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迈进了50—70岁的门槛，社会留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几乎很少。个人的能量已不足以开辟新的生存机会，无法支付的高昂商品房、医疗费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在他们远没有为这场剧烈的变革作好足够的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时，一个巨大的浪头已向他们迎面扑来，留给他们的是无所适从。
权力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失业的工人既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没有权力决定破产企业财产的分配。这些破产的企业是计划体制占用他们的大量剩余劳动建成的，是他们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些曾经冒着浓烟给国家提供财政的工厂，他们的劳动价值聚集在倒闭的企业中，可又有谁来评估他们的价值？
借助行政力量的支持，私人资本企图不费任何代价占有大量的财富，从这艘将要沉没的船里获得最后一点油水；而官员也想通过出卖破产的国有企业来减轻他承担的责任与压力，或者体现自己的政绩。
结果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新的资本所有者轻而易举地将破产企业兼并，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对他们创造的企业财产的占有。即使破产留下的资产经过法院判决用于偿还工人的养老、退休、工资等费用，可行政力量的干预却使工人获得法律保护的愿望落空。他们单个微弱的力量哪能和拥有雄厚资本的所有者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和政府及资方谈判的权利。
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受那个时代教育制度的限制，使一些工人的孩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天，他们既难以谋求到高收入的职业，又要与他们的父母挤在狭窄的房子内一起忍受着低质量的生活。在开封这种就业机会稀缺、城市资源供给不足和选择空间很有限的环境中，年轻一代面临着比其父母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酷的生存环境。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的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其中。得不到工业利润滋补的黄河农业文明，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得不到任何营养，只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表明他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度枯竭中。改变农民现有的困境，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住了几千年的深山到城里去吸收新的能量。
不断被消耗却得不到能量补充的农民，面临着一个乡镇官员阶层对他们利益的占有。分散而又不掌握监督权的农民无法制约乡镇官员，这为乡镇官员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当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将权力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时，农民创造财富的资源就变得更加稀少。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1） 每亩给农民200斤粮食、50元种苗费的退耕还林补贴不足以维持农民一家人的生存。农民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群体。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需要支出，除吃饭以外农民还有很多消费需要满足，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穿衣等，而失去土地以后农民的这些消费靠什么来实现？资金又从何而来？
很显然，政策的制定者们忽视了农民的这些需求，把退耕还林想像得过于简单了。他们提出补贴200斤粮食的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生存上来考虑退耕还林，没有给农民的损失以足够的弥补。
现实中，只有那些荒地或者耕种带不来预期收入的土地，农民才选择退出；而那些能给农民带来主要收入，或者除支付成本以外还能给自己带来可观利润的土地，退耕吸引不了农民的兴趣。如果退耕与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农民不会选择退耕。效益仍是农民是否选择退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没有一种保护农民利益的退耕制度，不可能使农民积极投入退耕还林。受水资源的制约，在优先保证农民的灌溉与增收的情况下，仅靠浪漫的幻想而不顾自然条件的制约去搞退耕还林不但劳而无功，还会造成水资源的进一步紧张。
利益最大化总是影响农民对退耕还林的评价。在林地里种上棉花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不至于三年退耕后一家人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浇灌农作物生长的水同时也使田边的林木得到滋润。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补贴的粮食价值还不够农民投入浇灌树林的钱时，农民哪有积极性去推动退耕还林？
