表情，可我却似获得了一种快感。这就是我所希望看见的——让她也难过难过。
珍妮特从床上跳下来，站在我面前的地毯上，瞪着大眼问道：“你是这样看我的吗？”
“妈的，一点不错！”珍妮特的火气使我更加恼怒，我勃然大怒地骂道，“我真后悔没有能早知道这点。”
此刻她和我一样来火，我们两人互不相让。
“你这可怜的笨蛋！”她说，“你连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连结婚意味着什么也不懂。你有时间去好好想想。我要回家去和妈妈一起住，别来找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知道现在事情的确是很严重了，可我一点也不准备妥协。一切都怪珍妮特，她知道我们有多少存款，她晓得自己偷偷摸摸地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她把我当什么了？我难道是让她任意摆弄的玩物吗？
我转过身去说：“假如你对我开诚相见都做不到的话，随你去哪儿好了。”
她终于气呼呼地走了。我心想：让她去吧，很快她就会知道我是对的，会低三下四地跑回来。娘儿们都是这样！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独自埋头工作。没有人注意到我沉默寡言，与往常不同。午饭后回到办公室里，我看见比尔·汉莫正在向同事们夸耀他才买的一套高尔夫球棒。“是在市中心买的。”他笑着对我说，“啊，勃尼，你从前常打高尔夫球，是吗？”我强作笑颜，伸手拿了根球棍。“是这样，一点也不错。”我站在那儿，挥舞着球棍说。我忽然有了个主意——重操旧业，再打高尔夫球。因为这样，或许能减少我的懊恼和烦闷。
当天下午我去买了球和球棍，一拿到手里便觉得非常称心。把球拿回家我就在地板上玩起来。有一只球打重了一点，从起居室滚进了卧室，说来也巧，最后滚进了珍妮特的壁橱。壁橱又大又暗，珍妮特的许多衣服还挂在里面。
我跪在地上，伸手在里面摸找，忽然碰到了一只沉重的箱子。我拉出来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高尔夫球棍，比我刚才买的还要漂亮。还有一打高尔夫球和一副手套。箱子上是蒙特尔的标记。我这时才记起来，下个星期二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珍妮特喜欢让人出乎意料，她对我充满了无限的爱。我真混。珍妮特说的一点不错，我真是个可怜的笨蛋。我寻思现在只有一条路——去找珍妮特，求她回来。我是个男子汉，有勇气这样做。
还有，明天，我一定要在珍妮特的壁橱里，挂上一条貂皮围巾。
第一章：给每个人一件温暖外衣我的绝妙坏诗
我八岁时就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
妈妈边读边嚷了起来：“真美！巴德，真的是你写的么？”
我脸红耳赤地承认了，心里充满了骄傲。妈妈赞不绝口，她甚至说只有神童才能写出如此美丽的诗篇！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兴高采烈地问。我简直等不得了——他呀，是好莱坞电影公司著名的剧作家，一个大名鼎鼎的大人物！我想：他一定比妈妈更能评判我的诗！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以迎接他的来到。首先，我用花体将诗好好地重新抄写了一遍，接着再用彩笔画上花边，最后，我将诗稿放在餐桌上爸爸的盘子里。
我等呀等，好不容易等到七点半，爸爸这才气冲冲地回到家中。他回来后铁青着脸大发牢骚，他埋怨同事们不跟他好好配合。
“不过，本，巴德创造了一个奇迹，”妈妈劝慰道，“他写了一首诗！写得美极啦！”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爸爸打断了妈妈的颂辞，“还是让我自己来评判吧。”
在他读诗时，我的脸几乎要埋进盘子中！诗只有短短十行，但爸爸似乎读了好几个小时！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终于，我听见爸爸将诗稿放回盘子里。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评判说：
“依我看，诗写得很糟！”
我抬不起头来。我的眼中顿时涌出了泪花！
“本，你这个人有时就是让人闹不明白，”妈妈生气了，“巴德还小，这是他学写的第一首诗，他需要鼓励。你现在可不是在工作室里！”
“世上的劣诗已经太多了，”爸爸却很固执，“如果孩子写不出好诗，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他非得去当诗人不可！”
爸爸和妈妈为此争论不休。我再也无法忍耐。我从餐厅跑回卧室，一头扑倒在床上，痛苦地呜咽着。
风波很快就平息了。爸爸毕竟是爸爸呀！我继续写诗，只是再也不敢拿给爸爸看了。
