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的新情况，有必要对旧的法典重新进行增修，于是《天盛改旧新定律
令》大型西夏法典应运而生。该法典是一部根据本国的国情，参照宋朝
政书编修的西夏政治制度的法令的汇编。编撰该法典的目的是“为民取
则，为世除恶”③。它是在前代和当代法典的基础之上修改增补而成的。
“臣等（立法官）参照诸新旧律典，勘订（这些典籍中）种种不明、不
妥、不适之处，造福民庶”④。该法典全书计20 章，2600 多面（缺第十
六章），1600 条。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姓名。表明该法典参考过宋
代政书体例编修而成的。该法典对西夏人的生活作了全面的规定，对西
夏国家机关作了相应的介绍。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西夏政府又从实际出
发，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编成《新法》一书。
除了上述法典外，至神宗遵顼时，还编撰了《光定猪年新法》。
以上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此外，还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些具体法
③ 《西夏书事》卷34。
④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 《西夏书事》卷13。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
③ 李仲三汉译：《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④ 同上。
令。如仁孝针对哆讹领导的起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曾制定过“赈济
法”。针对巩固边防的需要，制定“戍边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
水守将告近禀帖》可以看出）。以上编纂法令的情况表明，西夏统治者
在注意文治（以儒治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法律的镇压，注重法治。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崇宗乾顺以来，推行的立国方针，是一条“尚文重法”
的路线。
三、史学与地理学
西夏统治者对史学比较重视。尤其注重对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从
仁宗仁孝时开始，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纂修国史。著名的番
汉教授斡道冲，本是汉族，其先祖世居灵州，德明时迁居兴州，几代都
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公元1161 年（夏天盛十三年），仁宗仁孝设立
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命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
负责修《李氏实录》。据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记载：“庆阳李司
寇家有西夏实录”，其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公元1225 年（夏乾定
二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20 卷。可惜这些史
学著作均已散亡湮没。
在注重修史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对地图的绘制。公元1046 年
（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元昊派使臣杨守素带上表章和详细地图，向
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并以此换回越界至宋境内的400 余党项人户。
杨守素所献地图，其地名系用西夏语标注，其所献之地，在宋人看来，
本属宋朝领地，西夏人绘制时仅在地图上改易蕃语名称而已。此外，黑
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还有关于西夏州城的记载。
在对本国地理重视的同时，对邻近王朝的地理也给予了应有的注
意。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曾三次出使金朝。出使时对金国的山川形胜，
民情风俗，细心观察，并作记录。回国后著《奉使日记》3 卷，从而丰富
了西夏对金国的地理学知识，但该书散佚未传。
四、医药学
西夏立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项人生病无医药，往往求佑
于神明。“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①。建
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提高，广泛使
用来自宋朝的中医、中药学。20 世纪初，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治
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1971 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
页，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所列药名有中药牛膝、莨菪子等数种。其煎
法为“好好煮，频翻动”。其服法为“于空腹时，每次十粒，温水送下”
②。这种药方、煎法服法与传统的中医并无二致。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
新定律令》记载，西夏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③。
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人因殴斗伤、残或致死引起
诉讼时，要请“医人看验”作为分析案情的依据，表明西夏在崇宗乾顺
①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10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时，可能已经有了法医。西夏《文海》“扎针灸”下注云：“此者病患
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①。表明西夏除了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外，
还采用针刺治病之法。
西夏人所患的常见疾病，据《文海》记载，有痉挛、疝气、疹痘和
癞疥。其中尤以癞疥为一种十分普遍而可怕的疾病。何谓癞、疥？西夏
《文海》“癞”条释云：“此等癞疮也，人头牲等出癞也，人身上则为
疥”②。
在病理学方面，西夏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血
脉不通所致。如《文海》“脉阻”条释云：“此者疾也，患血脉不通之
谓”③；第二，由于传染所引起。如恶疮就是由传染所致。《文海》“（染）
传”条释云：“此者传染也、传病也，染恶疮等之谓”④。第三，认为“四
大不和”所致。《文海》“病患”条释云：“此者患病也，？ 。四大不
和也”⑤。何谓“四大”？按照佛典的解释，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
此四大如不调合，则生疾病。这表明，由于西夏佛教的盛行，因此，佛
典中的关于疾病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西夏医学理论之中。
由于西夏的医药学知识，主要来自宋金，因此，其医药水平不如宋
金。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金。仁孝时，权臣任得敬患
病，久治不愈。仁孝遣使至金“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
银牌往焉”⑥。桓宗纯祐时，其母患病，纯祐遣使至金求医，“诏太医判
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①。这说明西夏的医疗水平不如宋金。
第六节 西夏文学艺术
一、文学
党项族早在吐蕃奴隶主王朝统治之时，曾用藏文记录过有关本民族
古老的传说。在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后，由于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造诣较高，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这突
出地表现在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给中原王朝用汉文书写的表章之上。
如公元955 年（宋至道元年）六月，李继迁为向宋朝索取夏州而写的表
章，其中有云：
“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
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 。臣虽
拓跋小宗，身是荩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
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
祖先灵爽，应恋首邱；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
