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形势- 第6部分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从中可见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第九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
西方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因此官员们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弊端明显。

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在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执政党要谋私，各级官员的*更是变本加厉。政治录用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行为近乎掠夺。

它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动荡后，英国政坛从19世纪初开始寻求解决方案，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569年葡萄牙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进行称颂。1583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辟专章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注意。

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官制度也有过研究。

1846年，东印度公司一封从中国发往伦敦的信中，建议吸收中国的科举制度来完善英国的行政制度。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主要是依靠一个按能力提拔官员的有效政府。英国如不采取公正制度挑选官员，必将失去帝国的殖民地。”，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该信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英国当局遂先后两次，逐步采纳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854年，英国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

与此同时，英国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文章，　1855至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向政府汇报。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这些思想和主张，为英国走出政治分赃制下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亲的政治乱局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原则做了进一步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英国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

事务官为常任制，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国家机器中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的连续性。

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和英国大体相同的情况。建国后的美国，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分赃制”带来的政局不稳和官员素质低下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英国。例如1841年，哈里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月后便因忙于职位分配劳累而死；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分官”使他精疲力尽，他形容说“如果前院起火，我都无法去救”。1881年，因分官不均，导致菲尔德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使资产阶级异常震惊，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种种弊端，1883年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案》，该法确立文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为职业官员，不得随意解雇；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在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等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颁布了统一的公务员法，开始将文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1947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德意志*国基本法》，自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文官制度建立后，大量常任文官不再与政务官形成依附关系，不再为保住职位而烦恼，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策执行和体制的延续上。再加上，文官系统的晋升是考核官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在英国文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评定体系和专业道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确立文官制度，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政坛乱象。这些文官长时间在某个部门任职，政务经验丰富。在政治更替中，他们总能帮助新执政者快速熟悉国家情况，以进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前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因此常任文官制度是政府组织稳定的黏合剂。
第一节　本章前言
历史学家喜欢按历史事件划分国家发展阶段，而经济学者则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划分国家发展阶段，按这一标准，我们自洋务运动至今，可以非常明确的划分为五大发展阶段，既是洋务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乱时代、赶超战略时代、比较优势战略时代、自主创新时代。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无疑，工业大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大潮流，而且这个大潮流是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由于对这一大潮流认识不清，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走了太多的弯路，本章就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九节　比较优势战略：中国主动放弃第三次科技革命良机
前面说到，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兴起的采煤、炼钢、火车、铁路、轮船等产业，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追赶基本赶了上来，并且形成了可观的局面，而真正让中国与世界拉开差距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从中国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建国后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比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期，而这一时期。我们奉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比发展的良机，如果我国错过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我国对于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则是主动放弃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主张完全敞开国门，将帝国主义重新请回去，这就是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虎”国家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均以惨败告终；另一派是主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理论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不幸选择这一发展道路。

“比较优势战略”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抬价；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也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压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首先这一战略将使经济对国际市场形成严重依赖，始终要忍受国际资本残酷盘剥；其次，由于整个产业处于价值链最低端，形成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国家的环境与资源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正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贫富分化、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只不过上述问题都恰被中国GDP高速增长掩盖了。

但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研究发现1953年的美国，并没有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在进口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80年代及以后的贸易格局，与这一理论也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科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在科技方面下功夫，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肯定被越拉越大。

另外现在国家贸易已经是不同的科技分工，比如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各自的技术优势也不同，因此各种的产品成本也不同，因此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贸易。

比如在韩国现代汽车在1985年就已经“走出去”，在加拿大设立了年产10万辆规模的车厂，台湾的台塑和大陆的海尔在美国都建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按比较优势理论，这些都解释不了　。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才终于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之前中国可以说不具备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中国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应的还导致了一大批高科技项目的下马，这导致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落后。
第十一节　创新就是要争第一
据媒体报道，林毅夫曾在近年的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按现有方式继续发展，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样，2030年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林毅夫的言论多么熟悉！十年前，林毅夫就表示中国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形而被掩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以国民购买力水平统计GDP，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只要中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经济，将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如此惊世骇俗之论让大家一遍哗然。林毅夫一直在给大陆同胞开着这样的期票，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间，由2015年悄悄顺延到2030年。不知道是有意补充，还是一种流行表演。

有学生曾问林毅夫：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高科技，又有学生反问：西方有专利保护啊？林教授的回答：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法宝，——盗版！经济学家可以这样看问题，太荒唐了！

中国经济的“堆头”远远超过了德国、日本，可是要论货色、品质，几乎没有任何可比的优势，如果按他的方式追赶下去，几乎永远没有可能赶上人家，除非人家烂掉。

林毅夫生于台湾，从台湾大学中途弃学从军，成为一名“模范青年军官”。但他又于1979年做出更为大胆的选择，从金门抱着两个篮球深夜游到了大陆来，先后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