过了几年，我回过头来重读那首诗——这时我才体会到：它果真写得很糟！后来，我壮着胆子给爸爸看了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爸爸认为我写得勉强可以，只是啰唆了点。
岁月流逝，很多年又过去了。我成了个“著名”作家，书店里在出售我的小说，舞台上在上演我的戏剧。今天，当我被无数“歌颂”和“批评”包围着时，我又想起了“我的第一首诗”和它引起的小插曲。我感到庆幸——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既有爱说“真美”的母亲，又有爱说“真糟”的父亲！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肯定”和“否定”——首先我得不惧怕批评，不管这些否定意见来自何方，也不管这样“宣判”多么令人心碎，我决不能因为别人的否定而丧失勇往直前的勇气；而另一方面，我又得在一片赞扬声中克服内心深处的自我陶醉！
“真美！”……“真糟！”……这些似乎完全对立又相辅相成的话语，一直伴随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它们就像两股方向相反的风——我得竭尽全力在这两股强风中驾稳我的风帆。
第一章：给每个人一件温暖外衣柔弱的人
前几天，我曾把孩子的家庭教师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请到我的办公室来。需要结算一下工钱。
我对她说：“请坐，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让我们算算工钱吧。您也许要用钱，你太拘泥礼节，自己是不肯开口的……呶……我们和您讲妥，每月三十卢布……”
“四十卢布……”
“不，三十……我这里有记载，我一向按三十付教师的工资的……呶，您呆了两月……”
“两月另五天……”
“整两月……我这里是这样记的。这就是说，应付您六十卢布……扣除九个星期日……实际上星期日您是不和柯里雅搞学习的，只不过游玩……还有三个节日……”
尤里娅·瓦西里耶夫娜骤然涨红了脸，牵动着衣襟，但一语不发……
“三个节日一并扣除，应扣十二卢布……柯里雅有病四天没学习……你只和瓦里雅一人学习……你牙痛三天，我内人准您午饭后歇假……十二加七得十九，扣除……还剩……嗯……四十一卢布。对吧？”
尤里雅·瓦西里耶夫娜左眼发红，并且满眶湿润，下巴在颤抖。她神经质地咳嗽起来，擤了擤鼻涕，但—— 一语不发！
“新年底，您打碎一个带底碟的配套茶杯。扣除二卢布……按理茶杯的价钱还高，它是传家之宝……上帝保佑您，我们的财产到处丢失！而后哪，由于您的疏忽，柯里雅爬树撕破礼服……扣除十卢布……女仆盗走瓦利雅皮鞋一双，也是出于您玩忽职守，您应负一切责任，你是拿工资的嘛，所以，也就是说，再扣除五卢布……一月九日您从我这里支取了九卢布……”
“我没支过！”尤里雅·瓦西里耶夫娜嗫嚅着。
“可我这里有记载！”
“呶……那就算这样，也行。”
“四十一减二十七净得十四。”
两眼充满泪水，长而修美的小鼻子渗着汗珠，令人怜悯的小姑娘啊！
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有一次我只从您夫人那里支取了三卢布……再没支过……”
“是吗？这么说，我这里漏记了！从十四卢布再扣除……呐，这是您的钱，最可爱的姑娘十三卢布……三卢布……又三卢布……一卢布再加一卢布……请收下吧！”
我把十一卢布递给了她……她接过去，喃喃地说：
“ｍｅｒｃｉ（法语：“谢谢”。）”
我一跃而起，开始在屋内踱来踱去。憎恶使我不安起来。
“为什么‘谢谢’？”我问。
“为了给钱……”
“可是我洗劫了你，鬼晓得，这是抢劫！实际上我偷了你的钱！为什么还说‘谢谢’！”
“在别处，根本一文不给。”
“不给？无怪啦！我和您开玩笑，对您的教训是太残酷……我要把您应得的八十卢布如数付给您！呐，事先已给您装好在信封里了！可是何至于这样怏怏不快呢？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沉默不语？难道生在这个世界口笨嘴拙行吗？难道可以这样软弱吗？”
她苦笑了一下，而我却从她脸上的神态看出了一答案，这就是“可以”。
我请她对我的残酷教训给予宽恕，跟着把使她大为惊疑的八十卢布递给了她。她羞羞地过了一下数就走出去了……
我看着她背影，悟想道：
“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权势的强者，原来如此轻而易举！”
第一章：给每个人一件温暖外衣父亲的手
父亲的手粗壮、有力，能不费力气地修剪果树、也能把一匹不驯服的骡子稳稳地套进挽具。他这双手还能灵巧、精确地画一个正方形。使我最难忘的是每当这双手抓着我的肩膀，我就感到的一股特殊的温暖。这双手几乎能干一切活儿。然而，只在一件事上，这双手令人失望了：它永远没学会写字。
