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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幻想家早年就学会风险和失败，她们早年培养归纳于树立强烈的自我形象，造就她们成为创造革新人才。她们习惯于将风险当作实现梦想的“机会”，每当她们征服后在沿途树起一块丰碑，她们便因取得经验而变得更坚强，更充满信心地接受下一次风险的挑战。他们越趋自信、更定势地把新风险看作比先前更少危险性，她们树立越来越强的冒风险品格，对危险环境更能处置泰然。其结果是照公众和同行看来的离奇越轨行为，对她们来说这只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道路。
站在高墙上面对5000名观众，对害怕摔下或出丑的人来说是个冒险。而对具有绝对自信和信心的人而言，这种经历并非冒险，而是挑战。这并不是有意混淆冒险与焦虑，焦虑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有益的，但它与冒险无关，担心接下来的进展和工作做好当然不错，这有利于对冒险决定的担扰。在许多商业冒险投资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例子层出不穷。这十三位女性有较高的冒风险倾向，使她们有别于那些与冒风险无缘的妇女。
女性对凤险的恐惧
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女性千百万年来一直被培养成躲避风险，她们被保护、定势和鼓励成尊崇安全、逃避机会。石器时代女性生养孩子，退缩于洞穴（家）中保护后代，这种遗传植入脑海，使她们被教养成寻求安全者，保护家庭免遭外人闯入或破坏，除了洞穴和家庭的安全，妇女们不愿冒更大的风险。相反地，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男性演化成冒风险者，走出安全的家庭到陌生的荒野寻找食物，这种遗传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冒风险认识。男性传统地习惯于探索新领域、满足于冒较大风险；女性则更满足于维持和保护家庭免受外在风险。由于遗传女性一般在风险躲避方面远比男性严重。
女性一般不孤注一掷，因为这有关家庭安全。相反地，男性能更轻松自如地处置不确定，一般比女性更容易选择更冒险的途径；女性对个人及孩子安全方面的需要远远超过男性。我们这十三位妇女没有如此浸染于安全感，事实上她们比一般女性更倾向于冒风险、探索、生活在边缘地带，看来她们对风险和矛盾的忍耐力也远远超过大部分男性。她们宽容惯爱的家庭，教育她们自由探索，毫不畏惧地去冒险，这种早期地培植使她们定势为更满足于风险取向型环境。研究显示咱山”地探索和试错境况下的失败塑造培养了具有辉煌革新的有胆之士。艾里森·斯坦列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一书中进行过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地的少年与西欧、中东环境下孩子的比较研究，发现犹太区孩子有智能发展优势，这是由于早年环境允许他们自由探索，她说：“自由探索环境，发展我们身体技能与智能发展相关联”，这种早年自由地探索和尝试失败，看来是培养创造性冒风险者的关键。
女性直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过程中，更依赖于直觉性。哥达·梅直觉到约姆基普战役，但她的预言不为男同僚理会，他们自以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成千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拯救。凯瑟琳女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来临上具有同样的直觉洞察力，在1788年时曾说到：
这位凯撒何时会来？噢！他会来的，肯定会来的，如果革命获胜……
如果法国得救，它会比任何时候都强壮……它所需要的是一个非凡的人，
比当代任何人都伟大，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他是否已经诞生？……
他何时来临？一切取决于此。（特洛伊特，1980）
多么敏锐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绘的这位超人已经于1769年诞生于科西嘉；她的预言在几年后就变成现实。法国革命在她伟大洞悉后的一年便发生。拿破仑，这位历史上有争议的伟大军事领袖，于1799年成为法兰西统帅。他以对欧洲大多数领土的征服，证实了她的预言，只是没能在这位俄罗斯女皇的领土上逞强。
艺术家和音乐大师常与直觉过程相关联，企业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娱乐家则不如此。然而任何这些领域独特新概念的思维过程没有多少差别，过程包括具备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制于约定俗成。在真理探索过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张地图重要得多，因为地图是别人感知的现实，它只标明别人所到达过的地方；要踏入无人问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图，走你自己的路。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图，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
