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丢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她看到了一首诗，以她的女儿蚕豆命名的一首诗，叫《蚕豆花》，诗的作者署名尤郁。现在她知道了，就是为了让她看到这首诗，宗布才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在她的追问之下，宗布才告诉她，许多年前，他曾在《新世纪》杂志上看到过这首诗，当时题为《谁曾经是我》，作者署名葛任。“葛任的俄文名字叫尤郁斯基，如果不出意外，这应是献给你和女儿的。”宗布说。他还告诉冰莹，自己本想在《申埠报》上转载这首诗，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好像是刚改动过的，莫非是他就义之前写的？倘若不是，那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葛任还活于人世。”宗布对冰莹说，“倘若他真的还活着，那你们很快就会相聚的。”冰莹回忆说，宗布的神色表明，他真的在为她与葛任可能的相聚而感到欣慰。在那一刻，她对宗布的怨恨就像窗棂上的霜花一样，慢慢融化了……
安东尼？斯威特接下来又写道：
冰莹对我说，从那时起，她就怀疑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某一个角落。她决定立即飞赴重庆，见一下赵耀庆。她早就知道，赵耀庆隶属于军统，他很可能已经得知葛任的准确消息。宗布想和她一起去，但遭到了她的婉言拒绝。到重庆的第三天，她终于在一个酒吧里（注：这与阿庆的自述略有出入）见到了他。出乎她的意料，赵耀庆以人格担保，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他显然说了谎。因为她后来得知，就在他们谈话之后不久，赵耀庆就去了大荒山白陂镇。她说，在随后的几天里，在歌乐山腰，在嘉陵江边，在夫子庙前，她反复念诵着《蚕豆花》，默默流泪……
看了阿庆的自述，我们便发现，冰莹其实误解了阿庆——他们见面的时候，阿庆确实“毫不知情”。关于修改后的《蚕豆花》一诗，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述。
＠ 命令
李洱
出邪了，俺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几天，俺就得知葛任果真还活着。娘那个×，组织上果然要派俺去大荒山。那是不是戴笠的意思，俺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想歪了。戴笠是啥货色，狗屎不上粪叉，俺为啥要替他隐瞒。认真点？俺很认真呀！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可共产党人却最讲认真。当时俺都叫他戴老板。戴老板不光是阎王爷转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个铜葫芦，密不透风。临行前一天，俺还见到了戴笠，是
在白公馆。但他没有和俺说起这事。那时候，狗日的正在骂人。你们知道他的口头禅吗？他的口头禅是 Damned fool！意思是“该死的笨蛋”。你不会英文？来，俺替你写上。你说得太对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如果挨骂的真是个笨蛋，并且还是条恶棍，那又该怎么说呢？所以，俺不认为戴笠骂谁，谁就是俺的朋友。他们是狗咬狗，一嘴毛。是啊，戴笠认识俺。之所以认识俺，是因为他和俺是老乡，俺的老家在浙江，俺和他都是（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人。保安有座山，名叫仙霞岭。他家住在仙霞岭上的龙井关，俺家住在仙霞岭下的凤凰村。对了，还有没有烟了？俺再抽一根。抽凤凰，忆故乡嘛。有一句话说得好，尽管他乡的山更美，水更清，他乡的姑娘更多情，人总是要怀念故乡的。好，咱们言归正传。俺能在军统站稳脚跟，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可这个戴老板怎么也想不到，俺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表面上，俺对他毕恭毕敬；心里面呢，却时刻想着埋葬蒋家王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别看戴笠牛×哄哄的，他骨子里愚蠢得要命，用他自己的话，就是 Damned fool。要不，他怎么看不出俺的真面目。当然，这与俺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分不开的。策略是革命的生命线，为了人民的利益，俺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这样说行吗？
