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感受外邪且留着不去，为虚劳病之一大成因，则临证凡遇外感之病宜加重视，勿以病小而忽之，亟予及时、正确、高效之治疗，务使迅速、彻底解散病邪，毋使留着变生他患以遗殃于日后，斯为善矣。
三、证候
本病之证候，《巢氏病源》提出五劳、六极、七伤之病变，并详列不同证候凡七十五论。后世医家，多宗是说，然五劳、六极、七伤之具体内容，诸家未尽相同。如《巢源》曰：“夫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也。”其中五劳与七伤均含两类不同内容，如五劳之第一类以劳伤情志为主，“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瘦劳。”第二类，则以五脏归纳证候：“肺劳者，短气而肿，鼻不闻香臭。肝劳者，面目干黑，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独卧，目视不明。心劳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难，或时鸭溏，口内生疮。脾劳者，舌本苦直，不得咽唾。肾劳者，背难以俯仰，小便不利，色赤面黄有余沥，茎内痛，阴湿，囊生疮，小腹满急”而清代无名氏所著之《杂症治要秘录》则采《内经》之文，以“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为五劳。五劳之内容诸书虽有参差，但终不越劳伤五脏及精、气、神、思、形五者。
又如七伤，《巢氏病源》亦有两义：第一义为“一曰阴寒；二曰阴萎；三曰里急；四曰精连连；五曰精少，阴下湿；六曰精清；七曰小便苦数，临事不卒。”另一义为：“一曰大饱伤脾，脾伤善噫，欲卧，面黄；二曰大怒气逆伤肝，肝伤血少目暗；三曰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肾伤少精，腰背痛．厥逆下冷；四曰形寒、寒饮伤肺，肺伤少气，咳嗽鼻鸣；五曰忧愁思虑伤心，心伤，苦惊喜忘善怒；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七曰大怒恐不节伤志，志伤恍惚不乐”第一义侧重下焦及肾精亏损，而第二义亦以五脏伤损为主要病理。
人体由五劳、七伤成病，加之失治、误治等因素，病变由浅而深，由轻渐重，终成“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之六极，病情发展至此，已成虚损重证，治之非易。
六极所现之证候。据《巢氏病源》载为：“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堕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酸削，齿苦痛，手足烦痛，不可以主，不欲行动；五曰肌极，令人赢瘦无润泽，饮食不生肌肤；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嗡嗡然内虚，五脏气不足，发毛落，悲伤喜忘。”
对于五劳、七伤、六极之认识，清代莫枚士见解甚卓，其于《研经言》中曰：“古有五劳、七伤、六极之目，皆言虚也，核之则劳、极二端而已。劳是过用其气，极则几乎无气，其浅深不同。以《病源》所记言之，五劳中志劳、心劳、忧劳、是过用其神；其疲劳是过用其形。七伤则房劳之病，亦劳属也，以其病多，故别出之。然精为七神之一，是亦过用其神也。约之，特形、神二者尽之矣。若风寒暑湿及·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虚其气者，皆极也。极有气、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谓病于气，其极也小欲言；病于血，其极也无颜色，眉发堕落，喜忘。余皆仿此。然约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劳言其始，极言其终，分别截然。”
《难经》对虚劳证候不以五劳七伤六极归类，而主以“五损”。《难经》第十四难曰：“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难经》之五损叙证皆在形体，未及精神情志及五脏六腑，其实“五损”之证皆本五脏：一损本于肺，二损本于心，三损本于脾，四损本于肝，五损本于肾。与五劳七伤六极仍属一致，并无原则区别，仅有证情轻重程度之异。至于五损与劳伤之关系，乃依病情由轻而重逐步递进。清代张鲁峰于《馤塘医话》中曰：“人之不足，由虚而损，由损而劳，（孟城注：此劳字含五劳七伤在内）由劳而极。”
