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中的一颗棋子。
但是，大英帝国这项暗盘，却不一定为美、法二国使领所接受。为了解他们三国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得把当时租界的历史，稍作补充说明：
根据一八四二年中英的规定，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上海等“五口”之内，租地建屋，以便通商和传教。因此，在一八四五年英、法二国乃与上海中国地方政府议定，在上海城北郊各划地皮一小块，作为“租借地”，是所谓。
但是所谓“租借地”者，只是规定两国侨民有权在此划定地区内租地而已。地犹中国地，界内行政管理等要务，仍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便是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原始形式。读者欲知其详可参阅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一九八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巨著甚为详尽。虽偶有小错，然瑕不掩瑜也。
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占领上海时，这两片租借地是属于中国的上海道台直接管辖的。这时的上海道是广东香山人，刘丽川的小同乡吴健彰。在刘氏突然造反之前，他二人曾有私仇。一旦乱起，吴健彰竟被刘丽川活捉了。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的老传统中，地方官一旦被起义农民所活捉，总归是人头落地的。这次小刀会起义，那位上海县知事袁祖德，便自知不免一死。据说他索性穿起官服，高坐于县衙大堂之上等死，当然就殉职了。可是他的上级吴道台被活捉之后，不但幸免一死；后来还化装逃了出来，最后还带了大批民团，和江苏巡抚许乃钊一道回来“剿匪”；刘丽川反而被他杀了。
——这桩历史何以不循老样板发展？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首先吴道台幸免一死，可能是与他籍贯有关。刘丽川的广东帮小刀会之中，多的是吴的乡亲，甚或结拜兄弟和部属。他们都是“关云长”的信徒。所以在此“华容道”中，就放他一马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项，则是吴道台有海外关系——吴道台是一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他可能是盛宣怀和孔、宋的前辈；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富商从政。他据说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吴爽官的兄弟行，捐官出任候补道起家的，并拥有外国公司股票的买办官僚。吴或许也是美团“旗昌洋行”（Russell&Co。）的大股东。他也是美国公使马歇尔（HumphreyMarshall，一译马沙利或马绍尔）所很看重的中国官僚，所以刘丽川对吴氏也就颇有顾虑了。
刘丽川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转型人物”。出身市贫，据说刘曾到新加坡打工，在英国洋行做过事，是洪仁涣鞯娜宋铮钪笕说睦骱秃枚瘛６匝笕艘灿谐缪蟆⒖盅蠛妥员暗雀丛拥男睦怼Ｋ栽谒孟律虾３堑碧斓牡谝幌钜瘢闶堑阶饨缋锶ィ鬃园莘酶鞴沽烊嗽薄Ｒ虼怂陀⑹刮暮玻⊿irGeorgeBonham）和英领事阿利国（RutherfordAlcock）以及美使马歇尔、美领事马辉（R。C。Murphy）和法国领事爱棠（B．Edan）都有很诚恳的谈话。
第一，他声明自己是洪、杨属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一支。在他们与满清政府的战争中，他要求列强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助太平军，也不助“清胡”。
第二，他也对列强保证租界的绝对安全。革命军绝不入侵租界；租界一切维持现状。清政府在租界内的海关，仍可照常运作，不受骚扰。
刘是深通外情的。不像洪、杨那样胡涂的自高自大。因此他对列强使领的要求和保证，可说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国际公法的。
可是这时英、美、法三强，对刘的反应，那就同床异梦了。
由“租借地”变成“殖民地”
反应最具体的当然是英国。英国当时在上海原是一强独大的。它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如疯若狂的鸦片贸易。英使文翰、英领阿利国，即公开扬言不惜以超法律手段（extralegal），扩张商务特权。大批英国商人，包括财势最雄厚的“怡和银行”的老板威廉·渣甸（WilliamJardine）的家族，可说是人人有份，人人发财。
【附注】“恰和”这个行号，本是鸦片战前，广州十三行某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声闻中外，信誉卓著。不幸战后五口通商，贸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产，这一响当当的招牌乃被英国渣甸家族所袭用，至今盛势不衰。
至于经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商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鸦片贸易）；航运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这时的英租界之内也真如当年广州一样，金钱堆满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兴隆气象，不像那些眼大于腹的法国人，仍然只靠天主教会和上海徐家汇，中国原有的耶稣会士，来撑持门面。美国则自始至终，还没个租界，它“依亲为生”，寄居于英租界内，受尽英人鸟气——美国领事馆最初在英租界赁屋开张时，英国人竟不许它“升旗”，把老美气得胡子乱飘！可是，英国领事馆这时在上海，却有大衙门一座，气势显赫。其中办公人数可能不在当时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之下。
——读者们千万别为今日老美的气势所慑，以为它当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时美国还是个小国。远东对他们来说，还是“远”在天边呢！
英国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众、如此衙门，因此上述那支“上海义勇队”（后改称“上海万国商团”），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援，由英国领事领导的英国武装。他们既一战赶走了清军；小刀会又望洋却步，这个真空状态下的“租界”，就被他们鹊巢鸠占了。这支乌合的“义勇队”自觉管理城市经验不足，身兼香港总督的文翰乃从香港调来一批印度警察，维持治安。这便是后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红头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这支英国武装实际的占领了，它总得还有个文官衙门，来负起政务管理的责任。为此，他们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mittee）。这个委员会逐渐扩大和改组，就变成后来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Council）了。如此这般的文武双管齐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变成国中之国的英法殖民地了。
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没个法律基础。其唯一的借口只可说是小刀会作乱，租界成了无政府状态，洋人“替天行道”，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组织个临时组织来应急。但是一旦紧急状态不复存在，这个“临时组织”也就应该适时结束。这样则刘丽川大元帅暂时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临时设施，都变成既成事实，中国当局无法改变时，刘大元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刘丽川已不复存在，这项应付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其后却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才正式结束。