找俺谈话的不是戴笠。你们刚才不是说，你们对葛任同志的革命生涯很了解吗，那就应该知道范继槐。对，早年间范继槐曾与葛任一起去日本留学，葛任学的是医，他学的是法律。同志们都知道，法律就是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俺这么一说，你们就明白了，范继槐不是啥好鸟。范应该是按戴笠的旨意来和俺谈论此事的。他对俺说，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葛任现在藏在大荒山白陂镇。俺听了直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一准是搞错了。他问为啥不可能。俺说，人死如灯灭，他死这么久了，可能已经沤臭了，怎么可能又拱出来呢？他说，这就对了，你去了之后，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那人究竟是不是葛任。不是，那就把他放了；是，那就搞清楚他在那里有何贵干。他还特意交代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在得到最新指示以前，不要伤他一根汗毛。
蠢货啊蠢货！这还用你交代，俺当然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可是，心里可以这么想，嘴上却不能这么说，一说不就露馅了吗？俺故意问他，为啥呀？他说，这是因为葛任乃知名人士，处理不当，会给党国脸上抹黑的。范继槐还有一句话，俺记得很牢靠，《红灯记》里鸠山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狡猾吧？真是狡猾透了。俺后来想，娘那个
×，他们派俺去，还真是找对了人。一来，俺在以前去过大荒山，地形比较熟；二来，俺了解葛任。当然，也可以说那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他们哪里知道，俺其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颗红心时刻向着宝塔山。
刚才，谁在门口闪了一下？是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让他进来呀。 停。词前车亩映ぁ６映ぷ钕不短辰补适拢饣岫蛔枷虢刺Ｋ母璩煤茫钅檬值氖恰蹲８Ｃ飨蚴傥藿罚信爻Ａ抖胶臁罚惨锤瞿信爻Ｄ械某痪洹岸胶臁保某痪洹疤羯薄Ｋ嫡饨心信钆洌苫畈焕邸Ｋ呐畹等ツ晁狼蛄耍淮蟀鲜笠┏韵氯ィ凰啦殴帜兀煌匪Ｒ材芊欧Ｋ斗荆磕阌Ω萌ノ识映ぁＯ衷诙映ぶ缓米约撼耍簧つ猩俪簧づＫ＠凑野常蛋掣愠欢危愀辰惨欢巍０诚不短笞派ぷ映３煤冒。孟癜讶肆烊チ松卤备咴０痴飧鋈怂档阶龅剑环趴张凇Ｋ欢危尘徒惨欢巍２唬炒永疵挥泻退崞鸸鹑巍Ｔ诩甘甑母锩闹校趁幌蛉魏稳颂崞鸸鹑巍６映じ行巳さ氖桥６院痛黧业幕ɑㄊ拢前偬谎帷Ｃ刻暌欢危家乱豢谔担蓿⊙嫠锏牟灰嘲 Ｕ饣岫蛔家晕秤衷诮泊黧液秃亍�
俺讲到哪了？对，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候俺是组织安插在军统的表演，表演就是特务。几天前山下放电影，队长带俺们去了，因为去晚了，只好坐在背面看。有一位年轻人看得很入迷，边看边咕哝，当特务可真美啊，有肉吃，有酒喝，还有女人暖被窝，美死那狗日的了。要不是怕影响大家看电影，俺一准给他上堂政治课。特务也不是好当的呀。一来你得脸皮厚，机关枪都打不透；二来你得心肠硬，该出手时就出手。做不到这两点，想当好特务，简直是白日做梦。那个年轻人看问题没有一分为二，光看到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没看到人家背后受了多少苦。起初，组织上找俺谈话，让俺打入军统的时候，俺就有这种思想顾虑。可是后来，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俺终于想通了，反正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表演就表演吧。俺还想，虽然俺当了婊子，可是组织上会给俺立牌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怎么样，让俺说着了吧？你们来看俺，又给俺烟抽，又给俺茶喝，不就是在给俺立牌坊吗？
＆ 东方红
李洱
在这次谈话结束以后，阿庆终于打听出来，他之所以暴露身份，被组织上调查，就跟他们的队长有关。所以，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队长拉下了马。济州大学退休教授张永胜，当时也在莘庄茶场劳改——他戏称是阿庆的劳改同事。接受我的采访时，张教授说：
阿庆没说谎，队长爱唱。他嗓子好，外号就叫知了。茶场有一株老槐树，上面拴着一只大喇叭。它就像个巨大的鸟窝，上面落满了鸟粪。你大概不知道，当时，全国的大喇叭，开
始曲都是《东方红》，终了曲都是《国际歌》。大喇叭就是队长安的。
