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党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项社会也由早期向晚期
过渡，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相应有所提高，从笼统崇拜天，到崇拜各种具
体的自然现象，并将它加以人格化，使之变为具有生命的和意志的自然
神，这在认识上是一种深化的表现。
西夏对多神的信仰，在其建国之后仍然存在。如公元1038 年，元昊
称帝后，曾“自诣西凉府祠神”①。公元1176 年（夏乾祐七年）仁孝曾
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仁
孝在祭告的碑文中，以九五之尊，凌驾于诸神之上。“敕镇夷郡境内黑
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
神等，咸听朕命”②。在仁孝看来，皇帝受命于天，应当主宰一切（包括
诸神在内），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
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相适应的。
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还崇尚巫术。在党项人的宗教活动中，
巫占有重要的地位。党项人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巫是
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其手眼通天，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巫
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如何驱鬼、咒鬼？其法，挖一坑，将“鬼”
① 《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1 期。
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咒骂，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去祸。另据《宋史》记
载：
“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
招魂’”③。
说明“杀鬼招魂”，是西夏人在战争中经常施行的一种巫术。
巫术的职责之二是占卜。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占疑难。占卜在党
项人的日常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夏统治者出兵作战，往往先
占卜以问吉凶，然后决定进止。《宋史》载：
“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
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
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
利；四，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
之灾祥，五谷之凶稔”①。
这说明党项人的占卜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用于军事，而且渗透到党项
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夏除了盛行党项族的占卜术外，还从中原王朝传入了易卜。如西
夏学者斡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在国内广为流行。另外，
甘肃省武威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采用的是以天干地支
计时日的占卜方法。如“寅后日变甲时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
丑时安，亥后日变（癸）时安？ 。”②这种方法明显受到汉人占卜的影响。
二、西夏佛教
1。佛教兴盛的原因
公元1007 年（宋景德四年）李德明母罔氏下葬，要求到宋山西五台
山修供10 寺，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至五台山，这表明至少自德明开始，
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西夏建国后，由于元昊等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日
益兴盛起来。西夏佛教之所以兴盛，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
摆脱战争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比较容易信仰佛教。“边塞之干戈偃息，
仓箱之菽麦丰盈”①。反映了西夏人民希望停止战争，天下太平，五谷丰
登的美好愿望。
第二，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带头信
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充满着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经常
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要想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
久安，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
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即佛学）之学。为了发展佛教，
他曾广搜舍利（传说中佛涅槃火化后的骨殖），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同上。
②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 页。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2，《寺观》。
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即不惜用
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
宗乾顺、仁宗仁孝，等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
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邻国的影响。西夏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藏），西面为
回鹘（高昌），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能不受
它们的影响。兹以吐蕃的影响为例，如众所知，西夏佛教分为禅宗与密
宗两派，其中以禅宗的势力较大。但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
密宗。该教派与禅宗不同，可以娶妻婚配。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
却召瞿昙作夫婿。
这里的“瞿昙”泛指僧人。它说明河西佛教与藏传密宗的渊源关系。此
外，西夏佛教还深受中原佛教及高昌佛教的影响。
第四，原有的基础。西夏佛教也同儒学一样，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为例，在西夏统一之前，河西
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
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
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
化发扬光大。
2。佛教发展的概况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
1。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
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
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
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
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
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
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
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
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
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
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
文中出现的僧职互相补充和印证。
2。广建寺塔。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
比皆是。“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
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这说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至
于新建佛寺虽无详细记载，但其数量不会很少。下面就西夏境内的一些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 《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
著名寺庙略加介绍：
戒台寺 在兴庆府，景宗元昊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
师②。其具体建置时间和寺址，无从考定。
高台寺 公元1047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元昊建于兴庆府东
15 里。与高台寺同时建立的有佛塔，寺塔高数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
并译为国书（西夏文）。
承天寺 公元1055 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毅宗谅祚母后没藏氏“役
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③。所谓“承
天”，即“承天顾命”之意。该寺建成后，皇太后、皇帝亲临听讲佛经，
从而提高了该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感应塔与护国寺，公元1093 年（夏天祐民安三年），乾顺鉴于凉州
感应塔与护国寺年久失修，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应塔寺庙。
第二年完工，乾顺下令剃度僧侣，赏赐钱物，作大法会，并树碑以资纪
念。该碑记载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崇奉的盛况。所立感应塔碑文是西夏
字和汉字同时并列的刻石。
卧佛寺 公元1102 年（夏贞观二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
福，在甘州修建卧佛寺。“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
西夏永安元年建”。卧佛寺由党项僧嵬名思能建议，崇宗乾顺所修。“李
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
造■奥，阖境贵贱耆老，愿信无间，号之为国师”①。嵬咩，即嵬名，为
党项皇室族姓。其所以名曰卧佛寺，与当地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挖出古
卧佛像3 尊，献给乾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西夏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寺庙和佛塔。
黑城，位于河西走廊北部，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它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有关佛教的遗址遗物。在黑城内外，不仅幸存佛塔寺庙遗址20 余座，
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等。说
明该地既是僧人念经、老百姓烧香礼佛之处，也是刻印佛经之地，从而
证实了黑城佛教的兴盛。
3。重修和改建寺窟。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县）和
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
鸣沙山崖，其对面为著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
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
元5 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
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222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 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 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 座。但经1964 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 座。其中莫高窟77
座，榆林窟11 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① 《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
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
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 窟西夏文题记：
“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
29 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
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
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
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
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 多个），西夏语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 个庙都存在
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 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
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
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4。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
公元1030 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 匹作
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 年（宋景祐元年，夏广
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 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
赐之”②。公元1058 年（宋嘉祐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
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
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 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
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 年（宋熙宁五年，夏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
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1055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④。
5。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
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
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
译经的著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
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
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
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 《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 《长编》卷115 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0，《谅祚淫狡》。
② 王珪：《华阳集》卷18，《诏夏国主乞续大藏经诏》。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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