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虎、赶上场、赶底场等几十种，骗术种类之繁多、齐备，骗术手段之多样、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文化向外传播时，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形方阵，一种是圆形扩散。骗子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按照这两种路线传播开来。
在具体的某一时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骗子文化以圆形扩散方式传播，流布迅速，影响恶劣。不难想像，当骗术施行的次数、种类急遽增加时，当受骗者的人数、损失数目屡有增加时，当被拐骗妇孺悲惨啼哭时，骗子之于人类风俗习惯的转变，便是人类思维发展，文化选择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近代江浙、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商人几乎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在如战场一般的商场中，防骗与行骗是并行不悖的。即使是在穷乡僻壤，避害趋利的心理也使得老百姓具备了戒防心理，尤其是某场骗局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时，“防人如敌”的观念便会自然产生。同时，一批头脑灵活、富于狡黠智慧的人也生出“弄巧使诈”的心理，久而久之，新的骗子与骗术便从中产生。
总而言之，骗术的广泛性对社会风俗的恶化起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并间接促成了新的骗子群体的产生。
3。近代骗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国人文人心理结构的影响也是至关重大的骗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与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文化都是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具备其自身发展的承前启后性质。近代骗子文化所承之“先”，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所启之“后”，自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同类性质的一面。近代骗子文化就是在这种承先启后的传衍演进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使得近现代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出色调繁复、美丑参半的表征。
鲁迅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就有“痞”的一面。这“痞”的一面自然是国人集种种匪气、流氓气于一身，骗拐偷诈是其特征，自然是不好的一面，理应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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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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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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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正文】
明清以前骗子文化的两个特点
骗子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文化本质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或者反动；从文化形式的两个特点上讲，两者互相联系且有互动关系，可用相生相击，此消彼长以蔽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容。
中国历史自明清以前的漫长岁月，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尚未产生，商品经济没有产生，当然更谈不上发展、发达了。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骗子文化呈现出两个特点：
首先是主流文化对骗子文化的贬斥、打击。
以孔子学说为内核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其文化精神是以强调“学而优则仕”，而从政为治之道，重要的关键又是“平直真实”，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也事事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人和事，乃至一切。平直真实，从字面上讲指的是平恕、正直、真诚、实实在在，其含义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诚”字。人只有做到了平直真实，众正积于其上，万事实于其下，最终也就达到了“先王之道”，即达到了政治上的大治局面，也就是政治的“清明”。追求海晏河清、万世清明一直是传统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大目标；反之，虚伪诓诈、贪婪营私的丑恶行径一旦泛滥，社会风气便会败坏，人心日下，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黑暗与腐败，严重的便会亡国灭族。因此，“正、诚”是当时贯穿一切主流文化的真髓。
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指出：“巧诈不如拙诚”，意思就是一个人无论心思多么机灵诡巧，只要一涉及到“诈”字，此人就不可取了，而且只有拙笨、诚实才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这段话对于骗子的最终结局来讲，未必不对。问题是一味地劝人两耳不闻诈骗事，一心埋头修行真善美的结果，往往是令世人对诈巧行骗之事失去警惕之心。
儒学之所以被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文化奉为圣灵，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欺骗性。上述历代统治者、主流文化对诚、正的推崇，对骗、诈的打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使奴隶、农民们“修成正果”，无非是为了便利于自己的统治，老百姓心思拙朴，老实无知，岂不便利了统治者的管理？
其次，世人对行骗的无知，从客观上推动了骗子文化在隐潜形态下的发展。
骗子在某处行骗，一个骗术的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骗环境，而其中被骗对象的觉悟程度又起很大的作用。设若一个文明世界的凡夫俗子误入“桃花源”，面对一群不识“之乎者也”的愚民，行起骗术来岂不是如鱼得水？我们在前面讲述的骗例中大多可以看出这种规律性特征来。人心之欲望固然是骗术成功的突破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被骗者对行骗的警惕程度的高低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翻检史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式的皇权、君权争夺中，真可谓“机关用尽”，而在统治者的日常政治活动，亦即“牧民”过程中，平息争端，加重赋税，权力争夺等等，无不是用尽诈谋，倒是有少数几位正直、诚实的官员，如海瑞、林则徐等，却无一例外遭到了排挤、打击，最终落得个流放、下狱的结果。在骗诈成习的大染缸里，又岂能容得下白布的清高？
明清时期的市民文化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哲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一种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从而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
