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纯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翻译沈泽民陪同下，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会议召开之前，即1926年2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李立三、蔡和森等中共代表团，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议于2月17日至3月15日举行。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李立三受邀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详细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李立三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阀的衰败、分化和崩溃的过程。”在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时，《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两种趋向现在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哪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是非资产阶级的。会议结束后几天，就发生了“三二○”中山舰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这次会议的估价和推测总体上是正确的。
此时，李立三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李立三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国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夫妇和蔡和森夫妇，这两对同是“革命伴侣”的婚姻关系不约而同双双发生了裂变，李立三只得只身乘轮船于1926年4月回到广州，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向警予、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的情况是，蔡和森最终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27年3月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以及谭平山等取道广州、长沙，抵达武汉。而向警予也于1927年初回国，1928年3月20日在武汉被叛徒宋岳林指认后被捕，当年5月1日，向警予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在武昌昙华林。
李立三回到广州后，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大的筹备工作。
此时，广州处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原准备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一起召开。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精神，深入发展工农运动，以准备和支持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建立在工农联合的基础上，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由于没有能够把北方各省的农民代表集中来广州，故取消了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改为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联合召开。
这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的可以统计的400多个工会组织的124万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工运经验，进一步组织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于李立三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他领导安源罢工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在4月30日上午的预备会上，他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陶作然、许世光、郭笔俊、肖贰敏、袁福青、郑绍山、王亚章、张春奇、冯敬、卢星三、叶章等14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
会议于5月1日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
5月3日上午9时，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大会上报告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5月4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在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破坏工人组织工会之阴谋，其手段主要有：①凡各工厂与某一种职业当中，限令工人仅可组织一个工会，而且不能联络其他工会，而妨碍工人势力集中；②资本家教给工人以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各地工人不相联络，而相互打击；③利用工程工钱多少以识别工人，若工程工钱多者则收置之，少者则压迫之；④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组织各教之工会，以分散工人联合势力；⑤资本家时令其走狗职员混入工人组织中，以弄乱之，若其中有奋斗工人分子，则开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摧残，非我们工农大联合不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农工是国民革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们今后应负起责任起来，才可得我们农工永久的解放。
李立三向大会作的两个报告，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在5月5日上午的大会上，两大会联合通过了“对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大会对于赤色职工国际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认为完全满意。大会誓继续竭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所定的一切政策，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战。二、大会承认赤色职工国际所决定之‘统一职工运动’政策，尤为目前世界职工运动所需要；同时大会对于改良派的黄色国际领袖骗卖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之所为，深为愤恨，愿揭破其假面具，而尽力推倒之……形成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三、工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势力，农民群众更是工人群众相依为命的友军，职工国际所指示“工农联合”之政策，确为目前中国革命工作之惟一出路。大会愿一致为“工农联合”而奋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以达最后的解放。
5月6日下午3时，李立三又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报告了“上海职工运动情形”。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14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
同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以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在学校召开欢迎会。除了邀请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参加外，还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他说，工农为革命主力军，极希望监督军队，指挥军队，使武力成为民众武力。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要求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惟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他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答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的盛意。”李立三根据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的精神，指出：“全国的民众很希望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仅希望而已，并且全国民众都已准备着帮助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7岁的工运领袖不买他的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1926年9月19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途径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想以此来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共产党员。这是后话。
5月11日下午，李立三在第15次大会上还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
如在罢工的意义问题上，他强调了正确处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每一次罢工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经济要求的扩大，才能增加对于政治斗争要求的勇敢和兴趣，所以必须如此，才能使罢工的意义更加扩大。”
关于罢工战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武器的一个……并且是最严重最要紧的，用得好的时候可以战胜敌人，用得不好的时候可以自杀。”“作罢工的决定，必须对主客观形势有明了的观察，决不可冒昧从事。”
关于罢工的准备，他强调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准备，要有能够鼓起群众热情的煽动口号，这些口号“要切实，要简单，要有刺激性，要是群众要喊的，是社会同情的”。
关于罢工战术，他列举了22种，还叙述了敌人通常使用的破坏罢工的7种方法，提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予以极大的注意。强调领导罢工既不要恐慌、畏缩和后退，也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根据李立三的这一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对当时和今后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4日上午11时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选举苏兆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选举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刘文嵩、项英、陆枝等为常务委员。
新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于16日下午1时开第一次会议，苏兆征主持，推定刘少奇任秘书部长，李立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总的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李立三在广州期间，还多次去香港罢工委员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香港工人的英勇斗争。
当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于5月3日在广州开学，学员人数327人。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前去讲授了《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长达17小时，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十、再返上海重启工运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星期日，工资照给；
5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的工厂275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从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13400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