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有非成员银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南部山区各州，主要是单一办事处的小银行占主导地位。
由于担心抵押率太高和期限太短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并阻止佃农成为所有者，国会在1916年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the Federal Farm Loan Act），将更多的长期贷款借给农民。《联邦农业贷款法》仿照联邦储备体系，设立了12个联邦地产银行（the Federal Land banks）。每个地产银行能够自己发行债券来筹资，但这些债券要得到当地的全国农业贷款协会（National Farm Credit Associations）提供的农产品抵押物的担保，而全国农业贷款协会也是在地产银行的赞助下形成的。除了这些银行外，私人拥有和管理的股份合作制地产银行（Joint Stock Land banks）也由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the Federal Farm Loan Board）批准成立，并被赋予出售免税证券的特权。农业问题也促使1923年通过了《农业信贷法》（Agricultural Credits Act），这促成了联邦中介贷款银行（Federal Intermediate Credit banks）的建立。地产银行和中介贷款银行都被允许向商业银行和农业合作组织贷款，并出售由农业票据担保的债券。
联邦政府介入农业金融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现实困境，但是这确实扩大了对分期偿还的长期农业抵押品的运用。与现存贷款相比，地产银行提供的抵押品期限超过了40年，并且利率相同，而现存的贷款一般期限不到5年，且执行不同的利率。就像商业银行改革的效果一样，联邦政府对农业银行的干预不一定改变了现存机构的运作方式，但是弥补了它们的一些很明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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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的繁荣时期（1）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商业贷款从短期变为长期，20世纪20年代这一改变加快了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发行委员会（Capital Issues mittee）限制了新的企业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的流通。一旦放松了管制，每年发行的新证券平均超过了2亿美元，192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亿美元，达到顶点。老的公司、新的企业、公用事业、国家以及州政府都是国内证券最为重要的发行者。虽然发行的债券、票据和优先股增多了，但普通股票的增长更快，到1929年时，其在新发行的证券中所占的份额超出了一半。正是随着普通股票市场的繁荣，才有了经济发展，向市场发行新证券的成本也才能下降。
虽然1929年的投资所达到了3 000家左右，控制初级市场的只是五六家运转良好的公司。为了应付巨大的发行量，这些公司将保险企业组成辛迪加，以购买新的债券和股票。由于承销辛迪加有风险，要求成员具有足够强的实力可以承担较大的冒险行为。不久，国家立法机构开始出台法律规范保险公司的行为，投资银行被迫调整其证券承销辛迪加的结构。它们是理想的联合成员，有稳定的资金流量，不受即时需求的制约。相比而言，商业银行不能参与任何股权联合，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规模受到设立分支机构限制的制约。互助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以及纽约人寿保险公司都是这一行业的巨头，它们的保单销售在整个人寿保险销售中所占份额达到一半。这些保险公司主动与顶级的投资银行联姻，以获取贷款和其他帮助。由于抗议对保险公司控制的斗争，纽约于1905年进行的阿姆斯特朗调查案（Armstrong investigation）谴责了金融企业之间互相联合获利的行为。次年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其大部分内容被19个州采纳。纽约州的法律禁止人寿保险公司承销证券，并命令其卖出它们手中的股票。由于人寿保险公司现在被排除在保险业以外，投资银行被迫扩大它们辛迪加的规模，缩短其持续期（duration），并且吸收更多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加入。
对新兴行业的融资为那些位于中西部和西部的、发展不成熟的投资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证券附属机构提供了向那些成熟的东部银行机构挑战的机会。这些成熟的证券机构，包括摩根公司（Man & Co。）、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等，缺乏有远见的销售策略，与一些外行客户合作，并经常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公司业务无关的事情上。这样，它们就将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拱手让给了新企业去开发，这些新企业建立了零售商业网以支持它们的投资银行业务。新的企业还采取批量市场技术，通过广告和直接邮送的方式推行小面额的证券。
