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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不顾中共中央9月8日关于李立三暂不来共产国际的电报请求，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坚持要李立三速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
鉴于共产国际再次电催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虽然还不知道有《十月来信》，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不得不遵命派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
共产国际紧紧咬住李立三不松口，李立三可倒了大霉，他必须亲自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而此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正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不会回还，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底，李立三洒泪告别妻子女儿，匆匆奔赴苏联。他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孩子送给了一位老工人，而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了 ……
四、向忠发并非真傀儡
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在米夫为全会拟定的改造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被拿掉了，惟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宝座。
当时，李立三在中央的职务是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总书记是向忠发，而李立三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通过的，难道有了错误对身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总负责人向忠发来说就没有责任吗？
之一、向忠发并非傀儡
1925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授意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当上了中共中央第四任总书记职务，是中共中央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也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
正因为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长时间以来，把在向忠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责任，特别是“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加在李立三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其实，向忠发并非像有人说的是个“大字不识”、“连文件都不会看”的大老粗，他还是很拿他这个“总书记”当回事的，遇事也极有自己的主见。比如说，有的史学工作者在文章中曾说：是李立三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断言完全是出于偏见。其实，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时，李立三只不过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还不是常委，只分工负责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职务。把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完全是向忠发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于1928年9月10日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起草的“关于蔡和森所犯错误应予处分向中央的建议”而作出的。该建议的全文如下：
中央：
蔡和森同志前次代表中央巡视顺直，在工作上及主持召集改组会议上发生许多错误。如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制。引导同志与机会主义奋斗变成攻击个人，忽略政治路线之确定，对于一般同志之错误的倾向不独未予纠正，并从而助长之（如京东活动的同志会，议决农民五十人派一代表，工人一百人派一代表等，和森同志亦未及时纠正，而成立决议等）。因为和森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之指导错误，在顺直的党发生了极坏的结果，妨害顺直党的工作，至为巨大。扩大会议认为和生（森）同志，应依政治纪律予以处分。特向中央提出建议。
顺直省扩大会议
九月
对于顺直省委的建议如何处置，对于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来说，显然还不能起主要作用。“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上任伊始，向忠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使各位政治局委员侧目。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犯有‘左’倾错误、刚刚担任常委不到两个月的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并提议由李立三补任蔡和森之职。
“接着，他又亲自起草和签发了洋洋近万言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他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显然同共产国际的精神有差异，（但）是符合中国党的实际的，颇具见地的。
“雄心勃勃的向忠发为了使新的中央尽快地做出成绩，又大胆地提出中央机关变革的设想……他甚至还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以利于‘中央深入群众’。”
这说明向忠发虽然是工人出身，但并不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
杨松奎在《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一文中也写道：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即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
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中央通告，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使向忠发大受鼓舞。他自恃其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致，便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
从以上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并不符合实际。
之二、向忠发是“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李立三为中央起草的《通告》所持的观点，首先遭到向忠发的反对。向忠发认为“左”倾盲动倾向已不复存在，极力反对“在党内存在‘左’倾危险的观点”，特别是在接到共产国际（1929年）“十月来信”以后，更是公开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声称这是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
向忠发的反右倾的观点，与共产国际1929年2月8日的指示信是一致的。在4月收到来信后，向忠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5月15日通过了《中央对于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接受国际的指导方针。
向忠发在会议上宣称：中共六大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基础，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了”。
“尽管在构造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像力与李立三相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是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由此看来，说向忠发为‘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
之三、向忠发带头和共产国际唱对台戏
在“立三路线”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向忠发的积极性比之李立三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坚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比李立三还起劲”。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上。
1930年6月初，即“立三路线”基本形成。不想这时传来消息，说共产国际对中共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产生了怀疑，周恩来在莫斯科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共的代表坚决反对。李立三在负责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交涉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抗议”，同时提出要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
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给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在中国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反对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向忠发要周恩来将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向斯大林等阐述清楚，以求得到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组织全国暴动的支持。
7月底，彭德怀带领中国红军攻下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传来，使中共中央欢欣鼓舞。
向忠发在1930年7月30日的《红旗》第125期上发表了“庆祝红军占领长沙”的社论：
“占领长沙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着整个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已经首先在湖南一省内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将夺取武汉与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提到了中国革命群众前面，成为今天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同时，占领长沙的事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他不但根本宣布陈独秀派机会主义之完全破产，并且给予一切右倾路线与估量革命形势不足的一个严重的打击。”
向忠发进而发出号召：“尤其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必需很快的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总政治罢工，用全国一致的革命战线以更扩大湖南苏维埃的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迅速的到来。”
正当中共中央在欢庆长沙胜利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于8月1日和3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共产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如果我们对总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于中国革命则是罪恶。”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