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政治史- 第2部分

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主张“法不阿贵”。他的政治思想为统一的封建政　

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他成为战国末期最合时势的大思想家。　

　　　　　春秋时期，旧有的宗族制度逐渐瓦解，新的家族制度正在兴起。这种转　

化引起了政治制度的变化。此时，诸侯国君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大夫手中。　

这些有权的大夫世代相袭，成为相对于诸侯的、把持国政的世卿。世卿又在　

自己家内养士作为家臣。但家臣不世袭。于是，诸侯国内盛行世卿制，世卿　

家内却盛行家臣制。家臣制在战国时发展为客卿制，到秦汉时形成官僚制。　

　　　　　战国时期，周王室已失去了天下大宗和共主的作用，秦、楚、燕、齐、　

赵、魏、韩七大强国经过征伐，各自建立了地方性王国，公元前221年，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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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　



　　　　　　　　　　　　　　　　　　　　　　　　　　　　3。民族和国家关系　



　　　　　公元前8～前3世纪，在欧亚大陆和北非，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国家，各　

民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大，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尤其是联系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各国的固定商路的开辟，更为各民族之间的　

经济政治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古代世界各地区各国及东西方民族的　

沟通与交融。　

　　　　　希腊人在政治上是不统一的，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神之子希伦的后　

代，形成了统一的希腊人概念；当地的土著居民皮拉斯吉人、勒勒吉人等也　

融于希腊人之中。西亚是多民族聚居和民族迁徙频繁的地区，也是东西方民　

族融合的一个汇聚点，尤其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东侵，使这一地区的民族成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埃及，随着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和　

希腊人的入侵，也改变了埃及单一民族发展的历史。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　

后，尽管种姓制度对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通婚有严格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未能阻挡雅利安人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处的　

国家。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晋、秦、楚、齐等　

国都经历了和蛮夷戎狄杂处、融合的过程。当时虽有华夏与夷狄之别，但这　

种区别不是种族而是文化，在诸夏与夷狄之间虽曾有过冲突，但也友好交　

往，在尊周礼，接受华夏文化的前提下，到东周末年，大体融为一体，至秦　

汉时代，中国内地已无华夏夷狄之别，大家都进步为诸夏了。　

　　　　　公元前8世纪以后，欧、亚、非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扩大。战争仍是　

国与国之间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如公元前500～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公　

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公元前3世纪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等。　

另外，为满足某种利益，国与国之间结成联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国际交往　

方式。例如，伯罗奔尼撒同盟、希腊人同盟、提洛同盟、中国春秋时期诸夏　

会盟等。再有就是通过互派使节，建立外交关系和联姻来增进各国之间的友　

好关系。例如印度阿育王时就曾派使团前往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国和希　

腊，并同印度南部地区各国保持友好往来。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希腊化　

国家的建立，国际间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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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希腊城邦的兴衰　



　　　　　希腊城邦的兴衰，构成了希腊政治史的主要内容。希腊城邦出现于公元　

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以希腊本土为中心，逐渐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　

和黑海周围。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进入繁荣时期。在著名的希波战争中，　

希腊人击败了波斯的进攻，捍卫了民族独立，同时也显示了城邦制度旺盛的　

生命力。自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城邦赖以生存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遭到破坏，城邦制度发生危机，最终为北方兴起的马　

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代替。　



　　　　　　　　　　　　　　　　　　1。城邦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　



　　　　　希腊城邦是古希腊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创造的一种　

早期国家形式。城邦一般建在土地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通常以一个城市　

为中心，联合周围村庄，小国寡民，独立自治，虽彼此较为隔绝，却又生气　

勃勃。城邦最本质的特征是实行公民集体专政。　

　　　　　希腊城邦的形成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在多利亚人军事征服过程中形　

成的，如斯巴达；有的是在原先氏族制度解体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雅典；还有一些城邦则是通过殖民或移民建立起来的。　