阿庆死前，上面已经开始调查他了。上面还鼓动我们当中的积极分子提供揭发材料，然后交到队长手里。什么，我是不是积极分子？你看我像吗？咱不谈这个，还谈阿庆和队长。有几天，为了整理揭发材料，队长白天睡觉，夜里工作。问题是，多年来，我们都习惯了，一起床就要跟着大喇叭唱《东方红》。不唱《东方红》，就像没有洗过脸。习惯成自然，喇叭里放《国际歌》的时候，刚刚起床的队长却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东方红》。喇叭里放《东方红》的时候，正准备睡觉的队长却不由自主地要唱《国际歌》。不唱《国际歌》，他就像没洗脚，躺下也睡不着。日怪吧？听上去日怪，其实不日怪。有一天早上，他被阿庆逮住了。当时我们正跟着大喇叭唱《东方红》，唱到“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时候，队长却刚好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次，阿庆终于抓住了队长的把柄。他说：“为什么我们歌颂大救星，你却偏偏要说没有神仙皇帝。大救星是什么，不就是神仙吗？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唱对台戏，安的是什么心，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是什么？”阿庆这么一咋唬，队长脸都吓绿了。
认真一琢磨，他妈的，阿庆的逻辑还真的无懈可击。可当时，我们却没人敢声援他。那时候阿庆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非要把队长拉下马。可是阿庆命不好，没过多久就死了。他死后，队长本人也受到了调查。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也死掉了。跟阿庆一样，也是自尽。到现在，我一听见《东方红》，就会想起阿庆啊、队长啊、喇叭啊什么的。对，还有鸟粪。唉，说起来阿庆还算个有福之人啊。瞧，临死还拉了个垫背的，不是有福之人又是什么？
＠ 奔丧
李洱
啥，俺和葛任是怎么混熟的？说来话长啊。俺是先认识他父亲，后认识他的。他父亲叫葛存道，在杭州经营一个茶厂。他是不是康有为的孝子贤孙，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茶厂的老板叫胡子坤，早年在日本呆过，和葛存道是朋友。胡子坤瘫痪在床，不能理事，儿子胡安又不在身边，就把革命重担交给了葛存道。对，胡安就是冰莹的父亲，胡子坤就是冰莹的祖父。不是胡传魁的魁，是扭转乾坤的坤。那会儿，俺父亲就在茶厂做工。四五岁的时候，俺娘死了，俺父亲就把俺从老家带到了杭州。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俺父亲也死了。
胡子坤和葛存道都没有撵我，俺就在胡家呆了下来。那会儿，俺每天都能见到葛存道。他肩上的担子重，心中的责任强，每天都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大家两眼一睁，忙到吹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很喜欢俺，夸俺聪明、懂事，人小志气大，还说跟他儿子就像从一模子里倒出来的。他写字的时候，常让俺在一边研墨。跟后来的葛任一样，他也是文弱书生的模样，爱干净，待人和气，喜欢刷牙。第一次看他刷牙，看见他吐出来的白沫沫，俺还以为他是革命的老黄牛变的。
那会儿，有个女人常从上海来看他，那女人很俊俏，留着剪发头，围着围巾，有点像电影里的江姐。她每回来都带好多糖，给工人们的孩子发糖。啥，糖衣炮弹？你要说那是糖衣炮弹，那工人阶级的后代们最爱吃的就是糖衣炮弹了。好，不说这个，还说葛存道。葛存道也经常往上海跑，每次回来也给俺带糖吃。俺最喜欢问他，你啥时候去上海？上海的阿姨啥时候来？每次问他，他都要摸摸俺的头。他说，俺跟他儿子一样，头上也有两个旋，还说他儿子名叫阿双。对，阿双是葛任的奶名。俺问，啥时候能见到阿双哥哥呢？阿双哥哥会给俺带糖吃吗？他说阿双在青埂，离杭州很远。还说啥时候去青埂，他一定带上俺。那会儿俺还不知道，他并没有见到过儿子。有一回，他又从上海回来了，又给俺发糖。这回俺没有接糖。俺对他说，快去看看吧，老爷不行了。葛存道赶到胡子坤身边时，胡子坤已经咽气了。
俺就这样讲，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
葛存道写信给胡安，让胡安赶紧回来。还是他写信，俺研墨。过了几个月，胡安才从法国赶回来。那还用问，胡子坤早就埋了。胡安回来的时候，俺已经把胡子坤那档子事给忘了，看见人们叫他少爷，俺才知道他是回来奔丧的。他带回来一个女孩，比俺大七八岁，穿着花裙子，洋气得很。对，她就是冰莹。杂种？不，她可不是杂种。她母亲也是中国留学生。她母亲没有回来，所以俺没有见到，真没有见到，哄你是狗。不，冰莹没给俺带糖。她带回来的是一只狗娃。狗娃还有名字呢，叫巴士底。俺还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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