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诺夫分子的当前任务如下：
——破坏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余粮征集制和其他制度的执行；
——杀害俄共（布）代表和苏维埃政权代表；
——袭击小股红军部队，解除其武装；
——破坏铁道，毁坏仓库和基地。
根据上述任务，安东诺夫分子采用下列战术：1）不与红军大部队作战；2）在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并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才投入战斗；3）必要时，将部队化成小股撤出不利的战斗，分散到不同地方，然后在预定地点集中。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到1921年3月1日，司令部下辖的兵力达32，500名步兵，7，948名骑兵，463挺机枪和63门火炮。5月1日这支部队又增加了5，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但是，坦波夫的军事指挥部由于缺乏组织能力和不够果断，未能肃清安东诺夫匪徒。
疯狂的安东诺夫亲自率领部队袭击了红军的守备部队。这事发生在1921年4月初，为数5，000人的一支安东诺夫匪军消灭了我拉斯卡佐沃的守备部队。当时我们有一个整营被俘。
不久，М·Н·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司令，指挥与安东诺夫匪军作战的军队。
关于М·Н·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曾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役战略才能。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他们。
我第一次见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在他到我们独立骑兵第14旅来的时候，在坦波夫希纳的热尔迭夫卡车站上。当他与旅长谈话时，我在场。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在讨论了我们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战士、指挥员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我们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都很关心。
在离开以前，他对我们说：
“列宁认为，必须尽快肃清富农的叛乱和他们的叛匪武装。你们肩负重大的任务。应当尽一切可能，尽量快、尽量好地完成任务。”
当时我哪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自从任命了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В·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以后，与匪徒的斗争就有了周密的计划。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副司令是И·П·乌博列维奇，他同时负责指挥混成骑兵群的行动，并亲自参加了与安东诺夫匪徒的战斗，在战斗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歼灭安东诺夫匪军的最激烈的战斗，是1921年5月底，发生在沃罗纳河地域的下列居民点：谢苗诺夫卡、尼科利斯科耶、普希诺、尼科利斯科耶—佩列沃兹、特里夫吉、克柳奇吉、叶卡捷琳诺夫卡和霍漂尔河。在这一带Г·И·科托夫斯基的骑兵旅、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第7骑兵训练班和我们独立骑兵第14旅都打得不错。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够全歼叛匪。
在谢尔多勃斯克、巴库拉、叶蓝地域，И·П·乌博列维奇所指挥的战斗行动给安东诺夫匪军以重大挫败。被击溃的残匪纷纷向奔萨方向逃窜。在萨拉托夫省的仇恨叛匪的农民的帮助下，这股残匪几乎全部被歼。
1921年夏季，И·П·乌博列维奇指挥的部队于新霍皮尔斯克附近，在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援下还肃清了瓦西卡·卡拉西和博古斯拉夫斯基匪徒。
同安东诺夫匪军进行了不少次苦战，特别是1921年春天，在距热尔迭夫卡车站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一次战斗绐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大早，在旅编成内行动的我团接到战斗警报。根据侦察的报告，距村10—15公里发现集中有3，000名安东诺夫骑兵。我们骑兵第1团离开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在左侧成纵队前进，而在右面相距4—5公里行进的是第2团。我受命带领全连配有4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过5公里，我连就与250名左右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尽管敌人数量比我们多，我们把全连展开并把火炮、机枪的火力对准敌人，向敌人猛冲过去。安东诺夫匪徒经受不住我们迅猛的突击，向后败退，遭到巨大损失。
在白刃格斗时，一个安东诺夫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我的马匹。马摔倒时，压在我身上，如果不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援救，我肯定会被砍死。诺切夫卡挥动马刀狠狠一下，劈倒了这个匪徒，然后抓住他的马缰绳，帮我骑上马。
不久我们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我连翼侧。我们立即展开全部火器射击这股敌人，并派人将此情况报告团长。20—30分钟以后，我团奋力前进并投入火力战斗。
我旅第2团遇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我团翼侧。团长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我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
安东诺夫匪军发现我方这一行动后，即尽全力向作为团的后卫的我连猛扑过来。
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十分艰苦。敌人看到我们人很少，认为可以消灭我们。但他们要做到这点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连有4挺重机枪，携有足够的弹药，还有一门76毫米火炮。
我们不断地变换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向我们冲来的敌人队伍进行了几乎是抵近射击。我们看到敌人的尸体铺满战场，而我自己则一面战斗，一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但我们的人马越来越少了。我亲眼看到我的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员，并且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的父亲是旧军队的上校，从一开始就转到了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是我们梁赞指挥员训练班的主要教员之一。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在快失去知觉时，喃喃地说：
“写信告诉我妈妈。你们别把我留给匪徒。”
我们把他和所有伤亡的人一样装在拖机枪的爬犁和炮架上带走了广不让匪徒糟踏我们的同志。
我团未能按原计划实施反冲击，因为要实施反冲击就必须渡河，而河面春天的冰薄无法涉渡。于是我们不得不一直退到维亚佐瓦亚。波奇塔。
已经到达村里时，为了抢救一挺机枪，我冲向一股匪徒。一发步枪子弹打死了我的马匹。这是当天的第二次了。我只得用手枪击退向我逼近企图活捉我的匪徒。这次又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战士勃雷克辛、戈尔什科夫和科瓦廖夫一下冲过来救了我。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连牺牲了10个人，受伤15人。伤员中第二天死亡3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
这对我们来说是艰难的日子。我们每个人对许多战友的牺牲强忍着悲痛。只有歼灭这个人数众多的匪帮，才称心。
大多数指战员由于作出了卓越贡献而获得政府奖励。我也获得了奖励。1922年8月3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183号命令内容如下：
“1921年3月5日，在坦波夫省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附近的战斗中，独立骑兵旅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不顾敌人1，500—2，000名骑兵的冲击，率领全连进行了7小时的战斗，阻止了敌人的猛攻，随后转入反冲击，经6次白刃格斗，击溃了匪徒。为此，授予他红旗勋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