其实，无论为虚、为损、为劳、为极，总不离“阴阳、气血、脏腑亏损”之基本病理。故虚劳之病，当以人身阴、阳、气、血四者之虚衰为经，以五脏之亏损为纬，则病无遁情、治无不中矣。
如近人恽铁樵于《风劳鼓病论》中曰：“五脏虽分，五脏所藏无非精气，其所以致损者有四：曰气虚，曰血虚，曰阳虚，曰阴虚。”气、血、阴、阳五脏皆具，而病变既成，必有侧重，并不等量齐观。如恽氏又曰：“而气血阴阳各有专主，认得真确，方可施治。”如气虚虽五脏皆有，而虚劳病中以脾肺两经为重点；同样，血虚以心肝两经为重点；阳虚以心脾肾为重点；而阴虚则以肺肾为重点。现将相关病证摘要列之于下：
气虚：肺气虚者症见短气、自汗、气怯音低，时寒时热。可兼咳嗽，易患感冒。舌质淡，脉软无力。脾气虚者症见食欲不振，饮食减少，食后胃脘不舒，平素四肢困乏，懒于言语，色萎便溏。舌淡苔薄，脉软无力。
血虚：心血虚者症兀尢心悸怔忡，健忘失眠，多梦纷纷，面色少华。舌淡，脉细或结。肝血虚者症见头晕目眩，耳鸣胁痛，易于惊惕。妇人月事不调，甚者经闭。舌淡，脉弦细或细涩。
阳虚：心阳虚者心悸、气短，动则气促，神倦嗜寐，心胸憋痛，面色苍白，舌淡或紫黯，脉细弱或结而无力，或虚大无力。脾阳虚者症见面萎食少，纳减腹胀，腹中冷痛，喜温喜按，四肢不温，大便稀溏。甚则完谷不化，舌淡白，脉虚弱无力。肾阳虚者症见面色苍白无华，形寒肢冷，腰膝冷痛，阳痿早泄，或五更泄泻，尿多或小便失禁。舌体淡胖，边多齿印，苔白，脉沉迟。
阴虚：肺阴虚者症见于咳，少痰，咽燥口干，潮热盗汗，甚则失音或痰中带血。舌干少津，甚则舌红无苔，脉细涩，或细数。肾阴虚者症见眩晕耳鸣，甚则耳聋，潮热颧红，腰膝酸软，口干不欲饮，咽痛舌疮，甚则失音赢瘦，两足痿弱无力。舌干少津，甚则舌红，脉沉细无力。
虚劳独特之脉，仲景于《金匮要略》中已有论述：“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论者每以脉大无力之劳为气虚，极虚之劳为肾虚。喻嘉言则曰：“虚劳之脉多见浮大。”又曰：“浮大弦紧，外象有余，其实中藏不足。”而《馤塘医话》于“补编”中所言虚劳之脉，大符临床实际：“虚劳之脉必数，而有浮大、细小之别。浮大而数，阴虚甚也；细小而数，阴中之阳绝矣。又有一种阳虚者，脉不数，但缓而大不收，奄奄无力。”可供临证参考。
四、治疗原则
虚劳之治，当宗《内经》“损者益之”、“劳者温之”及“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为基本法则。总以调补患者气血阴阳之虚损，使致充实平衡以恢复健康为目的。
喻子嘉言曰：“秦越人发明虚损一证，优入圣域，虽无方可考，然其论治损之法：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肾者益其精，即此便是正法眼藏。”虽虚劳之症，五脏皆可致病，然五脏之中，以肺脾肾三脏更为首要。《理虚元鉴》曰：“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而肺脾肾三者之中，又以脾肾更为着重。
《医门法律》云：“治法当以脾肾两脏为要，肾乃系元气者也，脾乃养形体者也。”明代薛己《医宗摘要》亦云：“治虚劳，当以脾肾两脏为要。”
关于治脾，不仅脾胃为后天之本，生化气血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土居中州，万物所归，有执中央以灌四旁之能。且脾土于虚损症中自有其特殊地位与作用。医书对虚劳有上损下损之说，如秦伯未先生于《内科纲要》中曰：“自上损下者，一损损于肺，二损损于心，三损损于脾，过于脾则不可治。自下损上者，一损损于肾，二损损于肝，三损损于胃，过于胃则不可治。所谓过于脾胃者，吐泻是也。”更引古人之言曰：“不问阴阳与冷热，先将脾胃与安和。”虚劳患者，如若脾胃渐健，纳谷渐馨，饮食畅进，气血由生，必臻病去正复，五脏安和之佳境，何虑虚劳之不治哉。清代名医程杏轩精于歧黄，经验宏富，其于“医案辑录”中直抉心源：“稽古补虚之法，千蹊万经，为其关键，总以脾胃为之主脑。”
肾为先天之本，中含水火二质、阴阳二气，肾阴肾阳即真阴真阳，为人身阴阳之基础，亦即生命之根本所在。凡五脏有虚损者，病久必及于肾。故治虚损者，舍肾脏于不顾则非其治矣。景岳于《全书》“虚损”病篇“论治”条，开宗明义，慨然而论曰：“病之虚损，变态不同，因有五劳七伤，证有荣卫脏腑，然总之则人赖以生者，惟此精气。而病为虚损者，亦惟此精气。气虚者即阳虚也，精虚者即阴虚也。凡病有火盛水亏而见荣卫燥、津液枯者，即阴虚之证也。有水盛火亏而见脏腑寒、脾肾败者，即阳虚之证也。”故治虚劳者，必察肾气之盛衰，倘有损伤，宜速弭平。
余临证所见，凡虚损者久病理其脾而仍无起色者，莫不与肾有关。且肾阴虚者远较肾阳虚者为多，更多兼见虚火旺盛，是以《十药神书》有“肾虚精极、火盛金衰”之论。无论阴虚阳虚，治疗之关键在于固精，若漏卮不堵，虽日进龟鹿参杞，与病何益！