女性直觉事例层出不穷。妇女比男人更倾向右脑驱动，更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西方社会通常对妇女的感情奔放较为宽容，因而与男人不同，妇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认可和自由去经历自我感觉，从而驱动右脑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奥泰里亚大学的多林·基默勒发现女性更明显地通过两侧大脑来表达语言，而男性只用左脑。这再度证实大多数冷静男士知道的事实：妇女更借助于直觉。
创造是个质量型而不是数量型的过程，因而直觉（右脑）的妇女比男士们更具资格，这也是她们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因。已有规则通常是以数量型演算而成的数字操作，这种高度预定化的环境导致自我稳定，但它同样成为一种生存本能去约定俗成或服从“过去的好网络”，因为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标准态。这对于世界静态组织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是依赖于稳定性和数量可靠性；然而，数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于世界上创造和创新活动的成功；动态社会和创新成就需要立足于直觉的质量方法。因而，妇女以其直觉优势，高度的风险和矛盾承受力，是领导动态组织的最合适人选；如若容许，她们会成为创造和创新组织的杰出领导者。
右脑思维
罗伯特·E．奥斯坦因的《知觉心理学》观察到，学校培养学生左脑思维传统，有背于创造活动，他发现学生强调分析能力培养，忽视非语言培养，其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艺术家、舞蹈家、神秘主义者学会运用智力的非语言部分”，因而成为创造人才。弗利吉夫·凯普拉在《转折点》（1982）发现，由于遵从陈旧的哥白尼／牛顿式的将人作为机械性个体，我们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凯普拉准确地将世界描绘为质量型的，而非雷卡尔所说的数量型的。名牌大学培养的MBA学生，将现存的商业模式化，以了解在动态环境中变幻莫测的经营，这对静态组织管理还有用，但对培养学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创业是绝对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过研究现有的来了解崭新的，这种方法论是过时的笛卡尔理论的化身，那是脱离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陈旧方法。伟大的革新者和创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数字性崇拜，右脑驱动革新者学会运用应付动态社会必备的数量式问题解决技巧。特蕾莎嬷嬷以其简单方法取得成就，对此了解透彻：“如果我们等到数字出来，我们会在数字中迷失”。
科学家早就发现，左半脑控制语言、序列、数字和逻辑思维过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脑导向，围绕组织和预测。相反地，右大脑负责非语言、视空、感知和直觉，更具东方特性，右大脑所思维的是即将涌现的思想泉流，爱因斯坦对此了解甚多。当离船踏上纽约港时，一位年轻记者问他从地球到月亮距离多远，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记者深感惊讶，认为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简单问题，爱因斯坦说，“如果我要费神去知道这些小事情，我会无所适从。我需要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脑直觉力会被毫无用处的左脑数量性事情所限制，他不想让左脑琐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脑思维能力。
科学家同样发现，在数字演算过程中，左脑占主导，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觉或创造性思想，这便是为什么伟大思想总是产生在飞机上，在细雨中，或在退潮前，这些时候，脑子没受制于数量问题的解决，而让右脑，直觉的大脑，向创造思维敞开，我们如何能将自己处于这种创造状态之中呢？彻底放松，沉思、感觉消遁封闭和睡觉是最好的途径。坐在计算器或打字机前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这时你的左大脑主宰思维，让右大脑处于催眠状态，无法发挥功效；到海滩边去散步，让左大脑休眠，右大脑就会发挥神奇的直觉力量。莉莲·弗农就采用这种方法选择新产品，她从不采用正规的市场研究技术，而是依赖于自己所称的“我的黄金内脏”，以她的话来说：“我只是卖出了自己想买的产品。”
幻景
安顿·威尔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说：“未来首先存在于幻景，然后于意愿，然后才变为现实”。卡尔·荣格在1988年发展了威尔森的观点“幻景是创造的机制”。幻景或象景不受什么“是”的制约，它们去追求什么“可能是”，因此，倾听自己内在心声感觉，让崭新而未知的启示掠过脑海，它让个人随心所欲去试错，卸掉自我，摒弃同伴影响。内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记，是完成突破性创造过程的唯一途径，而幻景是导致这种想象出现的过程，无论是通过沉思、放松、感官消遁、催眠还是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这种力量只能通过放松性的集中来建立。书中许多女性没听说过安顿、威尔森和卡尔·荣格的理论，但她们以其敏锐的感觉实践着这些科学家智能型创造力的意境。
