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热诚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这位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英勇斗争的无畏战士、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是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毫不隐瞒，我一直梦想成为象这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坚定的同志和天才的统帅一样的人。
1924年7月底， Г·Д·加伊师长召见我，问我在充实自己知识方面做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读了许多书，并且分析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另外还准备了不少材料给团的指挥干部上课。
Г·Д·加伊说：“这一切都不错，都值得赞扬。但是还不够。军事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我认为，今年秋天你应当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大有益处。”
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回到团里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坐下来学习教材、条令、教令，并着手准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很容易，可以说是形式，我名列前几名。当时一起入学学习的还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И·叶廖缅科和其他许多团长。
象其他许多学员一样，我是第一次到列宁格勒。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当时我哪能想到，17年后我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军队，保卫列宁城！
高等骑兵学校的校长是В·М·普里马科夫，他是国内战争的传奇英雄，曾是光荣的契尔沃哥萨克骑兵第8师的师长，这个师在国内战争时期打得白卫军胆颤心惊。他很结实，中等个子，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一双聪明的眼睛，一张讨人喜欢的脸。В·М·普里马科夫不久就赢得了学员的好感。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话简洁，善于确切表达自己的思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В·М·普里马科夫被调往乌克兰，担任一个哥萨克军的军长。继他之后任校长的是著名的骑兵理论家М·А·巴托尔斯基。我们都很高兴В·М·普里马科夫的提升，而且深信，凭他的才干，他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员。
不久我们高等骑兵学校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
课程相当繁重，上课以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自修。现在，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狂热的顽强性，真有些吃惊。
记得有一次，军事科学学会让我做一个题为《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现在这个题目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在当时，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们党组织的同志给了我帮助。这个报告甚至登载在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员所办的刊物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深造班的党组织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在社会政治工作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宁格勒各工厂的老工人——伟大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常来我们这里作客。我们热情地听他们讲述会见列宁和冲击冬宫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到他们工厂去，给工人们讲在国内战争前线上同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斗争的情况。我们中间许多人不久以前也是工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了解，有着牢固的友谊。
我们经常举行骑马竞赛。在这种场合总有许多列宁格勒人来观看。我们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以及夏季赛马，障碍赛跑特别受大家欢迎。这些竞赛每回必到的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和我，以及深造班的其他运动员。
秋季和冬季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我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还用不少时间学习骑术和调教术，这在当时是部队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的。对于使用马刀和击剑术的练习也很重视，但这个课目是利用课余时间作为文体活动来进行。
1925年夏季，大部分时间是在深造班主任М·А·巴托尔斯基直接领导下进行野外战术训练。通过这段训练巴托尔斯基传给我们许多知识和经验。
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束时进行了一次向沃尔霍夫河的强行军。在沃尔霍夫河我们学习了携马泅渡和强渡江河。
携马泅渡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目。因为不仅要能熟练地着装游泳，而且还必须学会控制游泳的马。在骑兵训练中是很重视掌握这套技术的。
我还记得在沃尔霍夫河训练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作、业已经结束了，我们班的学员、骑兵第42团团长米哈伊尔·萨韦利耶夫想显示一下自己高明的骑术。他提议，让他表演一次不湿衣服和装具站在马背上渡河的技术。
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命令准备两条急救船以防万一。萨韦利耶夫把马蹬子搭在马鞍上，勇敢地骑上马向河里走去。马越过浅滩，向深水游去，萨韦利耶夫紧握缰绳很有把握地站在马鞍子上。起初一切顺利，大约到了河中间，马显然是疲乏了，开始烦躁起来。萨韦利耶夫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平衡，一头栽进水里，没入水中。幸好准备了急救的船只，否则就糟了。马单独游上了岸，不久，载着萨韦利耶夫的船也靠了岸，萨韦利耶夫象个落汤鸡一样。自然，大家都哈哈大笑，拿他取笑，可是他一点也笑不出，因为他渡河失败了，而且在水里把靴子弄丢了。靴子他渡河时是挂在脖子上的。这样一来，他不得不穿着袜子走回营房……
深造班结业后，М·萨韦利耶夫、阿斯特拉罕第37团的一个连长Н·雷巴尔金和我决定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点。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我们计划的行进路线要经过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鲍里索夫。
我们把计划呈送骑兵指挥员深造班领导，获得批准，但是很遗憾，沿途不能为我们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我们坚持不放弃原定决心，尽管我们事先清楚，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到来。963公里的路程我们计划走七昼夜。这种集体乘马远行无论在我们苏联，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先例。如果情况顺利，我们准备创造一次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
我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我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我们的朋友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我们启程。
上路以后我们决定不断变化步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第一天我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我们发现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我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12岁，就马的岁数说，这已是老年。