固精堵漏虽属重要，而更其要者尤在保精以自珍摄。较之徒恃药力，更为上乘。
《笔花医镜》曰：“惟在屏弃一切，不近女色，调饮食、慎风寒、息嗔怒，静养二、三年，服药可，不服药亦可。自然生机徐转，复其天和，非旦夕所能效也。”此外，如能完善自我之品德修养与加强精神调护，则善之又善也。如《馤塘医话》曰：“凡患此者，修德为上，制药次之；治心为上，治身次之。”此保养调摄之道，亦属“勿药元诠”，不用药饵，胜于药饵，于虚损劳伤诸证，不啻上池之水也。
痨瘵试析
一、释名
古医籍中，痨瘵亦作劳瘵。盖本病每以虚损劳伤为其病理基础，故昔贤常用“劳”字，余则以本病必有痨虫传染，且已形成独立病名，为与虚损、劳伤区别故，选用“痨”字为名。本病于古籍中名称特多，如飞尸、鬼注、传尸痨、尸注、复连、骨蒸、劳极、无辜等，要皆痨瘵之病。
何谓痨瘵？即虚劳病中具有传染性者而言。《程杏轩医案续录》曰：“传尸乃虚劳中另自一种。虚劳无虫，传尸有虫；虚劳不传染，传尸传染。”痨瘵“有一种鬼注尸气，伏于人身，”“渐变而为怪异之虫，日蚀月蛀，”使“脏腑消溃”而病（《红炉点雪》传尸鬼疰篇）。《证治要诀》亦曰：“传尸痨，骨肉相传，乃至灭门。此其五脏中皆有痨虫，古名瘵疾。”古代之痨瘵范围较广，其中包括肺痨而非仅指肺痨，然究以肺痨为重点也。本病互相传染流行广泛，可包括现代医学之结核病在内。
二、痨瘵基本证候
痨瘵之证候，古医籍所载不尽一致，内容庞杂，症状繁多，常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后人不加深研，随趋简易，明季喻嘉言已有感慨，其于《医门法律》“虚劳论”中云：《巢氏病源》“谓有虚劳，有蒸病，有注病。劳有五劳六极七伤；蒸有五蒸二十四蒸；注有三十六种、九十九种，另各分门异治。后人以岐路之多，茫然莫知所适，且讳其名日痰火。”因而倘能深入研究痨瘵之理、法、方、药，掌握或熟悉其演变规律及治疗法则，必能更彻底有效地控制及治愈本病，而造福人类。
然则痨瘵之基本证候若何？唐容川于《血证论》中提出咳血、痰嗽、遗精、泄泻、潮热、盗汗、瘦削、疲倦、梦与鬼交或梦亡先，喜见人过，常怀忿怨，平旦病减，午后病增，发热、心烦、口燥、鼻干、脸红、唇赤、骨蒸、肺痿、咽痛、失音等常见症状已达二十五种之多，尚未包括全部症状在内。清代莫枚士于《研经言》中高度概括极为庞杂之证候而阐述其研究结论：“乃知传尸劳者，（邹按：即指痨瘵）合尸、疰、疳、蒸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体虚受邪，人感尸虫，于是沉沉默默无处不恶，而不能的言所苫，此时名之为尸可也；甚而发热、喘促、颧赤，名之为蒸可也；及其项间生块，唇口喉舌皆疮，名为疳可也；至差而复剧，死而传人，则为注矣。备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据见在为言也。”
莫氏此论，虽寥寥数十言，已对痨瘵复杂纷繁之证候加以分类归纳，亦是对痨病理论研究之发展，颇具科学性与实践性。下文对尸、疰、疳、蒸四大证试作探讨。
古籍中对尸、疰症有时合论，有时分论，因二者并无严格区别，且相因为病，故本文亦将两者合为一谈。
关于尸病，《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三“诸尸候”曰“人身内自有三尸诸虫，与人俱生，而此虫忌血恶能，与鬼灵相通，常接引外邪为人患害。”由此可知，尸病由外邪侵入人体而发病。推而论之，瘵疾初起必有外邪（瘵虫，亦即所谓尸气、鬼气）侵袭为害。而疰病（一作注，两字通假）“诸注候”曰：“凡注之言住也，谓邪气居住人身内，故名为注。此由阴阳失守，经络空虚，风寒暑湿劳倦之所致也。”葛洪则于《肘后方》“治尸注鬼注方第七”中云：“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致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觉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据此，则尸病乃病邪感染为害，虽葛氏分飞尸、遁尸、风尸、沉尸、尸注之“五尸”，要皆传易疾病之病邪，其中与瘵疾直接相关者则为“尸注”。而疰病则为病邪侵入人体后，留着不去，发为病变，甚至继续传染他人之病理过程。两者实为痨瘵疾病过程之二阶段：尸病见于早期，亦即传染期，疰则贯穿感邪以后之整个病程。
尸、疰两症之证候，十分繁复。如葛洪《肘后备急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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