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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此据《隋书》卷五四《李彻传》。《炀帝纪》上作“安道公才李彻”，安道公乃李彻后来封号，“才”字为衍文。
① 《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① 《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更是积极进行活动。那时反对废立的高颎已经失势，而杨素则大权在握，可以左右朝政。他便派人联络杨素，取得杨素的支持。杨素一面向独孤后称誉杨广，诋毁太子，与宫内联成一气；一面又在外廷中大肆活动，说太子的坏话，连太史令袁充也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时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探听太子的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太子的过失便在宫廷内外传开了。隋文帝本来对太子不满，因此更加恼怒，开皇二十年，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杨广终于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卧病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西），杨广随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同时，杨广又无礼于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立刻令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要召见杨勇付托后事。杨素闻知，立刻告诉杨广。广矫诏执柳述、元岩下狱，派亲信张衡杀害了隋文帝，又派人杀死杨勇。在这年七月杨广登上帝位，改元大业。
第二节兴东都，开运河，频繁巡游兴建东都杨广席丰履厚，奢侈无度。即位之初，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据诏书说，营建东都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洛阳地处中原，“水陆通，贡赋等”，漕运较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二是“南服遐远，东夏殷大”①，洛阳地位适中，可以照顾全局。他的根本意图，在于进一步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统治。
在营建东都之前，隋炀帝下令调发丁男数十万，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属河南），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挖了一条长达两千多里的弧形壕沟，沿沟设置关防，作为保护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防线。接着在大业元年（605）的春天，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新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周围有七十三里多。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营建东都的同时，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周围十余里。崇峦曲涧，异草奇花，极园林之胜。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海的北面有龙鳞渠，迂回曲折，流注海内。沿小渠立十六院，每院设一个四品夫人的妃子以主管院事。苑中楼堂花木，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开通运河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南北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会处）引谷（即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由于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①。可见徭役的特别繁重。
第四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又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源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在开凿过程中，几百万劳动人民栉风沐雨，忍饥耐劳，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项举世罕见的伟大工程。
大运河的开通与隋炀帝巡游享乐的动机，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南北经济特别是江淮、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物资的交流成为迫切的需要，大运河就是适应这种历史情况而出现的。它一方面通过漕运，交流南北物资，一方面在军事上有利于加强对东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频繁的巡游与这些兴建相伴而来的，是隋炀帝的到处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就坐船游江都；三年，北巡榆林（今年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四年，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五年，西巡河右（即河西）；六年，再游江都；七年至十年，三次东征高丽；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十四年被杀。通计他居京时间不到一年。每次出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①。还按照州县官吏供献的多少，加以奖罚，“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②。因此官吏都拚命地剥削人民，借供献以饱私囊，无不“家累千金”，而广大人民却要遭到“逆折十年之租”的惨祸③。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①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三节政治措施隋炀帝对开皇时所定的各种制度作了一些修改，有的出于复古，有的意存改进，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制方面，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并为五省。尚书省各曹原有侍郎三十六人，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副尚书。其余诸曹改称为司，侍郎改称为郎。又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下设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后并为织染）、铠甲、弓弩（后废此二署）、掌冶等署，专管各项手工业。唐朝的六部侍郎和少府监，即沿此而来。
隋文帝时废郡留州，实行州县两级制。炀帝复古，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成为郡县两级制。又设司隶台，派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入奏，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有所发展。
法律方面，大业二年，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①。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十八篇，五百条。在某些地方虽较前有所减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便“生杀任情，不复依例”②，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经济方面，炀帝即位之初，因府库盈溢，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年二十二成丁，对赋役略有减轻。大业五年，又下诏“天下均田”③，继续推行均田制。又以户口多漏，用民部侍郎裴蕴建议，仍用以前“大索貌阅”的办法，普遍检查户口。于是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用这种争取劳动人手的政策，来加强官府的经济力量。文化方面，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601）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不久又改国子学为太学。炀帝即位，恢复国子监，依旧置国子祭酒，并加置司业一人。四门学和州、县学也恢复了。
文帝时曾采牛弘建议，搜访遗书及平陈朝所得，经籍渐备。藏在宫中及秘阁的书籍，有三万多卷，合重复本共八万卷。隋炀帝命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经）、乙（史）两部，西厢藏丙（子）、丁（集）两部。殿后起二台，分藏魏晋以来法书名画。还在内道场聚集道经和佛经，分别编写目录。对历代藏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旧唐书》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④这些书后来虽有损失，但大多为唐朝所得了。
炀帝所推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在大业五年以前，国家尚在承平之时，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严重，也就无暇顾此了。
①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② 《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
③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
第四节穷兵黩武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①。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元年（605），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6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②。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③。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④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611），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①。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6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②。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①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五年。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①。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③。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