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们对表现的焦虑成为追求完美的积极动力。心理学家，如罗拉·梅曾指出：出色的表现需要一定程度的焦虑；事实上焦虑强化了表现。这些女性以其无畏的气魄超越了自我不安。从外界看来，她们的行为更像是自信，尽管这是立于焦虑之上的假自信。无论怎么称呼它，它奏效了。
在她们达到顶峰之前，几乎无人相信这些妇女的思想概念；前进中她们不得不相信自己以克服敌人和朋友的巨大怀疑。著名的幻想作家玛丽琳·弗格森，在《太空时代的阴谋》（1976）一书中曾谈论冷嘲热讽的专家，她说在新范例创建中，自信是克服讥讽的传统主义者的关键，“新的范例往往在降临时被待之于冷淡，甚至嘲笑和轻视，它们的出现因异端邪说而遭攻击……我们对趋同的恐惧部分是源自于害怕自己，害怕我们对决策正确性的怀疑。”
艾恩·兰达对这一理论给予了认同，“我肯定，那些将成功归之于运气的人，从未有所成就，也未曾拥有一丝一毫成就所必备的坚韧不拔精神。”艾恩·兰达和琳达·沃切纳都提到，大多数妇女有成功障碍，因为她们在年轻时种植了喜欢“得到认可”的概念。玛丽·凯·阿什、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以同样的语调批评妇女不愿冒不认可的风险，不敢违背家长作风盛行的社会。当面对逆境，尤其是遭受到那些让人尊重的人士忠告时，需要有极大的自信。这些妇女愿意对专家置之不理，这并不是说她们的反对偶像崇拜行为不必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她们抑制女性的需要，而投身于成就获取之中。她们日复一日地与所谓的专家斗争，最终获胜。而对低毁者，她们运用超乎寻常的自尊和坚定不移的自信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旦她们的自信占据上风，流行必然隐退。哥达·梅一生中许多时候面临着死亡和毁灭，但她依然自信而乐观，这种自信是创建自由的以色列王国的基石，没有她坚韧的自信不可能有以色列。
细胞质的知识与创造力
在本章开头引用的迪派克·乔伯拉的话讲道，知道是创造活动的致命杀手，而不知才适合于创造性天才。乔伯拉认为我们将生命的潜在机会建立在预知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概念之上，我们常常对于什么是得以获取“可能”的东西了解得太多。乔伯拉是相对于精神和身体健康而传播这一信条的。他在报告中显示人体中每个细胞是如何每年更换一次的，当问及癌症和爱滋病患者何以未能以新细胞每年得以治愈时，他解释道：“专家”由于其满腹经伦而不断制造着致死的细胞，他继续解释人体每个细胞每年都更新一次，但是人脑成为限制性的联系因素，因为它每天有6万个思想细胞，而其中90％在其遗传性复制中被预决成如同旧细胞。因此，教条主义思想能使病者生病，因为他们以负面细胞来复制，反之健康者因同样原因保持着健康。病体负想性细胞（预先程式化细胞）污染了新的健康细胞，结果使病人的医疗诊断结果毫无变化。癌症和爱滋病患者通过复制“病细胞”思想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健康，这种思想每天印刻于脑细胞，决定了他们体内新细胞的性质。
乔伯拉声称：我们对于生病的内在知识决定着我们生病的状态，我们因为拥有太多的我们“是有病的”知识而在自我摧残。研究显示迅速的康复基本上都发生在“弱小老妇”身上，她们通常未曾浸染太多的知识，她们有较高康复可能，是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会死，统计表明较早死于癌症和爱滋病的往往是医生和其他一些“知道”太多自己死亡可能性的人。创造活动、创业和革新很多方面与健康类似，知识当然重要（见第3章），然而当着手新概念时，具有开放式思维很重要，不要“知道得太多”。事情如何完成的预先知识是重要的，但能完成什么的预先知识，则有碍于创造性过程。换言之，我们内在的事实图景支配我们的创造潜能。从研究这些男女创造天才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基本上从没生病过，尽管他们都是A型工作狂（另一本书的主题）；并且肆意滥用自己的身体和感情系统。
知识性傲慢与创造力