父亲是个文盲。美国的文盲人数现在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只要还有一个文盲，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想到他那双不会写字的手和这双手给他带来的痛苦。
父亲六岁时，开始在小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课上答错一题，手掌上就要挨十下打。不知什么原因，父亲那淡色头发下面的脑袋怎么也装不进课上讲的数字、图形或要背的课文。在学校才呆了几个月，我爷爷就领他回家了，让他留在农场干成年男人干的农活儿。
若干年后，只受过四年教育的母亲试图教父亲识字。又过了若干年，我用一双小手握着他的一只大拳头，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父亲倒是甘心忍受这种磨炼，但不久，他就变得烦躁起来。他活动一下指头和手掌，说他已经练够了，要自己一人到外边散散步。
终于，一天夜里，他以为没人看见，就拿出他儿子小学二年级的课本，准备下功夫学些单字。但是，不一会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他趴在书上痛哭道：“耶稣——耶稣，我甚至连毛孩子的课本都读不了？”打那以后，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学习，都不能使他坐在笔和纸面前了。
父亲当过农场主、修路工和工厂工人。干活时，他那双手从未使他失望过。他脑子好使，有一股要干好活的超人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一家造船厂当管道安装工，安装巨型军舰里复杂、重要的零件。由于他工作劲头大、效率高，他的上司指望提拔他。然而，由于他未能通过合格考试而落空了。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通到船的关键部位的条条管道；同时，他手指可以在蓝图上找出一条条线路；他能清楚地回忆出管道上的每一个拐角、转弯。然而，他却什么都读不懂、写不出。
造船厂倒闭后，他到一家棉纺织厂工作。他夜里在那儿上班，白天抽出些睡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农场。棉纺织厂倒闭后，他每天上午到外头找工作，晚上对我母亲说：“通不过考试的人，他们就是不要。”
最后，他在另一家棉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我们搬进了城。父亲总是不习惯城里生活，他那双蓝眼睛褪色了，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弛了。但是那双手还是很有劲儿。他常让我坐在他膝上，给他读《圣经》。对我的朗读，他感到很自豪。
一次，母亲去看我姨妈，父亲到食品店买水果。晚饭后，他说，他给我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水果。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撬铁皮罐头的声音。然后，屋里一片寂静。我走到门口，看见他手拿着空罐头，嘴里咕哝道：“这上的画太像梨子了！”他走出门，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默不作声。我进屋看到罐头上写着“大白土豆罐头”。但是那上面画的的确像梨，难怪父亲把它当梨买来了。
几年后，妈妈去世了。我劝父亲来和我们一起住，他不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他常常住医院。老格林医生每星期都来看他，给他进行治疗。医生给了他一瓶硝酸甘油片。万一他心脏病发作，让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部。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他那双又大又温暖的手放在我的两个孩子的肩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父亲到新城市里居住。三个星期后，他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
我只身一人回来参加葬礼。格林医生说他很难过。实际上，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刚给父亲开了一瓶硝酸甘油。然而，他在父亲身上却没找到这个药瓶。他觉得，如果父亲用了这药，大概还能等到急救医生的到来。
在小教堂举行葬礼的前一小时，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父亲的花园门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