　　　　　希腊各城邦在其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对立双方势均　

力敌的城邦，曾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随着对立双方力量的变化，在平民力量　

占上风的城邦，建立了民主政治；在贵族势力强大的城邦，则建立起贵族寡　

头政治。雅典和斯巴达便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城邦的典型。　

　　　　　　（1）城邦形成时期的政治思想　

　　　　　希腊人关于国家和法的思想，随着希腊城邦的产生而形成。荷马时代的　

希腊社会，已处于氏族制度解体和阶级产生的阶段。军事首长和氏族贵族的　

经济实力及政治权力与日剧增，普通氏族成员纷纷失去份地，成为贵族的雇　

工，或沦为乞丐。世袭贵族利用传统的制度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权威，奴　

役自己的氏族同胞的行为，引起了氏族成员的不满和愤恨。他们失去了对旧　

制度的幻想，寄希望于正在产生的国家。　

　　　　　希腊人关于国家的思想，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清楚地反映出来。“神人　

同形同性”是希腊人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希腊人认为，神与人的属性相似，　

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聪明，更美丽和更长寿。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　

家色诺芬尼（约前560～约前478）说过，“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　

形体，穿戴和人相同。”（转引自F·M·康福德著：《从荷马到亚历山大时　

代的希腊宗教思想》，伦敦，J·H·登特出版社1923年版，第85页。）荷　

马也曾毫无顾忌地述及诸神及其品行，对神的劣迹、愚拙、凶残、狡黠，描　

绘得维妙维肖，揭露得淋漓尽致。希腊人对神的祈祷和献祭，不是出于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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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服从和畏惧，而是为了获得神的保护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　

腊人与诸神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由于作为人的典型的神都有缺点　

和不足，并非尽善尽美，所以，人世间也就不可能有居万民之上、神圣不可　

侵犯和所谓“绝对的善”的君主。希腊人崇尚自由，追求人的自尊与平等的　

民族精神，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绝对服从的君主专制统治。他们希望在一　

个安稳自在、很少束缚的环境中生活。实行公民集体专政的城邦，即是他们　

比较理想的政治形式。　

　　　　　古希腊最早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诗，希西阿德　（约公元前750～前　

700年）的《田功农时》，即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分化，贵族和平民斗争的　

情况。希西阿德视人类之初的原始时代为“黄金时代”，他哀叹悠闲自在的　

小农生活的逝去，严厉谴责当时贵族专横跋扈，欺压平民的罪行。他把贪婪　

的贵族比作凶猛的老鹰，把受欺凌的穷人比作可怜的夜莺。夜莺落入老鹰的　

爪下，就要受其宰割。但代表真理与正义的夜莺是不会屈服的。在这里，希　

西阿德第一次表达了小农不甘永远受欺辱的阶级意识，指出复仇之剑终将落　

到压迫者的头上，宙斯迟早要惩罚那些强暴、欺诈的罪恶之徒。　

　　　　　如果说希西阿德只是表达了他对未来国家的一些朦胧看法的话，那么，　

梭伦　（约公元前640～前560年）则创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与法制的思想体　

系。梭伦未曾留下系统的国家和法制的论著，所以，我们对他国家与法制思　

想的探讨，只能主要依据他的改革措施。梭伦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温和的有资　

格限制的民主制。他在限制贵族特权，提高工商业奴隶主政治威望的同时，　

也注意到了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他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应是氏族贵族和　

工商业奴隶主，人民只有选举和监督公职人员的权力。梭伦极其重视法制，　

在他看来，只有法制才能建立秩序，取得一致，权力和法律是国家稳定的保　

证。以法治国，不仅巩固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地位，而且也使平民学会在法的　

范围内，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保卫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也限制了贵族的　

权力。　

　　　　　梭伦的法制，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成为立法、司法和监督机关。在　

司法实践中，虽然还不能避免富人因财富和地位而对司法判决产生一定的影　

响，但梭伦的法制思想起码在理论上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在　

法制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为希腊的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2）城邦形成与早期僭主政治　