不成功者知道一切，成功者知道太多，天才们知道极少！是个悖论吗？不！有经验的老师教会我们太多的什么不起作用，什么不要尝试，什么不能做到。事实上，我们学校体制所亵渎的正是那些他们应力图尝试着去做的东西，他们以自己具体化实现了的限制教育学生。哥伦布被教导地球是方的，但他不信。其他天才也遇到如此境遇。西尔维纳斯·P．汤普森教授说爱迪生的电灯泡计划“注定要失败，显示出他对电和力学的基本原理都一窍不通”。教授的想法并不孤立，斯蒂文森研究所的亨利·默顿博士也称爱迪生电灯泡的发现是“纯粹无知引致的荒诞行径”。这两位饱学之士都在嘲笑一个只接受过3个月正规教育而恰恰是正确的人。贫穷而无教育的爱迪生没有受到什么是可能和什么是不能做的约束——因而他实现了不可能，他创造了真理。真正的创造天才，就像爱迪生一样，从承认无知中脱颖而出，这些创造性妇女有着同样简单的直觉领悟，引导她们不顾陈规和专家高见。玛格丽特·米德在《冬天黑豆》中令人信服地说道：“就我而言，毫无疑问自己是个离经叛道的人，因为我以极大的兴趣从事着那种大多数妇女不感兴趣，更不用提以此为职业的事情。”
过多的知识无疑自杀！
众多的研究说明，世界上伟大的革新者有开放式思维头脑，使他们探索无人问津的处女地；历史也给出无数事例显示，专家们是如何以其维护传统的热情阻挠着创造力，甚至爱迪生否认泰斯拉的交流电理论，因为它与自己对事实的概念了解不符，更重要的是这与他自己直流电的发明相违背。更多事例说明，对那些顽固相信专家所传授的知识的人来说，太多的知识害人非浅（托马斯·S．奎恩在《科学革命》中归纳出，没有一种新范例能在旧范例代表性专家逝世前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
再想想那位不幸被锁在冷库厢中的人，他明白如果不在几小时内得救，自己会冻死，他在临死前记下几句话，涂写在车厢墙壁上，“越来越冷，马上要完了。”当第二天发现他尸体后，人们检查了冷库，发现开关关着，温度是58度。这个人“知道”太多，因而杀死了自己。
医学甚至记录了一个更离奇的故事。8个人被困于深坑，因为没有水和食物，他们知道除非在几天内获救，否则必死无疑。他们中只有一个有手表，他负责向别人宣布时间，让他们明白生还的机会大小。为了保持其他人的精神，这个人撒了谎；当过去1小时时，他说过了30分钟；他连续几天谎报时间。一星期后这群人才得救，在缺水情况下他们能活这么久实在不容易。其他人都活着，只有那个知道事实的报时者死了。太多的知识杀害了他，而太少的知识救了其他人。
心理学家已证明思“之”则有之。如果棒球指导对投手说：“别把球扔得太高滚进去”，在投手潜意识脑海内记住的话正好与指导完全相反：“高点和进去”。唯一适当的交流必须有助于潜意识贴切植入的信息，在这个例子中“低点和外面”是唯一合适的交流语言。正面看待是给成功的行为反应刻入合适形象的唯一方法，有两个标准是：限制合适的知识，植入新的正面知识。我们这十三位女幻想家只想自己的终极目标，从不让旧条规来破坏自己的任何思想！
创造天才踏上无人问津的禁地
麦当娜告诉制作人打破常规，尝试别人未曾做过的。她坚持说要他们试试“不同”，尽管那是有背传统的，这种哲学观帮助她打破了甲壳虫乐队在80年代保持着的流行歌曲单曲唱片销量记录，同时给她带来了金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第一个职位教育大臣的任期中，为控制教育经费预算，毅然停发儿童免费牛奶，她因此立即遭到了新闻界和反对党的批评，给她冠上不友善的头称：“牛奶掠夺者撒切尔”，反对她的文章称这是“母狗的壕沟”，预言她自取灭亡。她是在政治自杀吗？她全然不理会这种宣传，沉浸于未来，义无反顾地迈向长远目标，这种大胆行径正是导致撒切尔踏上这块领地最高位的一个原因。在没有一个男人敢于获取不可能的职位时，她登上了保守党领导人的位置，她不怕烈火的袭击，承受着热浪，她因而获得成功。
作家艾恩·兰达撰写的小说《本源》和《阿特拉斯耸肩》也打破了所有规则。她的出版商恳求她取消重写这种史诗小说。因为这实在太深奥，不适合一般读者。艾恩·兰达不了解出版界关于读者人数的统计调查，但毅然拒绝对手稿修改一个字，造成了与出版商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根据专家说法，两本书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500万册销量，《本源》还拍成了由加利·考伯主演的，深得赞扬的电影。
打破常规
打破常规的能力是创造幻想家的关键行为品质。当塞姆·沃顿提到自己成功经营的规则时说道：“我常为自己能破别人之常规而感到骄傲，我始终偏爱能对我的规则提出挑战的异己”，这一哲学观使他成为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在他90年代的自传中，沃顿说：“首先要破除陈规……所有知道我以不成熟想法向前行进的人，都以为我是完全失去了理智，没有人敢将投资赌注押向第一家沃·马特联锁超市时……我们倾家荡产起家”。