我们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喂马，也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我的情况仍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我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我决定牵着马走。很幸运，不久马就不跛了，我骑上去一试，不错，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它受伤的右脚的负担，我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我的伙伴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轻松得多，而我常常得下来，牵马走很长距离，自然体力消耗就比较大。不过，我的伙伴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我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我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我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我们。我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我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我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我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
我们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我动身回乡里去看望妈妈和姐姐。
我发现妈妈在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些年月里，苍老多了，但她还象从前一样辛勤劳动。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了，她也老多了。很显然，战后的年代和1921—1922年的饥饿把他们拖苦了。
我的两个小外甥很快与我搞熟了。他们毫不客气，打开我的箱子，见什么东西新鲜就往外掏。
村子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以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正确地理解战后的困难。
富农和商人并没有死心。很显然，他们还在梦想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区的中心——乌戈德厂，饭铺和私人商店又开张了，新生的合作社商业必须同它们艰苦竞争。
回师以后，我发现编制有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我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骑兵第41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
这一改变对于我和骑兵第42团团长М·И·萨韦利耶夫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因为只能由我们中间的一个任新编的第39团的团长，另一个得调到其他师。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想留在原来的师，因为这个师就象我们的家一样，已经习惯了。
师长让我留下，而М·И·萨韦利耶夫另有任用。我知道萨韦利耶夫心里很难过，我们友好地分了手，我们后来见面时仍然是好朋友。
过去的骑兵团编制是4个骑兵连，根据军事改革的需要改编后的骑兵团编制上有6个骑兵连，每两个连编成一个骑兵营。此外，在团的编成内还有1个机枪连（16挺机枪），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兵排和一个团属军士学校。
回来后，我和全团人员一起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军事改革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实际贯彻了单一首长制。单一首长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通常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
这项巩固军队纪律和战备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已完全能够贯彻了，因为指挥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善了。
如果指挥员是个非党人士，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一项命令中曾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要牢记，苏维埃政权在建军方面的任务是确立单一首长的领导，政治委员一方面应当尽力使与之共同工作的指挥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应当本身努力学习军事，以便以后担负指挥职务或行政职务。
我还记得，1925年春天，我们接到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的指示信《关于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信中说明，由于党和军事机关过去为巩固整个红军、特别是指挥干部而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已形成了贯彻单一首长制原则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时有些同志，当然是少数同志认为，贯彻单一首长制可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但是，要知道，担任单一首长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大。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了，他应就军队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武装力量的纪律巩固了，战备加强了。
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员同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改善。我记得，后来在1928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政治委员、单一首长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副职的条例。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领导党和政治工作，对部队（兵团）的政治思想状况负责，完全解脱了政治委员的监督职责。
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我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我感到很有信心，能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我们团的工作搞得不错。1926年冬季，骑兵第3军政治委员А·П·克罗赫马尔和军长С·К·铁木辛哥（1925年2月任军长）召见我。
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我们师的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Г·М·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Л·И·博恰罗夫也在那儿。
С·К·铁木辛哥说：“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处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7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相当重。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在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方面，给了我帮助。当需要根据党的原则纠正我的缺点和提出忠告时，他们是毫不客气的。我对于新的工作毫无经验，初期自然不免犯了一些错误，同志们的帮助对工作很有益处。
为了能正确地领导政治教育，上级应比自己的部属在这方面有较高的修养。可是，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在军事训练方面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懂得多些，学得也快些。
一个原因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和自修军事的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没有能充））认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当然，政治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修养比我们强得多。
不久，从乌克兰调来的Д·А·施密特接替了师的指挥。新的师长在性格、经验和工作作风上都与前任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大不相同。前任师长瞎忙、话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