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掉！”这六个字，成为李立三的口头禅，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
李立三早年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因此和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关系密切，而同蔡和森等人比较疏远。但时间很短，在他读了较多的法共报纸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他坚决相信照十月革命的干法，把军阀政府砸它个稀巴烂，中国革命很快就成功了。
思想的飞跃带来行动的坚决。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李立三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实践道路。1940年，他在《自述》中回忆自己在法国期间的革命活动时写道：“1920年底，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二、与蔡和森的首次意见不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哄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时机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他们列举了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难处境，“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做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们还提出了解救的办法，建议：“①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②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③限制国内未来（法国）的同学。”
在大批学生寻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学生的生活毫不过问。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两次发出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维持费。这一“宣布”从经济上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接济，使学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广大勤工俭学生顿时面临着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诘。”
在蒙达尼的中国学生大多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于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发起了求学运动，想通过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和森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生的实际困难，说明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 。他认为，勤工俭学也是没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资本家增加几个金钱奴隶，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们中有的还公开宣告了勤工俭学的“死刑”，并于1921年1月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讲了上述观点，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运动，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给每个勤工俭学生发放400法郎津贴，使到法的学生能继续学习下去。
这时，在三侠孟工厂做工的李立三，却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到工厂做工同样能学习。因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可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
根据这些看法，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署名佐夫，寄给了《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蔡和森的主张的。李立三便又写信催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几天以后，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终于发表在《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蔡和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蒙达尼（的）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勤工俭学的目的应为“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李立三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三，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经相信过的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
文章发表后，徐特立看到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几天后李立三又收到赵世炎写来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并说要见他。当时，李立三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孟，赵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没过几天赵世炎便如约来见李立三。见面后，他们谈得极为投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
李立三的主张还得到刘伯坚、刘伯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的支持，纷纷站到坚持勤工俭学这方面来。这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与以李立三为首的对立两派。
这两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分离，所以，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没有参加史称“二二八”事件的示威运动。
三、因故不参加 “二二八”运动
随着停发维持费日期的临近，学生们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连续发电给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救济。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
公使馆向学生宣布政府回电内容后，主张勤工的一派学生，当然没什么反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希求政府津贴有什么着落，他们关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极力向各机关交涉“觅工”，争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对做工的一派学生在得知政府回电消息后，知道维持费肯定是难望继续了，便认定若再不直接行动，不可能达到任何要求。于是，便有了“二二八”运动。
2月28日，“求学派”学生400多人集合于中国驻法使馆，要求每月给学费400法郎，以4年为期（因此，也有人称之为“44”运动），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箓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当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请，将其围住。“双方争执，陈退回使馆，众尾之，突有法国警察向前解散，是盖国内政府与驻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学生谨训，虽以生死当头之面包问题，犹能从容退让，随驱随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挟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君等可归寓矣！’学生方面主张‘勤工’者，当然愈坚其主张，广布其意见，冀得多数同情者，以坚‘勤工神圣’之壁垒。”
李维汉曾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李立三在回忆中则说：
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赵）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对中国大使馆勾结法警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后，我们便明确地表示：①坚决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②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会。为此，我们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反动派殴打学生。至此，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才解除了。
四、组织勤工俭学学会
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为了加强对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运动的领导，曾提议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由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称之为“劳动学会”。该会最初的8名成员是：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吴明（陈公培）、鲁易、袁庆云、周钦岳、熊自难。
1921年3月1日，劳动学会联合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写信给华法教育会，称：会长先生，我们愿意勤工俭学的同人，因历史的关系，向贵会简明质问：“我们是任何工作都愿做的，而我们的生活问题，迫不及待，贵会能否于最短时期内，对无工者绝对负介绍工作的责任？”
华法教育会于3月4日复信：“今见来书，首先揭明勤工俭学根本主义及同学志愿，无任钦佩，本会自当竭其能力介绍工作，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工期，将来美果实现。”
于是，遂由勤工俭学者同盟会同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赞助会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促成会，草拟留法勤工俭学会约章。复经本年3月28日勤工俭学者代表会议，修改通过，决定留法勤工俭学会自3月28日起正式成立。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
勤工俭学会的成立，迅速得到大家的响应，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报名参加这个组织，“两千多勤工俭学生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这一组织的积极分子。赵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而“劳动学会”又成为勤工俭学会的领导核心。
五、创办华工俱乐部和《华工周报》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其领导成员便商定：马上带领大批同学离开巴黎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史乃德工厂去做工。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做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做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100多人）到了克鲁梭（史乃德）钢铁厂……个把月后，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工作。
史乃德工厂是一个大型的机械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生产军械和战车，战后则生产车辆和农业机械。这里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主要用来做厂里杂工，今天搬运钢铁，明天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调往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锻冶车间。这些工种的劳动强度普遍很大，而且容易出工伤事故，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10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
李立三就被分配当了一名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他每天面对滚烫的铁水要不停地搬动上百斤乃至几百斤重的铸件，且分早、中、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疲劳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苦不堪言。
对于李立三来说，这种紧张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对于他的成长进步、乃至整个人生世界观的树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得李立三不仅身体力行地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生活，也实实在在地清除了头脑中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在工厂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述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情况，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李立三始终不忘这位工人师傅对他的教诲。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
李立三一面紧张地劳动，一面始终记着他所主张的勤工俭学的最终使命：“促使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在克鲁梭，当时有华工2000多人，李立三为了把华工团结起来，努力在华工中开展工作，开办夜校，并牵头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油印的《华工周报》，李立三身兼数职，既写又编，还亲自印刷。当他得知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