对于一些投资银行、券商以及证券附属机构而言，关注的重点在于小投资者。在有限的既定资源下，并非所有的小投资者都能够充分地将其证券组合多样化。投资信托公司能消除这一局限性。第一家投资信托公司成立于1893年，但它们刚开始增长很慢，1921年才达到40家，然而到1929年却猛增到770家，财产超过了70亿美元。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以及私营管理者的指导下，投资信托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成封闭式互助基金的样式。就投资而言，有些是固定信托，即证券组合在开始时就被确定的信托，而有些是管理信托，即由受托者控制证券组合的信托。
证券在面向广大公众销售时，经常有很多“黑幕”，这滋生了诈骗行为。1911年第一部证券法规《蓝天法》（Blue Sky Law）出台了，此法首先被堪萨斯州采纳。要求在国内发行和售卖任何证券必须先得到国家银行特派员的批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许多州遵循了这一先例。有些州要求将即将发行的证券提交给某一机构进行资格审查，还有些州要求对发行的证券进行公告，并要求交易商登记注册。尽管这一法律是针对“不可信任”（fly by night）的券商，但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那些小银行，它们希望限制本州以外证券公司的竞争。但是由于大多数州几乎不干预证券市场，《蓝天法》对证券销售的影响非常有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证券业的繁荣时期（2）
在繁荣的二级市场，纽约股票交易所（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仍然是最重要的交易商，但是那些排他性和限制性不那么强的交易商也受益匪浅。纽约股票场外交易市场（the New York Curb Market）的股票名单、交易规模和自动收报机数量的增长要比场内的快得多， 1921年，纽约股票场外交易市场也被纳入了场内交易市场。到了192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动收报机服务在奥马哈停止，这给其他证券交易机构和公司提供了一个竞争机会。券商对当地市场的分支机构和代理机构提供内部的电报服务，这加强了其与当地市场的进一步联系。这种扩张有助于提高小的投资者进入二级市场的机会以及它们购买证券的兴趣。
改革的保险业
尽管受到国家法规的制约，保险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部门。20世纪的前30年，保险公司拥有的资产差不多是同期商业银行的2倍。保险行业业绩最为突出的是人寿保险公司。保单的销售额从1920年的6 500万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亿美元，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入，从而推动了保险行业的扩大。尽管普通人寿保险公司的保单销售总额增长了2倍多，面向集团和工业销售的保单增长得更快。就像其他金融中介一样，20世纪20年代人寿保险公司主要面向中等工薪阶层开展业务，这促进了新型保单的发展。两家最大的公司——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和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都是由工业保险公司起家的，当时它们每周挨家挨户推销人寿保险以获取微薄的保险费。保单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保险品被售卖，而是私人投资项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朗调查案以及随后出台的带有惩罚性的国家法律强迫一些主要的保险公司中断与投资银行之间的连锁关系，并强迫保险公司甩卖手中的股票和中止销售延期分红（即半集资联合养老金，semi tontine）的保单。大公司收缩规模降低了保险行业的集中度，规模最大的9家公司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一半。保险公司的投资集中在铁路债券、市政债券、不动产抵押以及保单贷款上。抵押品代替债券，成为最重要的资产，成为证券组合构成的最为显著的改变。到1926年城市抵押品开始占据主要地位，而在此之前，农业贷款是主要的抵押形式。
抵押借款和分期付款信贷
20世纪20年代，想要购买家居和耐用消费品的家庭增加了长期借款。不仅家庭贷款的规模和份额上升了，而且贷款结构也发生了改变。那些传统的、缺乏活力的贷方机构被新的金融中介所取代。
抵押借款是最主要的家庭融资方式， 1923—1929年间，家庭抵押借款额占家庭总借款额的61％。城市不动产贷款机构之所以成为充满活力的部门，主要是因为人们经历了从愿意租住房屋到愿意拥有房产这一长期变化过程，同时也离不开战后经济繁荣的刺激。传统的抵押借款大多由开发商、当地投资商、家庭和朋友提供。1920年，仅有一半的不动产借款是通过金融中介进行。这时市场的主要特征是贷款期限较短，利率只是市场价格的1/3到1/2。大多数贷款，甚至由贷方机构提供的贷款也不采取分期清偿的方式，全部本金都是到期一次性偿付的。而各州对建筑贷款协会或者储蓄贷款协会的限制较少，这些协会不受上述规定的制约。它们将小的储蓄存款集中起来，形成对储蓄成员分期支付的抵押贷款。贷款期限也延长了，可达到12年，占资产总值的60％～75％。这些储蓄机构以及保险公司赢得了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不过保险公司没有储蓄机构的扩张力度大。到1929年，在居民抵押借款中，有40％来自12 342家储蓄贷款协会的贷款，促使非机构的贷款份额降到市场总贷款额的40％。
