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排长是上士杜拉科夫（俄文杜拉科夫的根词是且杜拉克，即“傻瓜”，的意思。—一译者注）。其实，他并不傻。作为长官，他要求下级十分严格，但从来不冤枉一个士兵，处理问题一贯很审慎。可是，另一位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却和他完全相反：性情暴躁，大喊大叫，喜欢打人。老兵们说，他曾经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
他教练骑乘时，表现得特别残暴。这一点，在排长短期休假期间，我们体会最深。博罗达夫科代理排长时，毫无约束，肆意妄行。随便侮辱当兵的！
白天操课时，他搞得大家精疲力尽，他特别爱整那些入伍前在莫斯科住过和工作过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有学问的人”，太聪明了。夜间，他几次检查内务值勤情况，遇见值日兵打盹，就狠狠地揍一顿。士兵们都被逼得气愤到极点。
有一天，我们事先商议好，悄悄地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他走过时用马披蒙上他的头，狠揍了他一顿，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住手。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一来，军事战地法庭是不会轻饶我们的。就在这个时候，排长回来了，他打了一个圆场，把一切都搪塞过去了。后来他还请求上级把博罗达夫科调到别的骑兵连去了。
1916年春季，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骑兵了。我们接到通知，即将编成补充骑兵连，但在开赴前线前，基本上仍按野战训练大纲继续训练。下届应征的新兵已开到我们的驻地，我们准备搬往拉格尔村。
从训练成绩最好的士兵当中挑选了30人，准备培养当军士。我也被选上了。我不愿意去教导队，但是，排长说服了我。我衷心地钦佩他的才智、正派和爱兵态度。
他对我说：“朋友，前线你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更多地学些军事，这对你很有用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好军士的。”
他想了一想，又说：“我就不急着再上前线去。我在前方呆了一年，很了解那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懂得了许多事情……遗憾，十分遗憾，我们的人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心里在想，而且已经流露出来一个士兵的天职同一个不愿意与沙皇专制暴行妥协的公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我感谢他的忠告，并同意去教导队了。该队驻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城内。我们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共计约有240人。
我们分别住进了民房，不久就开始了训练。我们运气不佳，没有碰上一个好长官。现在的这个上士比博罗达夫科还坏。我记小得他的姓了，只记得，士兵都叫他“四个半”。他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右手食指短了半截。但是，这个短手指并不妨碍他一拳就能把士兵打翻在地。他对我并不比对别人更喜欢一些，但不知为什么不打我。可是一抓到我一点小小的过错（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就对我施加各种惩罚。
谁都没有象我这样，曾经那么多次地“穿戴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从马厩背过那么多袋的沙子到野营帐篷，那么多次地担任过节日值班。我懂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非常愚蠢的和凶狠的家伙对我的仇恨。但是，我得意的是，他在操课方面怎么也挑不出我的毛病。
他后来也相信怎么也整不倒我，便决定改变策略：由于我在军事训练方面一直走在别人前面，他就想干脆不让我参加训练。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帐篷去，对我说：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军事不吃力。你是莫斯科人，是工人，为什么还要你每天去参加操课，跟着去流汗呢？你以后就当我的非编抄写员，负责填写值勤登记表，统计到课缺课人数，和执行其它的任务。”
我回答说：“我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要当一名负责承办各种事项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和当一名军士。”
他发怒了，并威胁我说：
“你等着瞧吧，我叫你永远也当不上军士！……”
6月份了，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快要开始考试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导队里成绩最好的一名，毕业时应授予下士军衔，而其余的人，只作为准军士，即军士衔的候补人员从教导队毕业。我的同学们都不怀疑，我应该是第一名，毕业时一定会获得下士军衔，并且以后会找到班长的空缺的。
但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毕业前的两个星期忽然宣布，由于我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把我开除出教导队。大家都很清楚，“四个半”已决定跟我算总帐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援助也是完全意外的。有一名志愿入伍者斯科里诺也在我们排受训，他是我来教导队前所在的那个骑兵连副连长的兄弟。他学习很差，也不喜欢军事，但是，他是一个叫人喜爱和容易接近的人。就连他，也被我们的“四个半”打过。斯科里诺立即去找教导队长，向他报告了对我的不公正的处理。
