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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代，即使没有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城市居民，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对有些人来说，父母被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房：对有的人来说，心爱的老师成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对象，随后就消失了；对有的人来说，老朋友①在新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自杀了。这种个人的曲折经历，引起了他们对新社会性质的痛苦的反思。他们对新社会抱有乐观态度，愿为之献身，但从此产生了隐隐不散的怀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找出适当的理由来消除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正如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普遍的混乱之中，某些错误就在所难免。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合适的解释是（独裁政权惯用此法）——“如果毛知道就好了”。官方的政策和领导是英明和仁慈的，但是，那些显然缺乏训练和不守纪律却在贯彻政策的基层干部出了“偏差”，他们滥用权力，而犯了大量错误。市民们希望在每次大的运动过后的总结检查阶段，能够改正以前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尽管这些年运用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许多市民还是认为这个时期是相当乐观甚至是宽大为怀的。他们认为，大多数的镇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错误不是全局性的，是执行有问题而造成的。所以，在这些年由于官方的镇压而导致的个人的痛苦，还不足以削弱新秩序带来的公众的积极参与和乐观情绪。 ① 雪莉·伍德 （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 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解放后， 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 ‘反革命’的镇压 … … 使一部分人陷入惊 恐之中。”中期年代（1957—1965年）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1952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 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会从而井然有序地运转，人们学习了新的规 矩。从1953年到1956年，是结束朝鲜战争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 期，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动员有效地学习和工作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 设上来，“超出课程之外”的各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1957年，以及随后 而来的大跃进，发展速度又开始回到运动动员阶段。中国陷入了先是政治而 后是经济的危机之中。不过，早年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仍在相 当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来，使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1957年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了 1956年发生在东欧的动乱，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罪恶 的秘密报告。起码他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 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数人对中苏冲突的最早迹 象都不甚了解，仍对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深信不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击中要害了。 人们对1956—1957年的自由主义化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对它进行公开批评，有 不同的反应。在早些年的运动中，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遭到严厉的打击， 使人们谨慎小心，但同时不少人总的来说对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还是 相当满意的。经过了几轮温和的批评之后，1957年春天，终于爆发了涉及面 广、人们情绪高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运动，这次运动由重要的 但是涉及面有限的一些城市社会部门发起——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 成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亲密盟 友，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们的批评意见形形 色色，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 等方面。由于这些批评开始在黑板报和国家的报纸上逐渐登载，使那些大多 数没有参与的市民以一种迷惑的态度袖手旁观。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允 许甚至鼓励这种直率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气愤 的腔调感到震惊。1957年6月，当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的时候，声 称“群众”要求那些爱挑剔的人闭嘴这一说法并不全错。城市地区的许多非 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的确感到这种批评太过头了，对 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社会凝聚力构成了威胁。
在党的反击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对于那些 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来说，反右运动预示着一次不祥的变化。在前些年，他 们全都参加批判会，意识到针对各种组织的斗争与压制，但是现在，他们第 一次被动员参加对他们自己同学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争。他们原是集中精力 进行学习和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只是偶尔被政治干扰（1955年的肃反运 动就是在暑假期间开始的，当时卷入的主要是老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 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争方面了。让同学们相互告发的压力特别大，许多学 生感到非常苦恼，“指标定额”使他们必须给一些同学戴上“右派”的帽子， 即使他们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带走从事体力劳动——不仅是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单位。 ①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位移居外国的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仍然到办公室上班，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前就坐， ‘右派’分子们也彼此互不交谈。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们，便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别指望有人来访、有电话找他们和有他们的信②件。”在这样的气氛中，即使人们承认有必要反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也还会有另外的想法。
1957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分人习惯认为，这次下放是暂时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有官僚思想的人定期下放做体力劳动和做卑下的工作，使思想得到“净化”的总政策的开始。许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运动的旗帜下，被送往农村。对于那些已经看到生活和事业有了改进的城市人来说，深知政策如此灵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使你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也难保不会被下放，所以他们感到了威胁。
然而，1957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事件，前几年的乐观主义因此而得以延续。在这一年里，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许多新建的工厂开始上马。猪肉涨价和棉花供应短缺，曾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运动批评家指责经济没有改善的论据，但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公布统计数字，证明情况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城市居民接受了政府的观点。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新的学校开学了，越来越多的小说和翻译著作出版了，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前进中。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象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
1958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①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原材料 （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 ① 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500 名职工中，有30 个被划成右 派：有四、 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五年》，第31 页。在北 京大学，有500 名学生和100 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 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7％。参见乐黛 云 （音）和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103 页。 ② 穆富胜： 《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 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 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 年》，第100 页。 ① 1949 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 年达到空前 的规模。当 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 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诉外国人，1949 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 变化是1949 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 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 页。生产的市民们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
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 （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年间，估计有2000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造成严重压力。①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50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他们起到了动员的效果：“在场外旁观的人”也参加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①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 （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 ①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93—127 页。 ①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1958 年10 月13 日《人民日报》。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课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