1921年夏末，对逃散在坦波夫希纳的小股残匪进行了最后的清剿。应当尽快地消灭他们。我们连的任务是消灭为数约150名骑兵的兹韦列夫残匪。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于是开始追击。匪徒们逐渐精疲力竭。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我们赶上了他们并向他们发起冲击。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匪徒全部被歼，然而以兹韦列夫为首的五名残匪终于逃掉了，他们趁黄昏躲进了森林。但他们已毫无出路，因为坦波夫希纳的安东诺夫匪徒已全部被歼。
回忆到这段往事，我不能不提起一件我们经历过的极为有趣的事情。
在追赶残匪的路上，我们出乎意外地碰到两辆装甲车，它们从附近的村子突然冲了出来。我们知道，匪徒是没有装甲车的，所以我们没有向他们开火。但是，装甲车在占领有利地形后，却把机枪对准了我们。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们派人去联系。原来确实是自己人，在前面一辆装甲车里还坐着И·П·乌博列维奇本人。原来当乌博列维奇得知残匪向森林方向逃窜时，他决定在半路上拦截他们。幸好，及时弄清了情况，否则，会酿成一场悲剧。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И·П·乌博列维奇的。后来在1932—1937年间我常见到他。那时他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我是该军区的一个骑兵师的师长。
* * *
……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我国人民在国内战争时期所必须克服的困难已被遗忘，但是，有一点我们绝不会忘记，那就是当时我们对列宁的党在十月的口子里宣布的思想的正确性怀有坚定的信念，而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指引着我们每一个人前进。
英国的诺克斯将军曾在当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说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1。5亿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帮助是徒劳的。
过去战争的经验，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时由于一系列原因，还不能完全被红军采用。为了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有鲜明阶级性的军事组织，并用关于斗争本质和斗争方法的新观点武装这一组织。
列宁曾说过，“任何一个革命，只有当它善于自卫的时候，才有某些价值……”（《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496页）在国内战争年代里，我们党、党中央和列宁同志本人在组织祖国的防御，团结前后方的一切力量和动员工人、红军战士和农民群众起来与干涉军及反革命作斗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实施了千百条措施以保证战胜敌人。
历史学家查明，从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1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2，300个有关组织国防及保障红军和海军的技术兵器、武器、装备和给养等问题。所有这些会议，除两次以外，均由列宁主持。
从对国内战争时期文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指令、列宁的指示，是红军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制订军事战役具体计划的基础。一切最重要战局的战略计划都在党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列宁与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亲自进行联系，对许多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他与他们有大量书信来往。在国内战争年代，据很不完全的统计，由列宁签署发出的有关苏维埃国家国防问题的书信和电报约600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1967年，俄文版，第44、69、98页。）
但是，列宁和党中央又不包办代替总指挥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各方面军、集团军和部队战斗行动的作战指挥。
当列宁得知，某些军事工作人员对总司令С·С·加米涅夫所拟订的与邓尼金作斗争的计划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时，他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在作战方面的权威，请你对所有负责人员作适当的解释。”（《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1卷第22页。）总司令С·С·加米涅夫要求列宁将政府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一切训令草案事先能让总指挥部看到。在С·С·加米涅夫呈交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报告上，列宁批道：“我认为，可以同意这一要求并确定：或者请总司令个人来，或者将训令草案交给他，以便迅速得出结论。”（《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1卷第69页。）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完全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工作的。任命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到负责的岗位，巩固共和国的防御能力，这些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理的。在俄共（布）中央于1918年底根据列宁提议而通过的《关于军事部门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党应对军事部门的政策负全责，党的影响应扩及苏维埃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和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
共产党员是红军中团结的核心力量。俄共（布）中央不止一次地进行党内动员，把共产党员派往前线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1918年10月，红军中有35，000名党员，一年以后增至12万，到1920年8月增至30万。这个数目差不多相当于当时俄共（布）全部党员人数的一半。大家所公认的红军在政治道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能形成这种优势是由于军队中共产党员、政治委员、政治部门和党支部进行了战斗性的爱国主义活动的结果。
М·В·伏龙芝在评价军队中的党政机构在国内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时写道：
“是谁把秩序和纪律的原则灌输到在炮声隆隆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年轻的红军团队中去的呢？是谁在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刻，使战士们保持勇气和无畏精神并赋予受挫动摇的部队以新的力量呢？是谁巩固了军队的后方，在后方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确立苏维埃制度，从而保障我军得以迅速、顺利地向前推进呢？是谁通过其坚定、顽强的工作瓦解了敌人的部队，破坏了敌人的后方，以此为我们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的呢？
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做了这一切，而且应该说，他们做得很出色。他们在过去的功绩是无可估量的。”（《伏龙芝选集》，1957年，俄文版，第2卷第121页。）
我只能干百次地表示完全赞同这种英明的论断，并再一次证实这种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党和人民不仅战胜了敌人，而且在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奠定了建立一支大规模的以劳动者的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正规化军队的基础。还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构，制订了第一批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