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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钟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我阅读过肖凤女士的不少作品，突出的印象是她能以真情打动读者。曾经在读她的自传《天若有情天亦老》（《传记文学》1997年第11期——1998年第1期选载）时，禁不住要掉下泪来，我衷心地建议她应该着重于多写这样的篇章。
对于这两位著名的女作家来说，怎么能够做到即使当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的时候，也要冷静与理智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加以描绘和剖析，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也许会获得淡化与消解，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也肯定会停止下来，集中去思考如何使得自己今后的作品更趋于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但愿这不是笔者的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