商业抵押借款和居民抵押借款的证券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促进了城市建筑的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两项创新。（1）房契和抵押担保公司对那些它们发起并为之提供服务的贷款筹措活动的参与者颁发证明书，表明违约风险由它们填写的保险单承担。（2）针对单一商业抵押借款形式，发行了不动产抵押债券。这些债券最初是银行对已竣工建筑的贷款的证券化，但是后来也为开始阶段的建筑提供资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证券业的繁荣时期（3）
一战以后，家庭支出转向大件耐用品。在总的家庭支出中，耐用品的份额翻了一番，达到8％。对汽车需求的增加是家庭支出发生剧烈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对家用电器需求的增加有一定的影响，不提供抵押的消费信贷在战前增长很慢，但战后也翻了两番。尽管银行对为消费者提供信贷的制造商和零售商提供短期贷款，但银行并不愿意为消费者融资。大部分家庭的分期付款信贷是由销售贷款公司（sales finance pany）提供的，他们从销售商那里购买零售期货合同（retail time sales contracts）。10年间，销售贷款公司的数目就从不到100家增加到1 000多家。到1929年，在总额为11亿美元的分期付款信贷市场，销售贷款公司占了40％的份额，而商业银行所占的份额仅仅为5％。
就在一战前夕，汽车交易商的融资中出现了重要的创新。大多数银行拒绝为汽车存货者提供资金，因为它们对支持消费行为和那些特许权有可能在短期内被取消的不值得信任的交易商持谨慎态度。而且，银行不能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使用分期付款票据。制造商只好与那些能承担特许交易商的存货贷款和零售合同的财务公司建立商业关系或者签订合同。通用汽车承兑公司（通用汽车的子公司）、商业贷款公司（与克莱斯勒公司有合约关系）、商业贷款投资公司（与各种汽车制造商有合约关系）以及一般贷款公司（福特公司的子公司）都是这一业务领域的佼佼者。
金融一体化及其脆弱性
从一战结束到1929年，国内金融部门的超常规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新型特征，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对长期贷款的需要。为了服务于家庭和企业，所有金融行业的领头企业都力图在法律限制的框架内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
虽然城市地区的金融中介变得更为完善，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但国内金融市场仍没有达到一体化的程度。19世纪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区间利率差异较大。一战结束以后，初级商业贷款、同业贷款、股票质押贷款以及货物收据质押贷款的利率水平逐渐接近，但是地区差异仍然存在，这表明地方银行家在贷款市场获得了一定的租金。虽然有证据表明，风险可以解释利率差异，但是，即使具有相同担保的贷款——即自由债券，其利率也存在差异，这意味着风险并非唯一的解释因素。
新的联邦机构可能推动了这些进步。联邦储备体系的贴现操作是银行贷款的源泉，这种贷款保证了即使在最艰难时期的资金流动性，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联邦储备地产银行支付的利率也几乎相同。如果国家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一体化，那么部分原因要归咎于联邦储备体系对银行系统结构改革的失败。另外，条块分割的银行业和对竞争的限制也可能是阻碍一体化进程的因素，它们削弱了金融系统承受经济冲击的能力。联邦储备体系努力缓和周期性的利率变动以保护金融系统，但是由于对缺乏多样性的小的金融机构的维护，这一努力的潜在效果大打折扣。由于随后没有再进行改革，20世纪20年代银行的纷纷破产成为20世纪30年代金融体系崩溃的预兆。
金融体系的崩溃，1929—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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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股票市场的冲击（1）
1928年年初股票价格开始大幅度上升。从1928年3月价格上涨开始到1929年9月价格达到顶点，道琼斯工业指数表示的证券总值几乎翻了一番（见图）。价格上涨的股票大多数分布在工业、公用事业以及银行领域，这些领域的活动集中在新成立的企业，而小企业的股票和铁路股票几乎没有上涨的迹象。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扬将资金从其他市场吸走，包括商业票据市场和外国债券市场。
当时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