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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迁校之所以“有备而动”，实在是不期然而然。数千个定做好的大木箱，原本是准备用于中央大学自南京市内迁往中华门以南的石子岗一带的新校址，那里曾寄托着罗家伦的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1936年前后，经罗家伦之手得到重建的中央大学呈现勃勃生机，石头城内的四牌楼校区已乏发展空间，且位居闹市，已感于读书不宜。罗氏经过一番寻觅，选定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曲折有致的近八千亩面积的一个区域，拟作为新的中央大学校址。他的构想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通过了预算并分期下拨经费，于是征地、招标、打井，施工进入预备阶段，按预定计划，一年之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即可先期迁入。罗家伦的青年时代曾游学欧美，留恋于美轮美奂的世界著名学府，就此播撒下了他的中国大学梦的种子。他治理中央大学实质上是将德国柏林大学作为参照和目标的，而石子岗校址的建设正是实现其理想的重要一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芦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罗氏“玫瑰色的大学梦”随狼烟而逝。期待中的迁校盛事，竟变成战乱中有计划的漂流，历史跟罗家伦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百事待兴的蓬勃发展势头，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戛然止步……如今，石子岗一带已成为火葬场的所在，人们何曾想到，此处深埋着一个大学城的辉煌梦想。
罗家伦仿效柏林大学建设中央大学的努力，除了大学理念的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切的现实关怀。他接手这所最高学府之际，恰逢“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举国弥漫着民族危难的忧患气氛，他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回应现实诉求。到校后他向全体师生发表题为《中央大学的使命》的首次演讲，说道：“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大学校长，罗家伦却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理工学科放在优先配置的考量之中。他的老友方东美回忆说：“志希是学文科的，他虽然写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文，但是他的科学也只是玄学式的科学，对真正的自然科学，他不会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学术会议，他无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退席。当时我就笑他不务正业，校长该办的公事有多忙，哪有这许多时间来参加这些外行的会议。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了解了。学问之事是个人的事体，可以很专门，但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些专家学者必须把他们的专门之学，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来使人懂，而不会乱说话的。譬如弹道学，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听了弹道专家的讲演，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专门之学，我听了之后，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见解之要点。我认为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领。教授必须要有学问，同时要能表达，这样才能领导学生。所以，我对这样的学术会议绝不放过。无论我对这些学问是如何的外行，没有退过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为中大求师。’就因为志希如此用心地访求人才，他请到了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都极优异的卢孝侯（即卢恩绪）为工学院院长，卢在工学院教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当年中央大学的工科办得有声有色，无疑与罗家伦用心良苦地访求人才有极大的关系。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际遇，要远远好于在清华，可是即使经历了战时患难的中央大学的学生们，步入晚境反躬自省也觉得对罗校长“亏欠实在太多”。在校时，他们戏称校长“罗大鼻子”，甚至有“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凶，沙坪打喷嚏，柏溪雨蒙蒙”的打油诗，极尽调侃。更有甚者，有的失意教师作诗形容罗氏“一身猪狗形，两眼势利全……”极尽丑化。1939年春，考试院长戴季陶来校演讲，主持大会的罗氏对戴“执礼之恭，措辞之谦”，令学生们感到与大学校长身份不合，群起报以嘘声。尽管有的同学意识到这是罗校长诗人气质的夸大表现，但直观效果令人遗憾。其实，同样一个罗家伦，1931年间为国民会议起草开幕词，他径直打电话给戴季陶索要资料，戴挂断电话发脾气说：“志希居然要我替他找资料！”但又不能不替他找出若干文件亲自送去。〔8〕可见，罗氏性格的多样复杂，未可仅以表面现象断定之。
1941年秋，罗家伦黯然离开中央大学，一度赋闲在家，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公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及家务琐事只得由他亲自照料和操持。绵长的秋风秋雨之中，罗氏的内心落寞不难想见。此前一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作为学生的罗家伦撰写了《伟大与崇高》一文追念恩师，其中写到：“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9〕这段文字，很可作为罗氏此一时期的内心独白。
据了解他的朋友们说：罗一生轰轰烈烈，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粗枝大叶的人，有时内心却非常细腻；他做事吃了亏，只是哑子吞黄连，不肯对外人言说；他为国家办大学认真诚恳，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求把学校办好，做到了“勇于公义，怯于私斗”。他的学生则分析他的性格说：“像他这样带有诗人气质和士大夫教养的人，宦海浮沉，注定失败！”是耶非耶？
注释：
〔1〕〔4〕《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3页。
〔3〕《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页。
〔5〕《南京大学史》“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章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何善川文：《走近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顾毓秀全集》第十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9页。
〔8〕罗家伦专题座谈会陶希圣的发言，载台湾《传记文学》十三卷一期。
〔9〕《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读《北京的莫理循》
？ 汤伏祥
莫里循为何许人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一条街道能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多么的巨大啊！可如今，大家对莫理循这个名字已经陌生了，“莫理循大街”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直到1919年才离开中国。
一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特别是他背叛了其哥哥光绪皇帝。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就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就在这个时候，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命袁为湖广总督，指示袁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清廷起用袁世凯肯定是迫于无奈。在起义面前，清政府已无善战的官兵可用了。袁世凯虽然告老疗养了两三年，但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声望在不断增加。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他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1910年，天津时闻报馆出版了一本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撰写的《袁世凯》。这本书对袁世凯有详细的记载与评价：“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2〕《袁世凯》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袁世凯现任何职？”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滕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在外国人眼中，袁世凯似乎就应该得到重用，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中国。这位日本记者还在书中责问道：“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西山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3〕这位日本记者虽然不免有夸大其辞之笔法，但在当时，袁世凯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与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对外宣布说自己“足疾未愈”。袁想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朝廷做出让步，让他全面掌握军权。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包括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共八个条件。随着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朝廷迫于无奈，最后只好向袁世凯妥协了。
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尽管莫理循此时正在热恋着蓓西，但袁世凯掌权军队后，他就狂热地投身于新闻报道中。他在11月13日发往《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的气派情形。他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而不断介入到了袁世凯的智囊团中，他和袁世凯的另一名追随者蔡廷干，一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袁世凯复出不久，他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要求保留君主制度，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显然不同意蔡廷干的主张，要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权。莫理循在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蔡廷干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与蔡廷干分析时局后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
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了袁世凯。过了些天，袁世凯就再次约见了莫理循。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在袁世凯那里，他受到了“热情而友好”的款待。袁世凯与他谈得十分融洽，当他们谈论到眼前的局势时，袁世凯认为只要再施加点压力，清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12月13日，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客人，前往汉口。此行，他已经完全充当了袁世凯的说客。他在汉口考察后写道：“民众死亡不多，但财产损失惨重；革命军秋毫无犯，清军却恣意淫掠。”他不相信如此的王朝还能保留下来，“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莫理循回到北京后不久，清廷的举动比袁世凯想象的还要理想，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袁世凯，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革命党领袖们也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愿意，袁当然会当选为首届总统。而此时，袁世凯却在摆弄假象，袁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彻底成了袁世凯的幕僚，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就在政治风云变化莫测的关键时刻，1912年1月14日，袁世凯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清政府和袁世凯私下做好了交易，朝廷将在四天内公布诏书，将政权移交民国……袁世凯将被委任执掌新政权。清廷及亲王们将从新政权中领取岁俸。就在清廷准备退位的最后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隆裕太后一面