英入代管中国海关的奥秘
至于英国人如何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其发展就更为巧妙了。
根据上引《上海史》，编者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领海关。……
（九月九日英美领事乃协议搞出个“领事代征制”，由英美领事替中国政府代征关税。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吏》页一七二。）
我的宗家唐主编写了这段故事，就上了英国人瞒天过海的大当了。他的史料是根据英国官书（英国外交档）和英商《北华捷报》的报导，以及后来英美史家摩尔斯（HoseaBallouMorse）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师徒的说法。其后的中国官书和中国史家，文献不足，只好根据英国史料，亦作如是说，真令人浩叹。
其实当时租界内，根本没有什么“起义群众”——根据，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刘丽川在起义当天，就对英美领事作了保证，哪还有“第二天”的“群众捣毁”呢？
至于“租界当局”派兵占领海关一事，那就更为荒唐了。“租界当局”原是中国道台吴健彰。吴氏在城区被小刀会所俘之后，“租界当局”便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临时组成的“上海义勇队”。
这儿问题来了：
第一，刘丽川分明保证了租界的安全。中国海关设在租界之内，何处忽然冒出了“起义群众”到租界之内来“捣毁海关”呢？
第二，租界当局事后派兵（义勇队）去“占领海关”，为何不事前“派兵保卫”呢？
余早年读书至此，不疑处大疑。知英国官书不可信，英商报纸更不可信，力倡“帝国主义下存在论”的费正清学派尤不可信。根据他们众口一辞所说，而写出的中国官私著作，被英国人蒙蔽而有疑处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
笔者后来细翻美文件，发现其中记载极为明确，而美国外交档，则是“摩费学派”的盲点所在。不禁掩卷长叹：原来如此！
美国公使的见证
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九月七日），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借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h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
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
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
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行窃）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
（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吏》页一三八。）
读者或许感觉奇怪，中国海关为何变成货栈，存有大批商品呢？原来是由于太平军进入长江之后，内陆洋货滞销，进口商因货无买主，不愿纳进口税，乃将百货寄存海关栈房，待有买主，再行报关纳税。此次趁小刀会之乱，兼海关监督的吴道台被俘，他们就乘机一哄而入，把存货搬走，就变成免税入口了。
摩尔斯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巨著，对这些英商把货物存栈，待有买主时再行报关的措施，记载未缺；但是英商窃货毁关这一段，他就支吾其辞了。——这可能因为摩尔斯也不知事实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则是这些英商都是当时沪港伦敦商政两界的头面人物，与摩氏直接及间接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摩氏在其划时代的巨著中，为亲者讳可能也就势所难免了。
【附注】康尔斯之书原名叫TheInternationalRelationoftheChineseEmpire，应译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但是这时的“中华帝国”实为大清帝国。译为《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反而更为明暸。
朋友，写书的人往往也各为其主嘛！我们中文著作中把帝国主义骂得血口淋淋的动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许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们，没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罢了。费正清先生当年评拙著，曾说我把个莫名其妙的马歇尔也要辩护一通，但他并没有指出我所辩证的哪一点是错的。那时我想反驳费公，我有这个地盘吗？费公仙逝，笔者至感悼念。因为打麻将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郐以下，不足论也。
上海变成自由港
所以，“捣毁海关”者，非中国“起义群众”也；大英帝国之“上等侨民”也。在他们捣毁海关之后，翌日再派英国水兵站岗，加以封锁。声称海关为中国暴民捣毁，不能运作。说成外国领事们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国政府帮忙，“代收关税”。官书如此，报纸报导亦然。事为当时在江西打长毛的卫道大师曾国藩听到了，他不禁叹息说：“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见上引唐编《上海史》，页一七七，引。载《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出版，书牍，页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欤？英国这一记做贼喊捉贼的行为，竟然流传一百多年，无人拆穿。连现时的年轻的中国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伙，都还被他蒙在鼓里。也足见英国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稳健了。
不特此也。后来吴道台脱险归来，要重开海关办公。但是此时中国海关已为英国人条封。户外有英国水兵站岗，吴氏不得其门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设关，亦为英人所阻，无法实行。吴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铁皮船二艘，在黄浦江边，海关门前，设关江上，亦为英舰所驱逐。吴又移关至黄浦江口，英人亦借口“违反条约”，不许在内地设关。吴被逼走投无路，终于接受英领阿利国建议，由各国领事代征关税。
但代收关税时，英商亦在英领特许之下，只打“白条”（Promissorynotes），不付现款。此种“白条”斯时人所共知废纸一张而已。果不其然，未几阿利国便奉到伦敦外交部训令，将“白条”原封退还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与香港无异，成为事实上免税之自由港矣。
然此时在一旁明眼观察，深知内情的美使马歇尔，对英国这种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作风，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此一“条约体制”（treatysystem），并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乃训令美国副领事克宁汉（EdwardCunningham），凡美商报关纳税，一律需缴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