队长下令叫我去。我相当害怕，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军官们讲过话。我心想：“这一下完蛋了！看来，惩戒营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很少见过队长。只听说过，他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官，得过几乎所有的各级乔治十字勋章。战前，他曾经在某地一个枪骑兵团超期服役，任司务长。我们只是有时晚点名时见过他，听说，他由于重伤，现在还有病。
我很惊奇，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眼睛很柔和，甚至可以说很热情，脸也很朴实。
他问我：“当兵的，怎么啦，兵当得不顾利呀？”并指指凳子让我坐下。我照样站着，不敢坐。他说：“坐下，坐下，不要怕！……你好象是莫斯科人？”
我回答说：“是的，阁下！”我尽量大声地说清楚每一个字。
他很温和地对我说：“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前在马里伊诺林场工作，是个木匠。以后就来当兵，看来现在只有献身于军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当兵的，对你的鉴定很不好呀。坦面写着，你在四个月的受训期间共受到十次处分，你叫自己的排长为‘剥皮’，还用各种不好听的话骂排长。是真的吗？”
我回答道：“阁下，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报告的，就赴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都只能够这样做。”
然后，我向他报告了全部真实情况。
他仔细倾听了我的申诉，最后说：
“回排去吧，并且准备考试。”
我很满意，事情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但是，毕业时我没有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准军士衔。
现在，如果要评论旧军队的教导队，那末应当说，一般说来那里的训练搞得不错，特别是队列训练。每一个毕业学员都能熟练地掌握骑术、武器和单兵训练法。许多旧军队的军士在十月革命后能成为红军中精通业务的军事首长，这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那里的教育工作，它的基础是强迫纪律。它不教育未来的军士学会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士兵，也不教育他们深入了解士兵的思想。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把士兵训练成听话的机器。它的纪律，实际上是建筑在惨无人道的基础上的。条令虽然没有规定采用体罚，但是实际上却运用得相当广泛。
关于俄国军队，已经有人写得很多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重复。我只在这里提一下我认为有意义的几点。
旧的沙皇军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士兵群众和军官之间有隔膜。
战争期间，特别是在1916年和1917年初，由于大批军官伤亡，便有许多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文化的工农、以及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和军士充任军官，这种相互隔阂在营以下分队咆括营）就得到某些改善。但是在各兵团和各军团里，仍然完全未变。那些军官和将官们同土兵群众没有任何的接触，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和他们格格不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高级军官和将官们相当普遍地不懂战役学和战术，也使这些指挥官们（除少数人外）在士兵中没有威望。相反地，在中级军官中间，到战争末期曾经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同士兵很接近。这样的指挥官就受到士兵的爱戴和信任，士兵们愿意跟随他们去赴汤蹈火。
旧军队赖以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军士，他们负责训练和教育土兵，并且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培养担任军士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选中的人再经过专门的教导队的训练。通常这些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都搞得很出色。同时也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那里只要有点微小的过失，就立即给以纪律处分，施以体罚和侮辱。这样，未来的军士们从教导队毕业时，既受到了良好的军事训练，也学会了根据沙皇军事制度的精神来影响下级的“实际做法”。
必须指出，各分队的军官们在训练和教育士兵方面是完全信任军士们的。无疑地这种信任对于培养；军士的主动性、首创精神、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都很有利。军士们，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大多数在战斗中都表现出是很好的指挥官。
我多年的实践证明，哪里上级军官对下级指挥人员不信任，哪里上级军官老是监护着下级指挥人员，哪里就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下级指挥人员，因而也不会有好的分队。
8月上旬，团里下达了关于分配教导队毕业学员去各补充骑兵连的命令。有十五人直接分配去前线——骑兵第10师。我是这十五人名单中的第二名。我对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感到奇怪，我很清楚这是谁干的事。