教条主义思维有背于创造
哥达·梅毕生与一个异端邪说的宗教运动相联系，颇具讽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于母亲的坚持，哥达以犹太人信奉的仪式成婚，而哥达自己认为教条主义的仪式完全不需要。艾恩·兰达创立了自己的教条，她13岁时，便是个彻底无神论者，但她的作品颇具宗教狂热，以致在美国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运动，意志自由主义者运动。她由于一个对抗性的电话而写了《阿特拉斯耸肩》，一位朋友告诉她“你有责任为你的哲学撰写非小说论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罢工又怎么样呢？世上所有有创建者都罢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便是《阿特拉斯耸肩》故事的主要线索和道德哲学观：“在道德哲学历史中最具伤害力的反概念之——责任！”兰达概述道：“责任摧毁推理；责任摧毁价值；责任摧毁爱情；责任摧毁自尊（它不让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责任摧毁道德”。
大多数创造天才探寻真理，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得不摧毁旧的教条，不让教条限制新生事物。约瑟夫·舒姆彼得的“创造性摧毁”定义了革新过程的本质，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现都必须以旧事物为代价，教条思想必须被任何想成为真正创造者的人清除出去。书中这些女性将自己的透析立于教条条规之上，是首先摧毁过去偶像的人。
小结
书中这些女性所显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规则”的品质是创造过程的本质，每个人都愿意踏入别人不敢问津之地，并以宏观视野来达到，她们女性化的直觉是她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她们以其归纳的、宏观的、质量的视野对待一切事情；她们具有直觉眼光，有福生活大图景和一种长期观念；这些妇女不理会一切教条，运用自己的视野和想象眼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借助叛逆性和离经叛道的态度，达到了各自事业和领域的顶峰。
这十三位创造幻想家也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结果如何，她们是自我的圣人。这种反偶像崇拜被一个富有弹性的自尊武装着，这在商界，政界或娱乐圈并不多见。她们不是程序化为取悦于世界，而是听任自己内在需求和梦想的指挥，她们以优雅而反叛性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所认可的那种方式实现这一切，他说“所有真理经历三步曲”，
第一＝它是荒唐的
第二＝它遭强烈反对
第三＝名被视为不证自明
叔本华进一步证明，只有3％的人卷入前两个步骤，97％的人等待着不让自明阶段，而往往是太后面了，不可能有较大机会发生。这些女创造天才愿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为大有收获者。她们满足于矛盾使她们名利双收。
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第五章 事业胜过个人生活
第五章 事业胜过个人生活
天才女孩需要有能成功地将婚姻、养育和职业融为一体的女性榜样。
——天才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
如果我们处于一个男女共同工作的环境之中，妇女必须学会放弃迎合
男人的感觉。
——玛格丽特·米德
男人成功通常是经过有效的竞争取得，女人的成功则通过人际关系。
——卡罗·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声音》
有所追求的创业家、创造天才和革新领袖在处理个人生活／职业生活的关系中不外乎有三种选择。其一是抛弃所有限制性的个人关系因素，如丈夫和孩子（特蕾莎嬷嬷、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其二是以序列形式安排二者关系——先结婚生孩子，当孩子长大独立后，再转到职业生涯（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或颠倒二者时间顺序，先追求事业，直到30岁之后才考虑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玛格丽特·米德、奥普拉·温弗雷和麦当娜）。其三是试图二者平行，这是最困难的方法（凯瑟琳女皇、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和莉莲·弗农）。
请注意，书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约33％）分属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