　　　　　公元前8～前6世纪是希腊城邦形成时期，由此开始了希腊历史发展的　

新时代。　

　　　　　①希腊城邦的形成　希腊城邦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铁　

矿的开采和铁器的普遍使用，带来了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高涨。在此之　

前，希腊人所需的金属块，一般认为是从腓尼基人那里交换来的。从公元前　

8世纪开始，希腊各地开始开采自己的铁矿和铜矿，例如，拉哥尼亚的铁，　

优卑亚的铜。另外，冶金技艺也有了提高，焊铁和铸铜新技术得到普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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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广泛使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有可能　

成片地开垦和深耕，葡萄、橄榄、谷物的栽培技术也大大超出了以前的水平。　

希腊人将自己生产的酒、橄榄油、陶器等运往地中海沿岸乃至欧洲内地，换　

回希腊本土所需的粮食及各种原材料。这种贸易促使希腊本土经济迅速发　

展，它不仅使原来的自然农业转向经营性农业，而且也促进了造船、制陶和　

冶金等手工业的发展。希腊的造船业，在吸取腓尼基人造船技术的基础上，　

有了很大发展。他们不但能建造船首、船尾高大，货仓宽敞的商船，还能建　

造结构复杂、有三层桨座的高速远航大船。此时的制陶业也有了显著的进　

步，能生产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陶瓶和陶罐，且数量很多。随着商业性生　

产和贸易往来的扩大，希腊各地出现了贵金属铸币。从很早的时候起，希腊　

人就用薄而短的贵金属条块作为交换媒介了，不过，除此之外，在当时还以　

牲畜、铜斧、铁块等实物作为价值中介。公元前7世纪初，小亚细亚的吕底　

亚王国开始使用金银合金的硬币，小亚细亚沿岸希腊诸城邦继而仿制，不久　

便传到了希腊本土，许多城邦都自铸货币。铸币材料一般都是成色较高的金　

或银，以此铸成成色重量一致，有某种固定图案的园形货币。贵金属货币的　

使用，是希腊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希腊经济的迅猛　

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希腊奴隶制关系和自由民内部阶级分化也迅速发　

展起来。氏族贵族利用权势，大量侵吞公社土地和财富；农民的状况进一步　

恶化，大批失去份地的自耕农，被迫成为贵族的雇工，有的因无力偿还欠债　

而沦为债务奴隶，甚至被卖为奴；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中形成的工商业富裕　

阶层，虽在经济上较为富有，但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在贵族眼中，他们只不　

过是昔日“肩上披着山羊皮宛若牝鹿在城门外放牧的人”。此外，私有制和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使一些旧的氏族贵族遭到破产。公元前6世纪麦加　

拉诗人费奥格尼斯，一个破产的贵族，曾悲哀地感叹，“假若我有钱”便“得　

人敬重，视我为友”而如今“贫穷锁住了我的舌头”。总之，随着商品货币　

经济和奴隶制关系的发展，自由民之间的财产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有人穷奢　

极侈，有人贫穷困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国家的产生。　

　　　　　希腊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希腊城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　

腊地区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连绵起伏的山脉，把希腊分割成　

一个个相对孤立闭塞的小区块，没有可作为地区统一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　

心，因此，希腊人很难集合在某种统一的体制下，从而使希腊城邦具有小国　

寡民、独立发展的特性。希腊城邦除斯巴达较大，约8400平方公里外，其　

他面积都很小，一般只有几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不足100平方公里。　

　　　　　人口多则三四十万，少则几万。生活在城邦这种独立的主权国家中的希　

腊人，将个人与国家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生活的小天地就是独立的国　

家，他们自己就是享有自由的国民，因此，他们没有东方大国之民那种对国　

家渺茫、抽象的观念，因而也就没有对神明和君主的畏惧和对疆域广阔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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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想往。　

　　　　　希腊城邦是由设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的堡垒发展而成的。这些堡垒，　

既可作为防御侵袭的避难所，又可在其中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这种堡垒，　

后来也称为“卫城”或“高城”。人们在卫城周围的乡村居住，从事必要的　

生产活动，以求生存。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日趋频繁，于是，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