当向全队宣读名单时，“四个半”在一旁阴笑，想叫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决定的。队里为我们举行了会餐，然后就命令集合上车。我们背上背包，来到集合地点。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列车向哈尔科夫方向开去。
火车走得很慢，在会让站一等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正有一个步兵师往前线开。从前线运回很多重伤兵，卫生列车也停下来为廾往前线的列车让路。从伤兵们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首无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太差。高级指挥官们的名声很坏，士兵们广泛流传说，最高统帅部里有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士兵的伙食很差。前线传来的消息叫人听了难受，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车厢。
我们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下车。同时下车的还有骠骑兵英格曼兰德第10团的补充兵员和我们龙骑兵诺夫哥罗德第10团的一百来匹马及其全部装具。卸车快结束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很快隐蔽好，谁能躲在哪里就躲在哪里。敌人一架侦察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一阵，丢下了几个小炸弹以后，向西面飞去。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洗礼。所有补充兵员都成行军队形，由下车地区开往德涅斯特河岸，当时我们师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正驻在该地。
我们到达部队后，就知道了罗马尼亚已向德国宣战，并将站在俄国方面对德国人作战。还听到传说，我们师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但是，究竟开到哪个地段，谁也不知道。
9月初，我们师到达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中，在这里直接参加了战斗，但主要是采用徒步队形，因为地形条件不容许乘马冲击。
令人不安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们军队的损失很大。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战线因而稳定下来。罗军战线的情况也不妙，他们参战前训练较差，装备不足，同德军和奥军头几次交手就遭到沉重的损失。
士兵的不满情绪增长了，特别是当他们接到家信？知道家乡闹饥荒和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后。其实我们在乌克兰、布科维纳、摩尔达维亚前线附近的农村里见到的情形，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们在沙皇压迫下所遭受的灾难是何等严重啊！由于沙皇的轻举妄动，工人农民们已经流了两年多的血！士兵们已经懂得，他们如被打成残废和被打死，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今日世界的列强”，为了那些压迫他们的人。
1916年10月，我很不走运。我和几个伙伴一起组成前方侦察群，在赛耶—雷根接近地进行侦察时，踏上了地雷。有两人受重伤，我也被爆炸气浪从马上掀下来。我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由于严重震伤，被送到哈尔科夫。
出院后，我很长时间都感到不舒服，主要是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把我调到拉格尔村的补充骑兵连，这是我原来所在的骑兵新兵连的朋友们从春天以来驻扎的地方。当然，我对这样的安排很高兴。
我从骑兵新兵连调到教导队时还是一名新兵，而现在回来时，已经在肩章上多了几条军士衔的杠杠，有了实战经验，胸前也挂上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被奖给的，另一枚则是因为受震伤发给的）。
我通过同士兵们谈话了解到，他们都缺乏“闻火药味”的热情，都不要战争。他们想的是别的东西——土地、和平。1916年底，士兵中间关于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城市工人罢工的消息，越来越多。有人在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在为反对沙皇，争取和平、土地和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现在，连士兵也已开始坚决要求停止战争了。当然，这暂时还只能是秘密的交谈。
我虽然是军士，士兵们却很信任我，时常找我进行严肃的交谈。当然我那时对政治问题还不很清楚，但是我已经认识到战争只对富人有利，是为统治阶级进行的，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别人谁也不行。我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士兵灌输这种思想。因为这一点，我常常受到他们的赞扬。
一个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
1917年2月27日凌晨，驻扎在拉格尔村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集合地点就在骑兵连长、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宿舍的附近。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排长是基辅斯基中尉。
我问他：“中尉先生，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