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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分裂的共同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传播，它将大量的城市和农村人融入到有组织的本地之外的市场的同时，又重建了使新的社会差异协调一致的经济作用和报酬。甚至到美国人把自己从海洋扩展至海洋时，特别是他们集中到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时，他们采纳了越来越重要的交换形成，这破坏了曾经管理着更地方化的市场经济的古老规则。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既是生产者也是谋利者，既是邻居也是竞争者的时候，这种市场规则的变迁就意味着价值观念和期望的变迁。跨越美国辽阔大地的企业家价值观念的合法化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将该进程绘画成图，正如我们不能将对个人利益、公共义务或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正当关系的态度比喻成在给定时间、在给定长度和宽度的区域上修筑多少英里的铁路一样。价值观念显然更复杂，更难以界定，要比铁路的长度更加不容易计算。假如资本主义文化的推进可以用某种方式绘制成图，那一定是复杂的“地势图”，它必将能反映社会地形的各种坡度和高度。
第一，跟随历史学家丹尼尔·维克斯（Daniel Vickers），我用“逻辑上无止境的积累”来认识杰克逊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这是一个吸引人的短语，不仅显示出对个人利益正面的态度，而且某种程度上包括一系列更广泛的感知、价值观念和信仰。例如，这里包含有重要的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称之为“亚当·斯密愿望的复兴”的集体方面的内容——引自斯密的想法，“每个人使他处境变得更好的统一的、不变的、不会被打断的努力”是“使得公共和国家以及个人获得财富的最根本的法则”。 对于那些对传统理想和惯例更习惯的人来说，个人的努力看起来是堕落和愚钝的自私，但是自由主义者坚持这是国家成长的基础，除了那些无足轻重的道德以外所有的一切都会获得，这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且来自于其他人努力所创造的财富。无止境的积累就是在这种方式下转化为集体的、国家的财产，并且如拉希指出的那样，这种理念成为一个国家前进中不断上升的理想的最核心部分。在这种越来越有说服力的进步主义思想中，企业家精神在摧毁束缚它的传统的进程中提高了社会的福利。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8）
第二，自由主义者（以及很少思考的逐利者）坚持认为在前进和传统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市场必须是开放的、竞争的。个人奋斗不可能与古老的公共惯例相融合，因为这些惯例用于限制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可能臆断为新的公共规范。后来有无数的尝试，包括分离主义者的宗教和非宗教团体以及努力把资本主义市场引入生产和交换合作机构的工联主义者及其他工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因为都出现于并消失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相对早期（大部分在19世纪40年代），所以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接受，他们认为家庭农场和个人拥有的商业仍然会是竞争性市场上最基本的单位。
第三，假如“自由企业”成为无限制市场上的标准方式，那么“机会平等”和“开放的社会”就会成为那一市场的社会相关的标准方式。真正竞争性市场上的成功才是社会价值最好的和最确定的基础，由于经济成功和社会优势的结合，美国人才发现了他们最喜欢的论点：美国共和制度要优越于欧洲那些贵族制度。辉格党政评作家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1844年评论道，“没有出生时唯一的特权，没有不动产继承的限制，没有剥夺公民或政治资格”，表达了一种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方式。“这是一个独立奋斗的人的国家，这一点比其他所有对这个社会的陈述都要好。”
美国人经常引用“轮盘赌”的形象来表示他们竞争性社会令人满意的流动性。这一隐喻表面上的宿命主义——它表示不考虑个人的努力或财富，报酬的分配是随机的——似乎显示即使在对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最热心的辩护者中也有一定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并且美国人只能承认这点，除非否认轮盘的转动是随机的。他们经常这么做。这样，“无止境积累的逻辑”的第四个元素就是坚决主张经济和社会报酬的实质性公平。著书讨论这个问题的美国人一贯坚持把社会成功与罗列出来的、被普遍认同的个人美德联系起来。勤勉、机灵、诚实、可靠、准时以及其他有利于商业事务的优点被加入个人性格的一般品质中，以鉴别什么会和什么不会导致个人成功。可以肯定，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英雄的出现（出现在100个给儿童的故事中，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这是19世纪后半期精选的“成功手册”）似乎一直依靠幸运的机会把一些富人家的小孩从意外的死亡中营救出来。但是所有阿尔杰有影响力的寓言里幸运的轮盘并不是随机转动而是按照品格的轨迹转动。在每一本书的开头，勇敢营救很早之前，读者就被告知英雄一定会从贫穷中崛起，而这是拥有那些个人品质的男孩获得成功的最自然的结果。甚至像一个穷擦鞋童，例如褴褛的迪克（Ragged Dick）“也不屑做任何卑鄙的或不名誉的事情。他不会偷、骗，或者欺负更小的孩子，而是老实且正直、果断而自立。他的天性是高贵的，并且这种天性把他从卑微的错误中拯救出来”。 简单地说，就是正义的男孩把富有商人的快要淹死的小孩救出，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地位的上升。在这个国家真实的城市的普通街道上，在它的村庄的主要大街上，成功可能确实已经和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不同于阿尔杰和其他道德家所说的个人品质的混合。但是在大部分例子中，即使那些不那么小心翼翼的有野心的人，也倾向于相信幸运的轮盘是被人的手转动的。