我走进酒泉西坝村钟武善的家里，他家4口人种了9亩地，小麦、玉米、洋葱与西瓜各种了两亩。小麦共产3000斤，每斤5角共计1500元；玉米共产4000斤，每斤卖5角共计2000元；洋葱共产20000斤，每斤卖2角共计4000元，而西瓜籽共产160斤，每斤卖20元共计3200元，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共计10700元。
他2003年负担的税费是375元，比费改税前的2002年368元多出了7元，一年用于种田的农药、化肥、种子、地膜、水费的开支共计4100元。
一家四口人全年的药费开支是600元，冬天烧煤、煤气需600元，购衣开支1000元，水电200元，吃菜包括肉、鱼大约1000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是1000元，以上一年加起来的成本开支共计8868元，收支相抵后，节余1832元。
而按一年他夫妻一共投入40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按20元计算，全年投入的劳动成本就达8000元，这样，他种田一年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6168元。
种田不赚钱反而亏损，盖房子时还向别人借了5000元，2002年3月买生产资料时他向信用社贷了2000元。2003年没有贷款，他打了一年工赚了3600元用来购买资料。
家里一个女孩子初中毕业后，想上高中但分数线没有达到要求，要上学就得先交4000多元的入学费，以后每年还得另交学费。钟武善算了一下，如果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去供孩子上高中，那么家里就会没有任何资金可用于生产，也许这个家就会由此陷入破产。无奈中，他只好打消了孩子渴望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自我价值上升的幻想。
钟武善认为，收入过低与种田成本不断上升有关。每亩地一年灌溉的水费是100元，一年下来9亩地就得900元，而小麦每斤才5角，如果能涨到每斤7—8角就有点赚头。他希望每亩水价能降到30元。但水的定价权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农民根本没有机会与政府讨价还价，只有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垄断价格。
他说，每年1月农民就要向水利部门交85％的农田灌溉费，到年底时再全部结清。如果不按时交清，水利部门将会切断农民的灌溉用水。供水权利的垄断使农民没有议价权，而农副产品的价格却提不高。高支出与低收入就这样在损耗着农民从田里获得的有限财富。
钟武善告诉我，西坝村共有332户。他家里的收入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可有些家庭比他家更加贫困，尤其是那些长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他们会把一个家庭消耗得几乎一贫如洗。
种了20多年责任田的钟武善，说他从来没有机会跨进银行的门去存款。年复一年艰辛地耕种，他只能尽最大努力来维持着一家不受饥饿，并在来年能在田里依旧撒下种子。这就是中国大多数农民无奈、沉重和走不出贫困的命运。
这种只有损耗而得不到补偿的现象，在甘肃民勤的农民那里也同样存在。农民站在寒风中与沙化搏斗，他们开着一辆辆拉草的拖拉机驶向茫茫的沙漠，在分配的沙地里将一捆捆草铺上。
农民对我说，将草铺在地上然后压上沙是期待明年从这里种树。农民用拖拉机运草固沙所耗费的油、人工等费用全部是农民无偿投入。乡镇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压沙面积必须完成，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放下家里还有很多没有干完的农活来运草压沙。
站在寒风吹过的沙地上，农民的脸上冻得发青。中午，他们在沙地上吃上几块干馍馍，喝一点带来的水然后就接着继续干。农民也希望，造林后能够保住农田不被沙漠淹没。现实的利益选择使他们即使得不到补偿，也要投入劳力治沙。
一位在现场监督农民埋草固沙的乡镇官员对我说，农民的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治沙造林又占用农民的钱财。但是，他认为，如果不发动农民义务植树，造林计划根本无法完成。
现场埋草治沙的农民告诉我，无偿治沙占用了他们太多的劳动成果，可家里种了20亩地，毛收入也只有3000—4000元。除去各种开支、税费后，家里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一点钱交了孩子的学费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对于种田的开支，农民抱怨最多的是农田灌溉水费、农药、化肥、电费太高，一年获得的收入几乎被这些费用耗尽了。
治沙得不到补贴造成农民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民勤红旗村一位叫王克福的农民，他种了11亩地，毛收入7000元，支出种田成本2000元，4口人共交了税费400元，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支出300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1000元。
他家房顶用木头支撑着，上面铺上草后用泥土糊在一起。地上只铺上了一层砖，家里除睡觉的床和衣柜外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具。门前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等够一家人吃的菜。早上吃面条，中午吃几个馒头，晚上仍然煮几碗拉面，几乎不上街买菜。可以看出，收入低使他几乎远离了市场上的消费。