明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已初露端倪。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狷狂”之士，如唐寅、祝枝山、桑悦、徐威、张灵等人。唐寅“放荡不羁”，曾刻一枚图章，自封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他的《桃花庵歌》中也可看出他的“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独行乐趣，歌词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唐寅因为不拘泥于“礼”的约束，在民间留下了不少逸事。如他曾伪装成玄妙观的募缘道者，以修茸姑苏玄妙观为名，募得黄金五百两，然后“悉如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民间《三笑姻缘》的传奇故事，便是以他为主角虚构的。钱大昕曾有诗赞唐寅：“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标格，才子声名”。（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祝枝山与唐寅交好，亦为著名“狂士”。两人时常在一起游玩取乐，“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造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枝山还有一书，名《祝子罪知》，毫不介意传统定论，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史加以价值重估，“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其举刺于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批“狷狂之士”的出现，将一股新鲜空气输入了封闭严密的意识形态系统。虽然这种影响、风潮只限于江南一隅，却给当时的理学势力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后世屠隆、李贽等人的“异端邪说”，都发源于此。等到王学崛起，明初沉寂的思想局面便被一举击破。
王阳明的“心学”造成了理学的瓦解，其对明代理学的解构性，不异于“石破天惊”。“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作为理学家，王阳明与朱熹同样以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朱子的哲学并没有给人以地位，王学则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从外在的“天理”规范转向内在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然之性，如性、食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在明代中后期被加以注意和强调。
王阳明的门下弟子王艮，是明代中叶率先高扬人的自然之性的先导性人物。王艮之学被称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王阳明学说中的若干“异端邪说”的因子，在这位“泰州学派”的创立者手中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王艮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特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此所：“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遗集》）
王艮所强调的显然是人的自然的不受既有观念污染的纯真的本性，以此来对抗仁义道德的“天理”决定论。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百姓日用即道”。这个“百姓日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在理学家那里显得是“万恶之恶”的“人欲”便反成为了天经地义的“道”。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在“泰州学派”日渐张大的势力面前，受到了强劲的冲击。
起于龙溪之学的徐渭也在学术主张上与泰州学派不谋而合。徐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不但长于诗、词、古文、戏剧、书法、绘画，而且精通哲学，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徐渭性格“通脱”、“豪恣”、“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是一位很狂的“名士”。其思想基点是自然人性，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徐渭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天性，而不应该以外在的种种规范来束缚、戕害自然人性。徐渭对自然人性的注重，融贯于他的艺术实践之中。他的画用笔纵横无羁，线条刚健恣肆，水墨酣畅淋漓。他甚至将水墨直接倒在纸上，随其散化之形而作勾勒。其胆大气雄、纵横不可一世之态，远非前人所能比拟。同时画家内心的痛苦、激动、寂寞以及人格的真诚与精神的自由奔放，都淋漓尽致地流泻于画纸之上了。
徐渭在明中后期的文学艺术界鼓吹自然人性，李贽则在思想界高声应和。李贽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对“自然人性”、对“人欲”的热烈首肯。与徐渭人心“莫非自然”论异曲同工，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人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童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李贽所谓的“童心”，其实也就是“人欲”，在这个问题上，李贽充分发挥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他在《焚书》第一卷《答邓石阳》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根据李贽的说法，人间的道德观念、世间的万物之理，既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衣”与“饭”，即实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既然如此，人们的“私欲”、“物欲”等等，乃至于“好淫”、“好财”也就都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了，因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无私，则无心矣”。（《藏书》第24卷《德业儒臣论后》）
徐渭、李贽肯定“人欲”，汤显祖也从戏剧界开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诗文集》第3卷）
他认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为主宰，他的戏剧创作，就是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驱使。著名的《临川四梦》，充满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的“至情”之作。
李贽、徐渭、汤显祖们对人自然之性的热烈赞扬，发之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们别开生面的呐喊，推动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欲”正当性的思潮日益强大。这一时期大为繁荣的小说、戏剧也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屠夫、小贩、商人、妓女、牧童、绿林、骗子、货郎等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过去那种以帝王、将相的发迹史作为描摹对象的文学作品形式。“好财”、“好色”成为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作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相互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鸣奏出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包括“好财”、“好色”在内的人的私欲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确乎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撞僵化文化结构的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