企业家精神的感知、价值观念和信仰毫无疑问还能被进一步延伸，或者与那些紧密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家庭个人主义和真正的女子气质的标准定义，或者对民主国家的真正作用的看法。无论组成成分或相关事物的名单有多长，本质的一点就是复杂的“无止境积累的逻辑”用不同的方法诉诸或抵制不同群体的人们。因此，将广大而不平均的社会地形上的文化变化绘制成图，不仅仅包括简单总结，而是要在美国社会地形图上呈现出不同社会阶级、种族群体以及地理区域接受或拒绝接受公认的一套价值观念的程度。这套观念本身是开放的，并且从地势图的一地到另一地用不同的术语或者甚至是以对同样术语的不同理解重新构造，例如一些最显著的文化差异会出现在“自利”、“社区”、“公共利益”这些词的含义中，以及几乎所有人看起来都会用某种方式接受或为之辩护的其他术语中。这里有可觉察到的（如果不是一贯的）阶级分歧，例如，对“是否以及如何节制对私利的追求，使其代表公共利益”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因为大部分工人和小农场主在接受自利是各种利益的来源的思想时要慢于大部分商人和大农场主。但是分歧要比这更严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公共利益是某种抽象的概念（不像那些管理市场本身的事物），需要考虑新的力量和制度安排，但是同时他们又抵制在社会权力和威望结构上有显著性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德行是接受并包含进步思想的普遍的道德行为模式。工人和小农场主害怕不加约束地追求自利的结果，常想象能拥有特别的传统思想来指导平等社区的关系，较强大和较弱小的群体通过长期谈判而获得特殊的权利及权利保证，以此构成公共利益的基础。他们的想法都是平民的概念——实际上那些人一般只能获得很少的来之不易的利益，提倡让工业和农业不满的极端发泄方式以非常传统的方式表示出来。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团体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倡议和抵制自由主义的市场。但是他们所保护的公共体——一方面是原则和权力的集合，另一方面是特性和权利的集合——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 。。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9）
这并不是表明对争论条款理解的僵化，或者它们在任一时间和地点都完美地和社会阶级的划分相一致。历史学家已经发现本地商人在他们反对外来公司开业时支持罢工工人，而且研究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工人和小农场主在不同程度上信奉我们很容易与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念。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和它所强调的假设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有最好的原因来驳斥市场运行的方式。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的研究发现，按传统的情况和解释看，美国内战前佐治亚州内陆的小农场主生活效率很高，我们期望发现相对孤立的当地的市场经济。在美国内战以后的10年里，当这些农场主在世界棉花价格下跌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业棉花种植并把债务转移给外部市场的本地组织者时，他们开展了一场“基于与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不一致的情感上”的抗议运动。哈恩认为，平民主义者“并不希望释放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他们希望保护根植于生产性资源小所有制之上的‘自由之树'”。但是内陆的人民党主义者的反应不是完全因循守旧，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也不是完全充满敌意。被所有那些无数英里铁路联系起来的本地之外的市场，现在已经成为原则和权利争论最终依靠的已知条件，并且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生产者权利的“自由之树”。佐治亚州内陆的小生产者也许不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日常努力逐渐被引导向个人化资本主义市场，并在该市场中成为惯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写到的，“人民党主义者除非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和另一种政治文化中，否则就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假如本地之外的市场的扩张逐渐改变了在那些还没有准备信奉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念的人们脚下的土地，那么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制度快速地城市化就是一个地震，它震动了几乎所有美国人所站立的土地。南北战争前后铁路系统的整合，以及19世纪70年代之后大型工业公司和联盟更加突然的出现，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市场不会只发展出许多松散的、相对较小的、自由竞争的单位。在美国经济中规模和力量一直是不平等的，但是没有什么能像美孚石油托拉斯和其他新兴巨人所预示的那样威胁着要重塑竞争的本质。难道“无止境积累的逻辑”真正导向的就是寡头或者甚至是垄断？这不是追求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19世纪80年代的合并开始动摇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他最畅销的乌托邦小说《向后看：2000—1887年》（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中对永无止境的集中化提出了在中产阶级读者中非常流行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在这本书里，贝拉米为使社会主义更受欢迎而称它为民族主义，并以所有中产阶级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和浪漫的高雅举止环绕它）；这可以看做是解决这种增长的不安的一种措施。但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很少会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信念已适应不断增长的公司经济并被保存下来。做到这点并不容易，的确，实现公司—自由主义的适应融合，对未来一代来说是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任务之一。
附录：1890—1914年
“现代城市标记着我们文明的一个新纪元，”改革家弗雷德里克·C·豪（Frederic C。 Howe）在1905年写道。“通过它，一个新的社会被创造出来。所有与它有联系的生活都被改变了。”这叙述了一种对大城市非常普通的信仰，多种语言的文化驻留于此，并且以不同程度与城市发展相联系的强大的新制度，充斥在深深植根于农场和小城镇生活中的美国社会和文化中。从某种现实意义来说，它实现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2年前发出的警告：随着边疆的结束将出现一个新型的社会。豪比特纳更多了一些敏感，认为很难在农村和城市历史的特定时期勾画这样精确的界线。但是他在20世纪初对城市革命的描述中称最近的统计资料才最重要，并鼓吹向完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转变，这是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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