银川常信乡乡长董志敏对我说，乡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靠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年能给乡财政带来40万元的收入，而维持乡政府的正常开支得200多万元。缺口靠县级财政补贴一部分，缺口不能全部弥补使常信乡累计欠债360万元，除欠银行20多万元的贷款以外还欠工程队的款项。
董乡长说，欠款增加主要是因为修建乡村水渠、乡街道、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投入如大棚蔬菜。实际上，乡财政根本就没有财力用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体现自己的政绩不得不靠借款维持。
有限的财力使乡政府不仅还不清沉重的负债，而且还拖欠乡村官员的工资。财政紧张是乡镇面临的最大压力。产业化调整本意是想给农民增加收入，但产业调整投入巨大，乡财政无力承担。
利益的驱动把乡镇官员推向了既想扩大财政收入，又陷入负债与财力不足的困境。乡镇街道、排水等公共设施建设，如果争取不到项目的投资，乡政府就只能再想办法。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2） 改变乡镇财政危机的一个现实选择是，费改税以后乡镇官员的工资能否由中央财政负担，因为他们也是公务员。农民向政府上交了税收，乡政府又无财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难道乡镇官员的工资不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吗？
资源被过多占用又得不到补偿的农民，如果不是靠出外打工赚一点钱回来，他们贫困的家庭将无以为继。我到银川新联村采访时一位姓康的农民对我说，他家有10口人，种了19亩地。2003年受干旱的影响，水稻他只种了5亩，每亩大约收1000斤，每斤5角，玉米收了600斤，每斤4角，500斤小麦每斤6角，2003年交农田灌溉水费510元，500元税费。
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大约1万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每亩种地的成本是300元，19亩地的成本得3000多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是2000元，一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一年开支2000元，这样算下来他的毛收入几乎花完了。
如果不是一个儿子在银川打工，家里几乎没有钱用于其他开支。要将他和家里人投入种田的劳动时间加进去，他干了一年还是亏损。
他告诉我，他生产队里的农民有200多人，经济收入大部分处于中下状况，种田只能维持温饱，几乎没钱用于其他消费。村里收取水费村民被动上交，村长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收这么多。农民与乡镇官员根本不存在信息对称。
在新联村我还看到，一位身体瘦弱的农民吃力地将稻谷粒打下来。他说他家种了7亩水稻，成本就花了2000元，即使把这稻谷全卖了也抵上不上一年的支出。
他说完后显出满脸怒气，这怒气仿佛是透露了他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获，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税收的无奈。已是70多岁的他在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住了40多年，里面是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具，他沉重地对我说，建新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土地被政府以开发的名义征用以后，农民面临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我在银川唐来水渠附近采访时，一位农民过来对我说，他家的三亩地被政府征用，每亩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他虽然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但土地被征用后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村里也不管他们的出路，他去城市打工不仅干的活很累，而且还拿不到微薄的收入。他家有一个孩子在银川上高中，另一个上初中，两个孩子一年的开支加起来得8000元，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得6000元，征地补偿的6万元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感到这笔钱用完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依靠，孩子上学又靠什么维持？一想到这他就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出路。
而他们被政府征用的地到了开发商手中，就不止每亩2万元，很可能是几十万元地向上升。工业资本集团从占有农民的耕地中获得了财富的直线上升。
农民面临的是土地资源减少、负担加重和种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那些在土地上难有收益的青年农民只得弃地而去，到城市谋求生存。留在家里的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与破败不堪的房子为伴。乡村在沉重的压力下，损耗过多补充过少，陷入已经无力支撑的局面。
银川光明村郑书记对我抱怨说，上面给乡村压下来的任务太重，甚至使村民无法承受。费改税后，他村子里的农业税是按亩产800斤收24元，农民由此减轻了负担。
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