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
① 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第523 页。
② 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505 页。
③ 《文海研究》第504 页。
④ 同上，第511 页。
⑤ 同上，第475 页。
⑥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 同上。
难免僭越之求，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
酬。？ 。”②
该表章层次分明，文字优美，逻辑清楚。将索取夏州之理讲得明白。
元昊建国后，由于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注意尽
量吸收周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从而将西夏文学的水平
大大提高一步。元昊称帝时给宋所上表章，首先对其祖先歌功颂德，接
着揭示其称帝建国的必然趋势，最后恳请仁宗予以册封，愿意同宋永远
保持友好交往的睦邻关系。全文约380 字，但却给人以气势磅礴，一气
呵成，文字洗练优美之感。
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反映在文学上有了
长足的进步。首先，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公元1112 年（贞观十二年），
在遴选官员审查资格时，规定对于精通文学的知识分子，优先提拔为官；
其次，这一时期不仅散文佳作增多，而且产生了一些优秀诗歌。公元1139
年（大德五年）四月，大臣高守忠家生有灵芝，群臣认为是一种祥瑞徵
兆，上表向皇帝祝贺。“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李仁宗和之”①。
并将歌词刻在石碑上以资纪念。《灵芝歌》的全文不见记载，1975 年清
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碑亭遗址时，发现《灵芝颂》的部份内容残碑。其中
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②等语句。每句为
4 字，二句一韵，给人以文雅秀美的感觉。虽是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但也
反映了作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文学功力。
除君臣互相酬和的宫廷诗外，还有大量老百姓创作的诗歌汇编成诗
歌集。如《新集金粹掌置文》是长达千字的五言诗。由文学家梁德育汇
集的《新集锦合辞》是一本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
如“水珠不沾者体法，人身无祸者德忠。无德富贵天中云，非道贮财草
头露”③。就是富有哲理性的诗句。在西夏诗歌集中，还有赞颂西夏祖先
的《颂祖先诗》，颂扬造字师野利仁荣的《颂师书》以及劝导容忍的宗
教诗《忍教搜（寻）颂》和劝善性的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贤
智集》，等等。
同时，西夏谚语也很有特色。如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的谚语有
云：
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
智慧才富。
公元1176 年梁德养编辑的《谚语》有云：
“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
狼吃东西，留下余食，贼偷东西，留下痕迹。”
这些谚语也与诗歌一样，往往富有哲理性。
二、音乐
党项羌人喜爱音乐，但他们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在很长一段时期
② 《西夏书事》卷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出版。
③ 转引自史金波著：《西夏文化》第139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他们仅有琵琶、萧笛等，而以击缶为节。在使用这些乐器时，他们
最长于吹笛。他们所吹的笛叫羌笛，其音调悠扬婉转，久负盛名。唐宋
之际，我国汉族诗人非常欣赏，经常在诗词中提到它。唐代诗人王之涣
的乐府《出塞》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宋仁宗
时，身任边防司令官的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有“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说明扣人心弦的羌笛有着深远影响。
西夏音乐源远流长，它深受汉族音乐的影响。早在唐朝晚期，僖宗
曾赐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1530 人，法驾781
人，小驾816 人，“俱以金钲（zhēng 征）、节鼓、㧏（gāng 刚）鼓、
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觱音必bì）、
桃皮、笳、笛为器”①。这里的“大驾”，“法驾”，本是封建帝王享用
的“乘舆”之制，作为夏州节度使也享用此制，而且乐队人数达到3000
人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反映了党项族此时已经接受中原汉族音乐
的影响，党项统治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数较多乐器较全的乐队。在唐朝
音乐的影响下，党项族音乐历经五代至宋，相隔100 多年。“其音节悠
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②。李德明统治期间，随着党项人的汉化，
在礼仪、官制、音乐方面，继续保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劲头。“其礼文
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元昊建国之后，从西夏的实际出发，
第一次对西夏音乐进行改革。元昊认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节悠扬，声
容清厉’的比较繁复的音乐，已不适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党项民族。他
说：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
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④。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下令“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
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乐经过元昊更张之后，早已不是唐末的遗音。但任何文化都
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必须适应当时的经
济基础，音乐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党项族汉化
的加深，西夏音乐到仁宗仁孝期间，再一次发生了变革。公元1148 年（人
庆五年）仁孝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汉族乐书，参照本国制度，修定乐
律，“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经过这次改革，
西夏音乐由于吸收了较多的汉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
了。
西夏音乐不仅深受汉族的影响，而且不少汉化较深的党项羌人，还
能直接唱汉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任职鄜延时，曾
作过几十首“凯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同上。
④ 《西夏书事》卷12。
⑤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36。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②。
这里的羌人，指宋夏沿边的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不仅宋夏沿边的党
项羌人能唱汉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内的党项羌人，也大都能唱汉族歌
曲。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学家柳永所作的词，几乎家喻户晓，人
人爱唱。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③。说明汉族诗词和歌曲在西
夏流传甚广。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
乐人院》属“末等司”④。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
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后，经过100 多年发展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