像塞姆·沃顿一样，玛丽·凯·阿什的律师也告诉她：“立即清偿你的资产，拿回所能得到的所有现金。如果你不这么做，将会分文不名”；她的会计师，在她开店前30天，丈夫突然死于心脏病的时候告诉她肯定会失败，阿什不理会这些悲观者，她继续行进，创立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具有讽刺性的是，艾斯蒂·劳达在15年前也受到律师和会计师相类似的警告，他们叫她不要到竞争激烈的化妆品行业去，那样几乎毫无成功希望。她置之不理，创建了数十亿美元的化妆品帝国。
哥达·梅到达了大多数男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她连夜穿过沙漠，去和她的至敌阿布杜拉国王见面，在以色列国建立前，争取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她怀揣手榴弹来保护自己的国民，争取以色列国家的保存。她度过了多年生存水平线上的苦行憎生活，她毫无怨言地几乎在躺椅上度过了三十多年时光，大多数妇女可能从没想象过多年来只以两件棉衬衫度过光阴，她却只有这两件替换衣服。对这位激昂旺盛的女性来说这，这些物质条件并不重要，更不用提化妆了。她打破了所有女人特性规则，但却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年满50岁时还被看作是最迷人、令人愉悦的女人。
反对偶像崇拜的女性
许多妇女幻想家被看作是叛逆者，因为她们否认习欲。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莉莲·弗农、麦当娜、艾恩·兰达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极其倔强的女幻想家，她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信，能让她们面对传统的挑战而不丧失自我；她们的怪僻源于同行和对手的强烈反对和敌视，她们那不撞南墙心不死的决心使她们富有趣味而与众不同。看看移民艾恩·兰达（又名艾丽莎·罗森伯姆），将她的姓取连合活字，头一个字母与她的“大块”的好莱坞电影赠品相嫁接，以不致于被驱逐出境，然后力图保存她的名，兰达。再想想玛丽亚·卡拉斯告诉她罗马天主教徒的丈夫贝蒂斯塔取消与教皇的见面“今天上午我不想去见教皇，天在下雨，在灰暗的天气穿着黑衣眼让人不舒眼。我们换个时间去吧。”贝蒂斯塔发疯般地解释没有人会因为下雨而不去朝见教皇，但无济于事，卡拉斯固执己见。教皇——伟大歌剧迷——答应了她改日接见，当时反复无常的异已者卡拉斯与教皇就歌剧的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斯坦内姆告诉女性听众，“在接下去的24小时，根据简单的法律原则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海努埃·珍妮听从此言持续5年，她说“我是个激进派”，在1969年和1972年，她坐在北越南的榴弹炮上，通过向军人的实况转播，恳请他们停止战斗。这种出格的行为举止并非毫无代价，大多数妇女会在这些女性每天所受的精神折磨中垮掉。凯瑟琳大帝是历史上偶像崇拜最激烈的反对者，她颠倒社会现有的男女性别观念，像男人般骑上雄马，跟着个让她愉悦的男侍从。特蕾莎嬷嬷显得同样离经叛道，罗马教皇在去印度时赠给她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车作为交通工具，大多数妇女会出于政治礼节，至少在仪式上使用它，但不趋同的特蕾莎嬷嬷却不顾繁文缛节，将它卖掉后把钱分给了穷人。玛格丽特·米德甚至走得更远，将自己和丈夫乔治·贝特森都称为是“离经叛道之徒”。
许多这些标新立异者都被她们的敌手冠以不雅观的称号。撒切尔的绰号是“铁女人”，这也确实是她好用的方式写照；卡拉斯被称为是“恶魔女主角”，甚至特蕾莎嬷嬷也被杰曼·格里尔称作“宗教帝国主义分子”。麦当娜成为“都市妓女”和“物质女孩”的同义词，她高兴地将此作为获得20世纪最神秘，最具性渗透力女性形象的美称，她说：“我将丧失贞操作为职业生涯的动力，”由此可见她的叛逆天性。当1993年底，她将波多黎各国旗从她两条大腿夹缝间穿过时，激怒了两万波多黎各人，这种举动只有麦当娜做得出。兰达被坎特、斯金纳、索利文和塞特拉责骂性地冠以“认识论的良心”；沃切纳因为生意场上冷酷无情而被冠以“冰与火”和“斧头女人”，她的经商哲学观是：“我的方法至高无上”使其臭名远扬。温弗雷因为她对观众的施情与同情而以“美国精神病医生”闻名，阿什被她崇拜的推销员赋予“王中女王”的称号。这些形象无不缠绕印刻在这些女性的个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